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若玲在《人民论坛》撰文指出：我曾对《清代朱卷集成》记载的有清一代近八千份朱卷作者之家世进行统计，对科举造成清代社会流动状况进行估算，得出如下结论。

　　科举是促进清代社会流动一条公平且重要的渠道。调查发现，有12.69%来自上三代无任何功名或官阶之布衣家庭、20.84%来自上三代均为平民（含生员）之家庭的举子，借着科举实现了自身乃至整个家族的向上流动，说明科举使社会阶层得以重新“洗牌”，使门第力量日渐式微，让真正的人才出人头地。

　　姻亲和母系家族对于举子提升社会阶层几无助力。根据统计，出身于上三代均无功名之布衣家庭的举子中，七成以上的岳父和八成以上的外祖父亦为布衣（在岳父或外祖父有功名的其余举子中，不排除有一部分是世家姻亲或权门显贵而家道中落者后裔），这样高的比例除验证了古代联姻讲求“门当户对”外，也说明借助姻亲或母系家族力量实现阶层升迁的人数比例是非常小的。

　　尽管举子向上流动的机会城乡差异很大，但家世比居住地对社会流动的影响更大。对不同省份举子的城乡分布统计表明，城市经济较发达的东部沿海省份如江苏和浙江，或以满人为主的八旗，举子上升机会的城乡差异甚大，而在农业经济较发达的内陆省份如安徽、湖南等，举子上升机会的城乡差异要小许多。而山东、河南、山西等是自耕农比较发达的地域，属于社会优势阶层的地主多散居乡间，故乡间中举者比例较高。这说明有资格读书应举、借科举而上升的，大多限于不必依劳力为生、有一定经济基础的地主阶级或经商家庭，举子无论居处热闹的都市，抑或僻壤的乡村，只要有读书应举的条件，便皆有脱颖而出的可能性。（齐文超摘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