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中仕

　　人类在早期的蛮荒年代，惊悚于大自然的神奇伟力，出于求生求命的本能，生发出诸多的自然崇拜和原始祭祀，其中，过年就是最为摄魄的祭祀活动之一，并对人类的人化（社会化）起到了重要作用。

　　先看何谓“年”？《说文》：“年，谷熟也，从禾千声。”“五谷皆熟为有年”（《谷梁传·桓三年》），即便从“瑞雪兆丰年”这句俗语中也能明白几分——年者，丰也。毫无疑问，丰年饱食定是远古先人的最大期盼，这就涉及到怎么求得的问题。显然，远祖们只能求助于老天、跪求于鬼神，进而就有了远古祭祀，有了古籍上记载的所谓“腊祭”：“岁十二月合聚万物而索飧之也”（飧指鬼神享用祭品），“是月也，天子乃祈来年于天宗”（《礼记·郊特性》）。腊祭的根本目的是对去年神佑的报答和对来年丰收的期盼。天子祭天，老百姓则“窃食祭其先人”（《艺文类聚·卷五》），慎终追远，祈求祖先保佑，家人团聚平安。倒过来讲，先人正是匍匐于大自然威力下、战栗在原始祭祀中，才生出“畏”（敬也）之心、“礼”之仪、“人”之性（向善、感恩）。

　　从人类学讲，世世代代就是在这种年复一年的敬畏中进化人性的。

　　小时候在苏北农村过年还是年畏十足的。首先，送灶前就要彻底大扫除，换洗衣被，剃头修面，家里家外，大人小孩，弄得清清爽爽，干干净净，否则，家里脏兮兮的，就得不到“灶神爷上西天——一路好好”的美言关照。随后几天，便陆续采办年货。到年三十，主妇很早就开始弄中饭，家里的男主人则准备祭奠物品，也就是将一叠灰纸剪成方正的几块，再打散开放在火盆里，然后把堂屋里的方桌抬到正中间，周围放四条长凳。等菜炒好后，便端上四样或八样，摆好酒杯筷子，就开始烧纸了。我印象中，烧纸时有时不说话，有时会说——可能是有所求才说的，无所求就不说了。后来，祖宗的牌位早不知去向了，也就是对着桌子（拟着祖宗在用餐），家里所有男性一字排开，从最年长开始磕头，所有女性都不磕。磕完头后，主妇会将桌上所有东西撤回厨房，清洗杯筷，菜回锅一次。之后，重新摆筷上菜，全家人就开始吃年饭了。这和2500多年前《论语》里记载的“祭于公，不宿肉。祭肉不出三日”（公家的祭肉当天就要吃掉，自家的祭肉留不过三天）差不多，即年饭兼作祭品，先请祖先享用，随后子孙再接着吃。从这里可以看出，中华民族自古就很讲究实用理性，一饭两用，从不浪费。

　　年饭后，就准备年初一的事了。第一，还是男女分工，男的准备夜里烧的火，要选最好的木柴，并劈成小块，既容易烧，又烟少；女的则要包好初一早上吃的饺子，且准备好中午吃的饭菜（原料），之后就把菜刀收藏起来（初一不能动刀子）。第二，前面这些事情做完，就再次搞卫生，因为第二天是不能动扫帚的（寓意不能将家财往外扫）。第三是教育孩子晚上要少喝水，夜里不要起来小便，并且睡觉要用衣服将头蒙上，就是说，除夕夜里不能看到东西（到现在我都没搞懂为什么）；早上起来不能说话，不能串门（可能怕孩子会说一些不吉利的话），少走动，万一不小心将碗之类的东西摔坏，大人会立马补上一句“岁岁（碎碎）平安”；睡觉时，鞋子要面朝下卡过来放（以防虫子跑进去）；早上醒来第一件事是将前天晚上放在床头的糕糖吃掉……

　　总之，从年三十到初一，两天一夜，氛围神秘，大人小孩神情肃穆，特别是使得孩子完全处于既兴奋又畏惧之中。

　　这番过年景致，与上世纪二十年代鲁迅著名小说《祝福》所展示的水乡鲁镇过年画风颇为神似：年上家家户户忙得团团转的就为一件事——祝福——“这是鲁镇年终的大典……杀鸡，宰鹅……煮熟之后，横七竖八的插些筷子在这类东西上……五更天陈列起来，并且点上香烛，恭请福神们来享用……”而且忌讳很多，“当临近祝福时候，是万不能提起死亡疾病之类的话的，倘不得已，就该用一种替代的隐语。”

　　随着由农耕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转换，人口流动加快，农村人气渐黯，现今的过年已很难找到对人性淬化起重要作用的那份敬畏了。如果一点年畏都没有，人的敬畏之心淡化了，年的功能将严重丧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