作者：陈文新

　　【大家】

编者按

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历史所孕育的优秀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传承和发展的根本，学习和掌握其中的各种思想精华，对于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大有裨益。刘永济先生是武汉大学历史上著名的“五老八中”之首，在古典文学研究领域涉猎之广、探索之深有目共睹，尤其在屈赋研究、《文心雕龙》研究及词学研究等方面声誉卓著。对于中国古代学术资源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他所做出的不懈探索至今仍具有启示意义。

学人小传

　　刘永济（1887—1966），字弘度，号诵帚，晚号知秋翁，斋名易简、微睇，湖南省新宁县金石乡人。幼承家学，耽习文史。16岁应湖南道试，以第一名入学。1906年至1911年间，先后在长沙私立明德学校、复旦公学、天津高等工业学校、清华留美预备学校接受新式教育。1912年至1917年客居上海期间，从朱祖谋、况周颐研习词学。1917年7月至1926年年底任长沙私立明德学校国文教员。1927年初赴沈阳任东北大学文学院教授。1932年7月被聘为武汉大学教授。1942年至1949年间，长期担任武汉大学文学院院长。1956年评为国家一级教授。著有《文学论》《十四朝文学要略》《屈赋通笺》《笺屈馀义》《屈赋音注详解》《屈赋释词》《词论》《宋词声律探源大纲》《唐五代两宋词简析》《微睇室说词》《文心雕龙校释》《唐乐府史纲要》《元杂剧考》《国风乐府合选》《唐人绝句精华》《宋代歌舞剧曲录要》《元人散曲选》及《默识录》等。

　　刘永济先生是一位学贯中西的大学者。他既受过传统旧学熏陶，也接受过新式教育，在学术造诣上深刻地体现出理论研究的自觉性，是当时西学东渐背景下一位真正的古典文学研究大家。

多闻阙疑

　　1887年12月25日（农历十一月十一日），刘永济诞生于资江源头夫夷江畔的金石镇（今湖南省新宁县城关金石镇）。新宁刘氏以“诗书继世”，形成了勤奋向学、酷爱读书的家风。正是在这样一种氛围之中，刘永济逐渐养成了喜读古书和爱好文学的习惯，这为他后来的治学和诗词写作打下了坚实根基。

　　1907年秋，刘永济考入上海吴淞的复旦公学，在那里度过了两年多的学习时光。1909年秋，复旦公学发生学潮，严复下台，马相伯做了公学监督，计划将学校改为法律专科，并改读法文。此举与在校学生的意愿相悖，由此引发抗议，刘永济遂和全班同学一起，自动离校。

　　1910年，刘永济考入天津高等工业学校，修习应用化学，为报考清华做准备。1911年夏，他如愿以偿，考入清华留美预备学校。同时考入的，除了他的老同学梅光迪外，还有吴宓、吴芳吉等人。

　　19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爆发，清政府转眼间土崩瓦解。清华留美预备学校虽未立即解散，但惶恐气氛弥漫于整个校园，不少师生仓皇离校。刘永济此时也奔赴海南岛，结束了他的新式教育生活。

　　其时，刘永济的四兄刘永滇正任琼崖道道台。刘永济到达海南岛不久，刘永滇宣布独立，拥护共和。从此以后，刘永济告别了清华留美预备学校，也告别了自己的学生时代。1913年秋，他虽曾一度赴长沙投考留学，但未被录取，便从此放弃了出国的计划。

　　六年的新式教育生活，开阔了刘永济的视野，也拓展了他的学缘。他与梅光迪、陈寅恪、吴宓、吴芳吉等人之间的友情，以及后来立身处世的风格和态度，与这六年的新式教育生活密切相关。

　　“在这短短的六年中，我学无所成，但影响我的却有几点：一、养成我自命不凡和自由散漫的习惯。二、灌输我革命的思想。三、广泛地粗略地具备些世界知识和科学知识，加强我读书的兴趣。”刘永济曾回忆道。

　　1917年7月至1932年7月，刘永济先在长沙私立明德学校任教，后赴沈阳任东北大学文学院教授。15年的教书岁月，奠定了他作为学者和词人的基本格局，也奠定了其家庭生活的基本格局，他文化保守主义形象和炽热的民族情怀，因自身与《学衡》主将梅光迪、吴宓的密切交往，和身处东北的特殊境遇，表现得尤为充分。

　　20世纪40年代，刘永济担任武汉大学文学院院长之职长达八年，书写了学术史上不可或缺的一页。那段岁月，武汉大学文学院名师云集，鼎盛一时，也成为后人了解刘永济学术地位的有效参证。

　　50多年过后，刘永济弟子、湖北大学周勃教授犹记恩师《临江仙》一词的发表经过——

　　“《长江文艺》1957年1月号以‘诗专号’面世，在全国文坛引起了颇大反响。当时我调入编辑部不久，躬逢盛事。编辑部同人都各自忙着，交给我的任务是到武汉大学中文系组稿，‘诗专号’要发表几首旧体诗，因此特别叮嘱要有刘永济、沈祖棻的作品。我先去刘永济先生家，在校时素闻弘老学风严谨，文格矜持，他的国学著作多达数十种，但获他同意出版的甚少。他保持着中国学界那种‘多闻阙疑，慎言其余’的古老传统。弘老正伏案工作，见我去了，非常热情，一边让座，一边搓着手说：听说你调回武汉了，这很好，这很好，以后可以多见面了。他是省文联副主席，作协理事，便问了许多文艺界的事，我趁势宣传起‘诗专号’，并提出惠赐词稿的要求。他一听便欣然应允，说时坐在书案前，一边轻声吟哦，一边展纸挥笔，很快写好了。我接过来一看，是用蝇头行楷抄的：

　　临江仙·抒怀

　　检点心魂清净了，春光重豁吟眸。百年过半底须愁。河山皆锦绣，人物足风流。明日欢欣何处是，百花齐放梢头。好开怀抱乐时休。人生归有道，此外更何求。

　　我读着，弘老一边解说着，‘这是我65岁时写的，检讨了我一生的认识……’接着他便谈起了他的经历，由参加辛亥革命到支持东北大学学生抗日热潮，由抗战胜利谈到国民党的腐败，由‘双百’方针谈到党的英明、伟大。弘老为人严肃，平素寡言少语，我常问业时，他总是切题讲解，从没有像今天这样罄腹而谈。‘人生归有道，此外更何求’，当时我想这是‘双百’方针的贯彻，激发起老一代知识分子将自己完全融入今天的社会，融入祖国的事业中去了。我告辞出来，弘老一直送我到门外，招手告别。他那高大的身躯，瘦削的面庞，向后梳拢的大背头，在冬日阳光下，显得精神矍铄，气度清标。”

　　——周勃：《永忆师节师风》

　　周勃记忆中刘永济的这幅剪影，为我们留下了一个为传承传统文化事业而奋斗终生的文化学人形象。

兼顾三途

　　刘永济以古典文学专家知名于世，其屈赋研究、《文心雕龙》研究和词学研究尤为世所重。

　　刘永济所说的屈赋，今人多称楚辞或屈骚。从辨体的角度看，屈原所作乃诗人之赋，属于诗的范畴，汉人所作乃辞人之赋，介于诗文之间，两者的文类差异是鲜明的；从溯源的角度看，屈原之作源于六艺之赋，而屈宋之作又为汉赋之祖，所以，称屈原的作品为屈赋，也有充足的学理依据。对于这两层脉络，刘永济《文心雕龙校释》卷上《诠赋第八》有清晰而准确的分疏，并不偏执一端。

　　刘永济屈赋研究的主要成果有《屈赋通笺》《笺屈余义》《屈赋音注详解》《屈赋释词》，特点是兼顾“义理、考据、辞章三途”。

　　在义理方面，刘永济以知人论世作为基本的研究方法，提出了三个意味深长的判断：屈原名下的作品出自屈子“一家”之手而非屈原一人之手，不过，即使是那些屈原追随者所做的屈赋，也是揣摩屈原的心理状态和生存状态而写出来的；屈原是一个有着特殊的楚国贵族身份的诗人，他具有强烈的家族血缘意识，视自己的宗族和楚国为一体；《九歌》兼有客观叙事与主观抒情两面。

　　刘永济的屈赋考据，包括两种类型。第一类偏于人文性的阐发，常常并无铁证，如关于屈赋作品的认定和部分字句的改动，一方面对读者多有启迪，另一方面也不时招致商榷；第二类则以科学性见长，包括屈赋的审音、训诂、语法研究等内容，他的几个主要成果，如《屈赋通笺》各卷的“正字”“审音”“通训”各节，以及《屈赋音注详解》《屈赋释词》两部专书，集中显示了他在考据和语言学方面的深厚造诣。其屈赋研究得到闻一多、游国恩等大家的激赏，主要是在第二个方面。

　　在刘永济看来，屈原之“自铸伟辞”主要包括两个层面：楚国“固有文化”为屈原创作“伟辞”奠定了丰厚基础；屈原所铸“伟辞”为中国文学树立了新的坐标。刘永济论屈原所读之书“有出于孔子删定之外者”并由此透视涵育了屈原的社会风尚、文化氛围，论屈赋所开创的新的抒情境界及其景物描写的文学史意义和多样化风格，拓展了屈赋研究的视野。

　　黄侃《文心雕龙札记》、范文澜《文心雕龙注》、刘永济《文心雕龙校释》和杨明照《文心雕龙校注拾遗》一向并称为20世纪“龙学”的四大奠基之作，享有崇高的学术地位。刘永济是武汉大学开设“汉魏六朝文”课程的第一人。他为《国立武汉大学一览》撰写的介绍有云：“本课详述汉魏六朝文体之流变，诠品当时作家之异同。论理以《文心雕龙》为主，而参以他家之评骘；选文以彦和所标举者为本，而补以《文心》所未及，俾诸生得欣赏其艺术，而抉择其高下。”

　　所谓“论理以《文心雕龙》为主，而参以他家之评骘”，即《文心雕龙校释》，约12万字；所谓“选文以彦和所标举者为本，而补以《文心》所未及”，即《文心雕龙征引文录》，约28万字。《文心雕龙校释》和《文心雕龙征引文录》都是刘永济讲授汉魏六朝文学的教材，属于断代文学史，这一事实显示了《文心雕龙校释》的文学史特性。以文学史眼光读《文心雕龙校释》，而不是仅仅视之为文论著作或文体学著作，可以对这部名著的深湛之处有更多发明；而今人在撰写文学史时，尤其是在撰写隋唐以前的文学史时，倘能适度吸取《文心雕龙校释》的成果，无疑有助于内容的丰富和品质的提升。

贯通圆融

　　刘永济的古典文学研究范围并不专限于一朝一代，而是显示出博古通今、贯通圆融的学术特色。

　　《文学论》是刘永济最早出版的一部学术著作，也是20世纪初较早问世而又较有影响的现代意义的文学理论著述。刘永济主张中西文化融合，故以“参稽外籍”“比附旧说”作为《文学论》的著述方略。他虽然承认“感化之文”“学识之文”都可以纳入文学之中，但更为重视“感化之文”。《文学论》已初步确立中国文学批评史的核心理念与格局，对郭绍虞后来的研究产生过直接影响。刘永济在中国古代学术资源的现代转化方面所做的探索至今仍有其启示意义，而其在中国文学批评史领域的开创者地位尤其值得大书一笔。

　　《十四朝文学要略》原为刘永济在东北大学任教其间的讲义，1928年9月至1929年9月以《中国文学史纲要》之名在《学衡》第65期、68期、71期连载，1945年由中国文化服务社结集出版，更为今名。《十四朝文学要略》与20世纪主流文学史的视野之异，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对民间文学在文学史进程中的作用，二是对外来影响在文学史进程中的作用，三是对汉赋和骈文等中国文学中的特有文体的文学史地位。以上内容，刘永济均在《十四朝文学要略》中有富于个性的评估和叙述。

　　《唐人绝句精华》编选于1959年至1963年间，与刘永济早年在东北大学所撰讲义《唐乐府史纲要》颇有渊源。刘永济对清代神韵说在诗学发展脉络中的地位及诗学背后的社会人生境况做了言简意赅的阐释。他所选唐人绝句兼顾了具有神韵美感的诗和虽不符合神韵旨趣但却有其独特长处的作品，例如杜甫、杜荀鹤的诸多绝句。刘永济的“释”，即作品解读，既长于知人论世，又长于掘发文心，其注释简明准确，也是一个显著优点。

　　刘永济的曲学研究，主要成果包括《宋代歌舞剧曲录要》《元人散曲选》。《宋代歌舞剧曲录要》聚焦于歌词，而对歌词的考察又集中于三个方面——即歌词的唱法，歌词是否能够表现完整的故事，歌词是叙事体还是代言体，这充分展现了他清晰的戏曲史视野。《元人散曲选》是刘永济散曲研究的主要成果，他从“风会”入手，在与诗词的对比中，准确揭示了散曲的文类特征及其形成原因，具有显而易见的文学史意义。

　　1925年4月，刘永济在《学衡》第四十期发表的《说部流别》，是他唯一有系统的小说研究著述。他尊重不同类型小说的特点，对于“两汉六朝杂记小说”“唐代短篇小说”和“宋元以来章回小说”，用不同的标准加以衡估。而他丰厚的学术积累和对于中国古代各种文体的深入研究，也有助于他对小说作品做出睿智的评鉴。

　　综上所述，足见刘永济先生作为古典文学大家的不同凡响之处。如果要对刘永济的学术气象做一个大体描述，我眼前呈现出的是这样一幅图景：大江东注，沧海潮起，足以吞吐日月星辰。

　　作者：陈文新，武汉大学文学院教授、长江学者，著有《刘永济评传》《中国文学流派意识的发生和发展》《集部视野下的辞章谱系与诗学形态》《明代文学与科举文化生态》《文言小说审美发展史》《传统小说与小说传统》《明清章回小说流派研究》《中国小说的谱系与文体形态》等，主编的《中国文学编年史》以立体的方式呈现了数千年中国文学发展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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