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全国人大代表、中车青岛四方机车车辆股份有限公司转向架分厂钳工首席技师郭锐接受记者采访。新京报记者 侯少卿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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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日，全国人大代表、“钳工状元”郭锐接受新京报专访时表示，他最关心的是高技能人才的培养议题。他建议，在现有国家科学进步奖的基础上，增加省、自治区、直辖市层面的科学进步技术奖的工人、农民获奖比例，调动广大工人、农民一线工作者的创新积极性。

　　高技能人才成果申报渠道比较窄

　　新京报：这是你第一次当选全国人大代表，得知自己当选后惊讶吗？

　　郭锐：挺惊讶，我是1月31日晚上得知自己当选全国人大代表的，当天晚上我同事在朋友圈里转发山东省的全国人大代表名单，看到以后我才知道自己当选了，非常高兴。我觉得全国人大代表的评选非常严格，自己还有很多需要努力的地方，没想到自己会当选。

　　新京报：从1月31日到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开幕，一共一个多月，你做了哪些履职准备？

　　郭锐：我觉得，平时自己在工作、生活方面的积累，发挥了很大作用，我本身就是生产一线的，天天跟一线工人在一起，非常了解一线工人的所思所想，非常清楚我们一线工人的诉求。

　　新京报：上会以后，你最关注的是什么议题？

　　郭锐：关注的议题很多，比如民生方面的议题。不过，我最关心的还是高技能人才的培养。

　　新京报：这次大会准备提出哪些议案、建议？与高技能人才有关吗？

　　郭锐：我今年准备提出一个跟高技能人才培养有关的建议，随着制造业的发展、强大，高技能人才在岗位上所做的贡献就越来越多，也会有一些成果，但是高技能人才成果申报的渠道比较窄。我建议在现有国家科学进步奖的基础上，增加省、自治区、直辖市这个层面的科学进步技术奖的工人、农民获奖比例，调动广大工人、农民一线工作者的创新积极性，更好地激励技能人才不断创新，更好地为产业发展服务。

　　生产中遇到问题想不明白不下班

　　新京报：有媒体称你是“蓝领状元”、“钳工状元”，你是怎么当上状元的？

　　郭锐：我从小就喜欢动手，后来通过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并且有一种吃苦耐劳的精神，再通过不断地锻炼和学习，在技能方面取得了一些成绩，获得过青岛市的四届钳工状元。

　　新京报：第一次参加技能比赛是什么时候？

　　郭锐：第一次是2002年，25岁，获得了青岛市的第二名。钳工的技能比赛操作技能的考试占70%，理论知识占30%。考核的不仅是锯削、挫削、钻孔、扩孔等基本技能，更重要的是考核工艺技能，能不能把自己的工艺路线、先进操作法施展出来，比赛的每一分钟都很重要，争分夺秒。比赛时经常听到有的选手手抽筋了，或者是体力不支，想要放弃了。

　　新京报：你为什么会选择钳工这个职业？

　　郭锐：我父亲也是钳工，30年前，家里用的桶、盆很少有塑料的，经常是找一块铁皮的边角料自己打。我父亲有时候就手工给家里做一个盆，或者做一个桶。他做的时候，我就蹲在旁边看，一边看一边问。有一天我父亲出门了，我就用他的工具，做了一个小桶。我父亲回家一看很惊讶，说质量还不错。我后来选择钳工，也是受家庭环境的影响。

　　新京报：初中毕业以后你选择了技校，家长支持吗？

　　郭锐：当时的社会环境，工人的价值感和社会导向并不是特别好，一般的家长都希望自己的孩子最好别当工人。我父亲开始不同意，可我很坚持，他后来还是同意了。

　　技校毕业我就进工厂了，19岁，学徒工。当时都是跟着师傅学习，我的师傅50多岁，是厂里的技术大拿，所有工人对他都很崇拜。他要求非常严格，经常教导我必须有钻研的精神，必须有精益求精的精神。

　　新京报：19岁进厂，25岁参加技能大赛拿了第二名，也就是说，从学徒工到技能人才，你用了6年时间，怎么做到的？

　　郭锐：其实也没什么特别的，就是要比别人多想多干多琢磨，不能怕苦怕累。当年住单身宿舍，几乎每天都泡在工厂里，早上7点半上班，我一般7点之前就到了，下班以后也经常待在车间里。同等情况下干一个产品，别人可能两个小时干完了，我两个小时也能干完，不过我会更加追求产品的品质，让自己做出来的产品成为精品。生产过程中如果遇到了问题，可以当天解决，也可以明天或者后天解决，我肯定要在当天解决，想不明白就不下班。现在回想，正是这种工作习惯，更好地锻炼了自己的创新能力和解决技术难题的能力。

　　工匠精神高技能人才队伍不可少

　　新京报：你参与了和谐号、复兴号的研发和生产，具体负责哪些工作？

　　郭锐：我主要是从事转向架生产，转向架也就相当于我们汽车的底盘，上面叫车体，下面叫转向架，一个车体前后各有一个转向架，把车体落在转向架上，转向架、车轮与两条平行的钢轨进行滚动。

　　转向架虽然看着比较小，但是几乎所有的轴承都集中在这儿，比如轴箱轴承、齿轮箱的轴承，还有制动装置、电机、驱动装置等等，都是在这个转向架上，所以转向架既是行走部分，也是一个驱动部分，对技术的精度要求很高，装配精度需要控制在0.04毫米以内。

　　新京报：转向架最开始生产的时候遇到了哪些难题？

　　郭锐：和谐号当时是和日方合作，第一个转向架是在日方的指导下完成的。复兴号可是我们中国自主创新的产物，是“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迈进的成果。

　　生产复兴号的时候，原有的和谐号转向架的工艺装备，不能满足新设计的复兴号的需求，所以我们在和谐号的基础上，重新研发了一些工艺装备，来满足复兴号的装配质量，这个过程中也遇到了一些难题，不过都克服了，我们技能工人的创新能力也得到了展示，日方专家来参观的时候，竖起大拇指说：“你们很厉害”。

　　新京报：这次来京开会，是不是乘坐了和谐号？

　　郭锐：是啊，跟一些代表一起坐高铁来的，代表们在车上问我，小郭，这些车是不是你们生产的？我说是啊。他们就说，这个车现在真好，坐着真舒适，尤其近途的时候，坐着真方便。我就感觉特别自豪。

　　复兴号现在奔驰在祖国广袤的大地上，我们高铁工人在最初的时候实际上也是经历了很多挫折，遇到了一些难处，但是我们挺过来了。

　　新京报：你怎么看中国蓝领工人的未来？

　　郭锐：我相信中国制造业的前途非常广阔。如果要让更多的中国品牌成为世界品牌，除了要有一支好的研发团队，同时还应有一支心怀工匠精神的高技能人才队伍，来支撑高质量发展，所以，中国蓝领工人的未来前景很美好。

　　■ 人物简介

　　郭锐 全国人大代表、中车青岛四方机车车辆股份有限公司转向架分厂钳工首席技师、中车首席技能专家，参与和谐号、复兴号的研发和生产，是转向架领域的“钳工状元”，他和他的团队手中装配出的高速动车组超过1000列，已安全运行超过16亿公里。

　　新京报首席记者 王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