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移风易俗系列报道（三）

浙江大学校友集体婚礼，一对对新人合影。 哲季 摄

　　2017年12月，福建省福州市通报了晋安区寿山乡干部李发凎违规收受人情礼金问题。2015年7月，李发凎的父亲去世，李发凎与其家人在寿山乡上仑村大操大办丧事，大范围邀请以往在婚丧喜庆中无人情往来的寿山乡各村干部。其间，李发凎还违规收受5名下属礼金合计2500元。

　　违规大操大办婚丧喜庆事宜并借机敛财问题，在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通报曝光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中最为突出。中央八项规定出台5年多来，全国各地大批党员干部因此类问题被查处。

　　欲过“人情关”，先正“人情观”。

　　党员干部带头大操大办婚丧喜庆等事宜，加剧歪风陋习的发生与形成。改进作风，必须首先抓好党风，以优良的党风带动社风民风，从而让社风民风回应党风。党员干部党风好、作风好，方可行得正、站得直，带领人民群众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作为“关键少数”，既是移风易俗的领导者、推动者，又是实践者、示范者。

　　1 “上行下效”的陈规陋习

　　作为党员干部，在组织提醒后仍不听劝阻，违规操办“乔迁宴”并收受礼金，受到党纪处分——江西省萍乡市湘东区原区委委员、白竺乡龙台村党支部书记陈继萍如今为自己的行为后悔不已。

　　2016年11月16日，陈继萍向乡纪委递交了拟操办“乔迁宴”书面申请报告，未获批准。但陈继萍仍违规分批操办了“乔迁宴”，共设宴30桌。其间，违规收受127名管理服务对象礼金共3.28万元。这些人中，既有村组干部及村民，也有企业主，还有23名低保户、五保户，在社会上造成不良影响。

　　2017年2月23日，经萍乡市纪委批准，湘东区纪委给予陈继萍党内严重警告处分，责令其退还违规收受管理服务对象的所有礼金，并将该案在全区通报；3月13日，湘东区委研究决定免去陈继萍区委委员职务。

　　在一些地方，婚丧嫁娶、盖房上梁、买房乔迁、店铺开张，升学做寿，等等，都可成为宴请的名目。原本，亲朋好友、街坊邻居之间因人情往来互送礼金，乃人之常情，风俗使然。但随着人情风俗异化，名目越来越多，人情礼金暴涨，习俗变成了陋习。

　　县、乡（镇）及村干部大操大办红白喜事，甚至借机敛财，成为误导农民群众人情往来观的重要因素之一。上行下效，一些农民群众觉得，只有多送礼多请客，才能融洽与亲朋好友甚至是与身边干部之间的关系。

　　一些农村基层干部奢靡浪费、浮华铺张的作风，树立了“坏榜样”，在农村群众间造成了坏影响。“他们是村里的干部，他们家结婚摆几桌，我们就跟着他们摆几桌，紧跟步伐，拉近点距离嘛！”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某村村民小丁告诉记者。

　　一些基层党员干部对异化的人情来者不拒，有的商人就选择“放长线钓大鱼”。西北某县一名姓李的商人对记者分享自己的“生意经”：“和管项目的官员交朋友，要细水长流，平时不管他有什么事，咱都多送人情礼金，让他成为咱的好哥们，全力帮咱办事。”

　　2 收了不该收的“人情”拿什么还

　　然而，“出来混总是要还的”，有的党员干部拿了不该拿的“人情”，拿什么来还？最终还是放弃了党性原则。

　　河南省开封市原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李森林落马后，在忏悔书中，对所谓“人情”说得较为透彻：“现在，逢年过节送钱送物仿佛成了潮流，送礼者都是那么理直气壮。所以，躲得了今天，躲不过明天；躲得了这个人，躲不过那个人；躲得了下级，躲不过同级甚至上级……我觉得自己就是被‘人情往来’面纱下的铜臭熏倒的。”

　　善恶之习，朝夕渐染，易以移人。作为社会中的成员，党员干部也难逃“人情债”。浮华的人情社会往来，也影响了党员干部的三观。

　　更有甚者，少数党员领导干部自以为“出人头地”，在虚荣心作祟下，想借婚丧嫁娶之机显摆身份、“光宗耀祖”，并认为“别人可以做，为什么我不能做？我要比别人做得场面更大、更好”。

　　难免有人有所预谋，借此设下“感情投资”陷阱，让“围猎”对象在“温水煮青蛙”的安逸中，不自觉地接受其钱财礼物；或有人碍于亲戚朋友的情面，接受了大大超出“礼尚往来”的赠送；或有人有所“嗜好”，对别人的投其所好、投怀送抱，欲拒还迎、欲罢不能。

　　随着年关临近，东部沿海某县农民王大伯焦虑不已。“有个远房亲戚在县里当干部，快过年了，得考虑给他送点什么。送农产品显得小气，得送一些高档点的礼品，请他来年多关照，有好事想着我们。”

　　在一些人心中，“礼”在当下，“利”在日后。

　　个别党员干部的不良作风影响了社风民风，社会上的一些陋习又助长了个别党员干部的违规气焰。他们有的揣着明白装糊涂，有的心存侥幸以为能成为“漏网之鱼”……这背后，何尝不是个别党员干部人生观、价值观的扭曲？我们说“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他们的初心何在，使命何在？

　　3 党员干部引领下的“新风尚”

　　最新的一次调查发现，党风的引领和带动作用是社会的普遍共识，83.1%的受访者表示“没有好的党风，就不会有好的民风”；74.8%的受访者认为“干部的言行举止对自己有示范作用”；70.2%的受访者认为“越是基层的干部，其言行举止对自己的示范作用越大”。

　　2017年11月12日，浙江省杭州市富阳区副区长杨俊和他的新娘，参加了一场简约而隆重的婚礼——浙江大学举办的校友集体婚礼。杨俊说，办传统筵席，既增加负担，又缺乏个性内涵。浙江大学留下了他和妻子美好的青春回忆，由母校见证他们新生活的启航是幸福的。自己作为一名党员干部，也希望以自己的“小举动”来实现移风易俗的“大推动”，通过以身作则影响和感化当地干部群众的思想观念。

　　美事无独有偶。2017年8月，温州市文成县玉壶镇党委书记王荣华来到九南村，为老党员胡绍局家送去锦旗。党龄近60年的胡绍局，生前十分支持农村移风易俗，再三叮嘱子女，自己的丧事要简办，省下的钱捐给村内作公路修缮资金，为村里人带个好头，尽自己的绵薄之力改变丧葬陋习，让农村新风正气树起来。

　　“风成于上，俗化于下”。党风政风与社风民风紧密相连、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必须抓好党风，以党风促民风。而党员干部的带头表率作用也渐渐带来了正能量。

　　如今已是全国移风易俗样本地区的福建省长乐市，民间操办婚丧喜庆事宜曾一度盛行攀比斗富，一些家境不好的农村群众为大办宴席甚至四处举债。为推进移风易俗，长乐市从党员领导干部抓起开展专项整治，处级领导干部带头承诺不违规操办或参加婚丧喜庆事宜，相关情况向社会公示，接受社会监督。领导干部率先垂范，普通党员积极参与。2016年12月29日，该市漳港街道路顶村村民陈祥基将父亲生前积攒的16万元作为特殊党费交给党组织，将节俭办丧事省下的100万元捐出，用于设立教育助学基金。

　　党风正则民风淳。如今，在党员干部的带动下，长乐的社会风气开始好转，涌现出喜事新办、丧事简办、投身公益事业的新风尚。

　　变化不只是在长乐。一个个新风故事，在更多的地方上演。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思考生活本身的意义，回归朴素，反对大操大办、铺张浪费。而淳朴的社风民风，又将促进党风政风进一步好转。

　　移风易俗，道阻且长，还需久久为功。党员干部当以身作则，肩负起时代赋予的责任和使命，树立新风榜样。（本报记者 颜新文 通讯员 黄也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