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正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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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史学家眼里的“现代化”，是一个内涵确定、不可逃避也终将被超越的历史范畴、历史进程。“现代化”作为历史研究的对象、主题或“范式”，已经被史学工作者普遍接受。

　　中国人的现代化研究，应当享有属于自己的知识产权。中国学者研究和探索如何走向现代化，最晚也可以追溯到19至20世纪之交。

　　那时，梁启超以“史界革命”为旗帜，呼唤新史学家“必探察人间全体之运动进步”，“以过去之进化，导未来之进化”，“使我四万万同胞强立于此优胜劣败之世界”。他写了《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过渡时代论》等一系列雄文，剖析中国衰弱落后的历史原因，提出博考各国自主之道，以造就新思想新精神。他要求“所谓新民者，必非如心醉西风者流，蔑弃吾数千年之道德学术风俗以求伍于他人；亦非如墨守故纸者流，谓仅抱此数千年之道德学术风俗，遂足以立于大地也”。他的这些思想确已包含现代世界意识、现代竞争意识等现代化思想的闪光，对于中国的现代化研究有创榛辟莽的意义。

　　新文化运动兴起以后，中国知识界围绕有关现代化的各种历史与现实问题，如东西方文明与文化的比较、传统思想与现代的关系、中国本位还是全盘西化、以工立国与振兴农业的关系、走资本主义道路还是社会主义道路等等，曾经进行过反复的论辩。从20世纪20年代初直到40年代末，有关的讨论时而热烈，时而沉寂，然后又转喧闹，不同观点在报纸和书刊上激烈碰撞。20世纪30年代由《申报月刊》发起的讨论，还将此前的有关问题归结为一个总问题——“中国现代化问题”。“现代化”这一概念由此而被推广。

　　历次讨论的参与者包括经济、政治、哲学、文化思想以及社会学等各学科领域的知名学者，当然也不乏史家。许多史学专著论及中国贫困落后的历史原因，中国早期启蒙运动和产业革命等中国现代化的种种问题，从史学领域出发参加了讨论，推进了中国的现代化研究。20世纪30年代前后的中国史学，以鸦片战争为近代中国的开端，以包括洋务运动、戊戌变法在内的晚清自上而下的改革为中国现代化的起点上，大体取得共识。史学家虽然思想方法不一，对中国现代化的开启和延续则有相同或相似的认识。代表性的论著有李鼎声的《中国近代史》、任时先的《中国教育思想史》、蒋廷黻的《中国近代史》、周谷城的《中国政治史》、胡适的《中国和日本的现代化——一项文化冲突的比较研究》等等。

　　20世纪30年代前后，持唯物史观研究中国近现代社会变迁的史学著作业已成批涌现。例如，李达的《中国产业革命概况》《中国现代经济史之序幕》《中国现代经济史概观》、何干之的《转变期的中国》《近代中国启蒙运动史》、吕振羽的《中国社会史诸问题》，都对中国现代社会经济与政治发展的动力和进程，对现代发展在不同时期的不同载体，作了相当深刻的分析。

　　20世纪上半叶，中国由于长期的内忧外患，现代化研究难以形成自己的一套理论体系。这种情况到改革开放时期有了根本的改变。随着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现代化进程全面展开，我国的人文与社会科学研究也呈现出崭新的面貌。新时期史学有组织地参与现代化研究，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国家社会科学“七五”规划的两个重点项目为标志：一为“世界现代化进程研究”，由北京大学历史系罗荣渠教授主持；一为“中外近代化比较研究”，由华中师范大学章开沅教授主持。两个项目的成就有目共睹。改革开放以来的新现代化研究硕果累累，范围涉及对中国各地区各领域现代化的研究、对世界不同国家和地区现代化历史和经验教训的研究，对以唯物史观为基础、以生产力发展为中轴的一元多线历史发展观等现代化基本理论的总结和进一步深入的研究，以及对此前中外学者相关研究、相关理论的总结与批评。除了大量的现代化专著和文集，有关现代化的史学论文更是数不胜数。“发展”与“现代化”“社会变迁”“结构转型”“转型社会”“传统与现代”等等，作为史学论文的题目或者主题词、关键词逐年增多。许多学术刊物开辟了“现代化研究”专栏。还有一些专事研究与讨论现代化理论与进程的刊物相继问世。史学家参与甚至继续引领现代化理论和中外现代化进程的研究，硕果累累。

　　史学家眼里的“现代化”，是一个内涵确定、不可逃避也终将被超越的历史范畴、历史进程。世界各地区争先恐后要进入的这个“现代”，是一个加速交往与相互依赖的高科技新时代，也是一个前所未有的高风险时代，既开启新的希望和光明，也并发新的危机甚至困境。但无论如何，“现代化”作为历史研究的对象、主题或“范式”，已经被史学工作者普遍接受。这与我国正在全面展开的现代化事业呼唤与之相适应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有关，也是中国史学日益向深、广两个方向发展的结果。现代化研究的理论意义和学术价值在于：它拓宽了史学家的视野与史学研究的领域，并且将社会学、经济学等学科的研究方法与成果融入史学，推动了人文社会科学以及自然科学的相互吸收接纳与跨学科的研究，有利于对纷繁复杂的历史过程、历史现象进行多方位、多角度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