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评论员 陈进红

　　2017年12月26日，离开学校失联一天后，西安交通大学药理学系在读博士研究生杨宝德被发现溺亡于西安灞河中。

　　博士之死令人扼腕，而其后网络及媒体曝出的原因更令人震惊。从报道透露出的点点滴滴，这位博士似乎是被“逼死”的，其女友称杨宝德的死与博导有关。媒体报道称，除了陪吃饭、挡酒以外，还有浇花、打扫办公室、拎包、拿水、去停车场接导师、陪她逛超市、陪她去家中装窗帘等。

　　博士溺亡的原因到底是其自身的精神问题，还是因不堪忍受导师的长期压力而致，无论从哪方面来说，学校对学生管理都有疏漏。而对于网络和媒体爆料的导师问题，学校更应及时给出调查结果。

　　杨宝德让我想起，2016年初，南京邮电大学的研三学生蒋华文跳楼身亡事件。而其在死前，曾受到来自导师张代远施加的极大压力。随后该校学生在社交媒体上掀起了对其导师张代远的问责。最终南邮在舆论的巨大压力之下对事件进行了调查，宣布网络举报的情况基本属实，撤销张代远的专业技术职务，并撤销其教师资格。

　　攻读研究生本是通向学术和人生下一个高峰的光明大道，对于他们来说，怎么就变成了一条不归路。死毕竟是极端个案，但导师和学生之间扭曲的师生关系已不是个例。研究生阶段与其他教育阶段最大的不同，是学生的科研和生活都与导师有着紧密的联系。而不知从何时起，很多研究生都习惯性地将导师称为“老板”。“老板”称呼的流行，反映的是导师职业的异化和师生关系的功利化趋势。

　　导师掌握着学生的生杀大权，对学生学业及研究课题上，导师往往拥有一票否决的权利。单单以拖延毕业时间、不予发表论文机会、卡奖学金这些，就足以让学生俯首帖耳。对于研究生来说，导师制下，导师的满意度是一个重要的考量标准，但不应成为唯一标准。在导师权力无下限的状态下，学生制衡手段薄弱，甚至是权益空白。权利滋生腐败，绝对的权利导致绝对的腐败。没有制约的权利，就容易变成以师徒之名，行剥削之实。

　　由于没有畅通的双选机制，学生不敢轻易提出换导师，换导师意味着要付出更大的时间成本，更不敢轻易向学校投诉导师的不端行为，如果投诉之后学校不处理，那就意味和老师撕破脸皮。能忍则忍，忍忍就过去了，为了自己的前途，受到压榨的研究生练就了一副“忍”功，最终牺牲的是自己的心理健康。

　　而在每个极端案例爆发的背后，事情都经过了相当长时间的发酵。杨宝德曾试图自杀过；蒋华文在跳楼前曾在群里说过要轻生，他的同学也曾对校方反映过，校方说“你们忍忍吧”。“我们都想着，忍忍吧，为了毕业。没想到到他这儿出事了。”北航博导陈小武的性骚扰案是在事发后12年后才得以曝光并得到处罚。

　　无论是性骚扰，还是沦为廉价劳动力，甚至是丧失人格的屈辱压榨，读博都不是以性命或者以忍辱为赌注的一场求学博弈，高校不是“法外之地”，导师制下应该给奇葩导师带上“紧箍咒”，不再给学子的学术生涯或是生命造成伤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