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们的遭遇所对应的那段民族共有的伤害和屈辱史，不应该通过沉默与遗忘来“化解”。

　　又一位“慰安妇”制度幸存受害者离世。据媒体报道，1月23日，李爱连老人在山西武乡县家中去世，终年90岁。

　　李爱连老人生于1928年，山西省武乡县人。抗战期间，她曾两次被抓到据点，被迫成为日军性奴隶。1946年，日军还一直占领着当地的南沟，李爱连被关押在南沟据点几十天，直到日军撤离据点，她才得以回家。

　　这段经历给老人留下了极大的心理阴影，很长时间内她都不愿与人聊起这些往事。在2017年上映的电影《二十二》中，她对着镜头回忆了被日军凌辱的过程，拍摄过程中，导演曾因为老人的叙述太让人痛心，表示拍不下去。她离去以后，影片所记录的22位老人，幸存于世的只剩下7位。

　　作为那段惨绝人寰的历史的受害者和见证者，“慰安妇”制度幸存受害者就是活着的历史。她们每个人的离去，都令那段历史叙述少了一分生动性。受制于生命规律，“慰安妇”制度幸存受害者最终都将离开这个世界。可作为一种历史的刻度，她们的离去，并没有带走“历史”，也绝不应该导致生者遗忘历史。

　　“慰安妇”制度受害者不是一个抽象的标签和符号，而是活生生的人与历史。在电影《二十二》里，不少“慰安妇”制度幸存受害者已经不太愿意提及和触碰那段历史。对于具体的受害者个体而言，沉默或可视作是一种岁月沉淀后的“自我疗伤”，但她们的遭遇所对应的那段民族共有的伤害和屈辱史，不应该通过沉默与遗忘来“化解”。

　　现实中，“慰安妇”制度幸存受害者不仅面临着生活上的困难，也承受了太多不应该承受的道德压力。比如，戴“有色眼镜”看待“慰安妇”制度受害者群体的观念仍多多少少存在；电影《二十二》播出后，片中的人物截图竟被制作成了轻佻的表情包；再比如，2016年，上海“海乃家”慰安所面临拆迁，引发争议，有人认为该留，有历史意义；有人认为该拆，“慰安所”在上海很多，这个不一定要留下，且该建筑位于学校旁边，影响不好；有的学生觉得难以启齿……

　　尽管近年来已有不少民间力量开始正视那段历史，关注“慰安妇”制度幸存受害者的生活境况，但这显然还不够。历史学家托克维尔说过，当过去不再照亮未来，人的心灵就会茫然地游荡。铭记每一位历史悲剧事件受害者的遭遇，在他们幸存时，为他们提供足够的人道关怀，并通过他们的个体遭遇，通向对更广阔历史真相的理解和反思，这是“让过去照亮未来”的基本路径。铭记“慰安妇”制度的历史，不是为了强化仇恨，而是要避免悲剧的重演。

　　对于仍在世的几位“慰安妇”制度幸存受害者而言，我们对那段历史的铭记与记录，能够赶上他们“凋零”的步伐吗？终有一天，他们都将离开这个世界，这是不是意味着关于那段历史的记忆，也将彻底烟消云散？在遗忘到来前，我们还有哪些该做而未做的，我们能否做得更多？

朱昌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