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午3点半，放学时间未到，家长已匆匆分赴各小学门口等待接送，学生纷纷涌出课堂辗转于托管班、培训班……这一情景被称为“3点半”现象。

　　如何破解过早放学引发的种种难题，给学生减负，给家长松绑，同时给教师添动力？正在召开的全国两会上，这成为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讨论的热点之一。

　　校内减负，校外增负

　　放学过早这一问题其实由来已久。

　　据了解，1990年6月4日，国家教委发布的《学校卫生工作条例》中明确规定：学校应当合理安排学生的学习时间。学生每日学习时间（包括自习），小学不超过6小时，中学不超过8小时，大学不超过10小时。于是，小学生在校时间不得超过6小时，逐渐成为学校的“常规”。

　　但这一“减负”福利，也渐渐衍生出一些问题，比如接送孩子便成了河北家长姜雯（化名）的一大难题。作为双职工家庭，姜雯最初只能每天下午3点半偷偷溜出单位赶去学校接上二年级的孩子，然后把孩子带到单位。“但这样影响不太好，既影响同事工作，也影响自己工作。”现在，姜雯则把在老家的婆婆接到了家里，负责孩子的接送。

　　尤其让北京妈妈马阳（化名）担心的是，很多校外托管、培训机构收费高但并不靠谱，“因为班上都是混托，不同孩子在一起矛盾多，而且托管班教师的水平没学校教师好，有时会给孩子一些误导，不放心。”

　　究其原因，全国人大代表、宁夏银川市二十一小学校长马恒燕认为，“3点半”现象既是家长工作与学生在校学习的作息规律有冲突造成的，也与很多社会因素、环境因素有关。 “下午提前放学，学生本可以做自己感兴趣的事情，但由于没有家长的陪伴，要么被交给校外托管机构，要么由爷爷奶奶照看，也滋生了很多社会问题，会引发社会办学机构乱收费、恶性竞争等情况，会造成老年人无法安享有质量的晚年生活，让家长无法安心工作，让孩子安全无法保证、课外负担陡增等，这是关乎人民幸福的大问题。”

　　“3点半之前，是孩子在校学习时间，责任在学校；3点半之后，是孩子在家生活的时间，责任在家长。由于分工、作息时间的不匹配，家长没有办法接孩子，造成了很大困扰，带来了成长中的烦恼，发展中的困难。”此前，教育部部长陈宝生在全国政协十三届一次会议开幕会结束后的“部长通道”上接受采访时表示，“3点半”现象成为年轻父母和整个社会关注的一个难题，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国教育发展特定阶段的产物。

　　“校后托管”考验教师

　　事实上，多地早已开始行动来破解这一难题。

　　比如为解决“3点半”问题，南京于去年率先实行“弹性离校”制度，即到了放学时间孩子可以弹性离校，学校做出安排进行托管。全国人大代表、江苏省教育厅厅长葛道凯说，最近一南京媒体对1万人的抽样调查表明，对这一制度的赞同率达98.8%，现在还有其他几个城市都在调研酝酿实施这一制度。

　　上海规定中小学校“校后服务”要做到百分之百全覆盖，服务的时间是下午3点半到5点，对参与这项服务的教师在效益工资方面给予倾斜；北京规定下午3点到5点期间是“校后服务”时间，主要内容是开展课外活动，每个学生每年补助700~900元；广西探索利用社区资源来解决托管问题的路子。

　　陈宝生介绍，目前已有25个省份制定了符合各省实际的政策措施，经过这1年多的实践，已经摸索出了一些比较可行的解决方法。接下来，教育部门将总结、推广成功经验，并和有关部门协商解决“3点半”难题涉及的相关政策问题，“比如放学后，教师的时间就成了备课、批改作业、学习提高的阶段。下午3点半到5点托管孩子，教师的劳动时间就加长了，负担就加重了。这个问题怎么解决？涉及的相应的成本怎么分担？这是我们下一步要进一步解决的问题”。

　　这也是北京某小学教师郭银（化名）所关注的。据郭银介绍，其所在学校每天下午3点半放学，但约90%以上的学生并没离开学校，而是参加学校组织的“校后1小时”课堂，包括魔术、冰球、机器人、舞蹈等内容，“这些都算是兴趣班，学生自愿参加，无需交任何费用。当然，教师放学后就要来带兴趣班，完全是‘义务劳动’，不算工时，无任何补偿，有些年轻教师为了增加资历愿意来上课，但有些有家室的教师不愿意来上课。”

　　据了解，部分学校为解决学生托管问题，引入外聘教师、培训机构来上兴趣班的课。郭银所在的学校也曾如此，“但第三方流动性大而且教学质量不如本校教师，为了学校、学生的长远利益，本校的教师有的还是愿意来上课，而这无形中也增加了教师的压力。”郭银说。

　　破题需多方合力

　　如何破解过早放学引发的种种难题？多位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认为，这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多方合力来完成，不能把所有包袱甩给学校。

　　不过，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十二中校长李有毅建议，有能力的学校可以尽量组织校内托管，“但这需要齐全的配套，比如师资。教师是教育的‘最后1公里’，我们既要鼓励有兴趣有意愿的教师去带兴趣班，同时也要在工资上给予倾斜，因为校内托管肯定会占用教师其他工作时间，加重教师的负担和任务。”

　　马恒燕认为，没有校内托管条件的，如果家长能提供陪伴的话，“还是鼓励把孩子接回家去，家庭比较近的还可以让同龄孩子结伴活动。亲情，友情，是填补‘3点半’空档的最好选择。”

　　“很多培训班其实是没有必要的，考试竞争引发家长们的过度焦虑，很多家长把学业成绩优势归因于各种补习与训练，他们以过高的期望、让学生参加各种辅导班、购买大量教辅资料等方式，不惜代价增加学生的课业负担。”全国政协委员、华东师范大学副校长戴立益认为，部分教育培训机构在经济利益驱动下，利用设置灵活、授课多样、宣传广泛，误导并加剧了这种盲目报班的冲动。

　　因此，戴立益建议推行负面清单，让民非教育培训机构走向规范有序。各级教育行政部门通过合力统整，就民非教育培训机构设置、举办者和办学者的从业资格、自由教师身份认定与从教资格考核、盈利收入与有关租借场地的公司分配取利等内容建立负面清单，从源头上遏制和堵住乱办班和乱办学的问题。

　　“应聚集学校、社会、家庭三方力量，以孩子为中心，着眼于健康成长，全面发展和个性培养。”马恒燕认为，政府可以提供资金支持，根据各地各校情况因地制宜地通过学校、社区、教育机构共同制定方案，解决这个问题。

　　本报北京3月6日电

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见习记者 孙庆玲 记者 李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