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地处岭南，很早便与东南亚各地保持着密切的商业往来。据历史文献记录，明朝政府当时在广州设立了三十六行，统管广州贸易，而到清朝时，则演变为十三行。随着广州商业的不断发展，广州也形成了独特的商业文化，其中又有不少内容与慈善事业密切相关，比如善堂。

善堂指的是育婴堂、养老院等慈善机构。这些慈善机构大都由各地的头面人物出资兴建，用于解决当地穷苦人家的生活问题，比如抚养孤儿、抚恤鳏寡等。

总的来说，广州的善堂具有两大特点：

第一，从发起人员看，具有明显的绅商特色。广州的善堂之所以发达，是因为商业发达。诚如上述，政府救济的缺失，给了民间商业进入慈善领域的机会和空间，同时又由于底层人民没有足够的财产来支持他们兴办自己的慈善机构，因而这种重任只能交由具有雄厚资金的商人和具有较高社会名望的乡绅完成。

广州的善堂成立之初多是由当地有名气有财力的绅商举办，资金多来源于捐款，包括倡建者捐款和社会捐款。如崇正善堂，是由银号商人陈惠甫、华侨商人陈启沅等创办的，其章程明确规定了：“堂内同人凡创办善事俱归商人料理。”广仁善堂的经费则主要由七十二行捐助而来，其规定：“凡有捐款至十元以上者俱为堂内同人，可以随时公举当总协理之职，办理堂内各事。”

第二，从运作机制来看，善堂具有明显的商业性质。以九大善堂为例，善堂成立之后，其运用商业化的运营方式来经营，兼顾募捐和理财。一方面，善堂利用余款购置产业，如田地、店铺和住房，收取田租、房租和利息，实行“以土养息”。另一方面，善堂将一部分闲散资金存入商号、钱庄或典当行，收取较高的利息。然后用租金和利息支付善堂的各项开支，而本金不动，以此“发典生息”。由此，善堂建立起了商业化运作的慈善机构，利用商业的附息来经营，大大地减轻了绅商的压力。

第三，从资源吸纳看，善堂具有很强的民间互助色彩。广州的善堂是由绅商合作举办的，其在成立之初吸收了同行和平民的资金。

首先，关于同行间的互助，主要是行业内的互助。如1907年春，广州地区大闹饥荒，粮食欠收导致米价骤增，贫困人民食不果腹，并由此产生了烧杀抢夺的恶性事件，为此，九善堂联合香港东华医院在爱育善堂开办了平粜公所，购入大米5000多万斛缓解灾荒。另外，作为跨越血缘关系的商业性慈善组织，当同行商人有困难需要进行救助时，善堂也会运用其商业资本加以资助，帮助他们渡过难关。

其次，关于对贫民的救助，则分散到赈灾、恤孤、教化等各方面。比如广行善堂的善举包括“宣讲惜字、育婴、赈饥赠药、施棺掩骼、设桥、赠种洋痘”，爱育善堂的济贫活动集中在“开设义学、施药施棺、捡拾腐骼、栖养废疾诸善事”。这些救济活动涉及生活的方方面面，给予了贫民一定的生活保障，因而获得了底层人民的肯定。同时，善堂作为政府传情达意的中介，又将政府的关怀传达出去。这有利于维护社会基本的伦理结构，维护社会稳定。

所以，善堂是一个具有商业性质的慈善机构。它作为政府与平民的媒介，既向上传达了底层平民的慈善诉求，又将政府的关怀传达下去，在扩大自身影响力的同时，又维护了社会的稳定。

善堂文化在广州生根发芽，至今依旧留存。其中最明显的是两项：

第一，商业运作的运用。广府文化中的慈善元素有一项重要内容就是商业。这一项内容在广州慈善事业中从未丢失。相反，在现代，这一项元素不断放大，成为主要内容之一。比如，广州的慈善事业经常以商业为运营手段，发达慈善效果。所以，广州打造了慈善商业街道，搞了慈善商家，开展了慈善义卖、义演活动。而且，最有意思的地方是，广州的慈善组织还有很成熟的品牌化运作经验，比如有的机构搞了一套相对完整的VI系统，从宣传册、网页、标识、吉祥物等。而且，它们还善于开展品牌推广活动，除了积极开展网络推广以外，还大力推进落地宣传，甚至带着人偶参加大型展会活动。

第二，互助的普及。广州市是有深厚的民间慈善基础的一个城市，社区内的互助屡见不鲜。广州市大同社会工作服务中心扎根海龙街农转居社区，发起了社区老伙伴——农转居长者互助计划。该项目的主要内容是在中心义工带领下，发动“社区老伙伴”，让社区的低龄长者行动起来，为高龄、孤寡、独居长者策划季度生日会、歌唱等康娱活动，增添晚年生活的色彩。同城互助在广州也并不鲜见。比如，2016年的“寒冬送暖”活动的内容是由一名广州市民认购一份利是封，爱心企业相应认捐一份利是封。爱心企业认捐的利是封的内容包括一张柔丝被、一个电暖器或暖水袋、一箱寿面。利是封赠送的对象是孤寡老人。这也是典型的互助型慈善活动。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提出：我们要“不断增强意识形态领域主导权和话语权，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笔者以为，我国在推动慈善事业发展，吸收世界各国先进经验的同时，也要结合本土传统文化，以创造出中国特色的慈善事业发展新路径。在这方面，广州市的经验值得借鉴。

（作者系华南师范大学讲师；华南师范大学本科生）

■褚蓥杨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