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于里

　　冯小刚的《芳华》上映后，在普通观众中口碑优秀，并且票房走势极佳。从《一九四二》《我不是潘金莲》再到《芳华》，当张艺谋陈凯歌等导演纷纷失去棱角时，冯小刚却顶着压力在讲述政治、历史、战争、民族、阶级、体制、人性、荒诞等主题，拍喜剧出身的他反倒成了第五代、第六代导演中最具锋芒的之一。

　　不过，与冯小刚早前的作品一样，《芳华》在评论界引起了不小的争论；尤其影片涉及对上世纪70年代的刻画，冯小刚的处理方法被不少人指摘。《芳华》讲述了什么？我们又该如何评价它？

 　　从小说到电影：多了青春的滤镜

　　《芳华》是作家严歌苓2017年4月推出的长篇小说。出生于1958年的严歌苓，曾经是文工团的一员。1970年，严歌苓考入了成都军区，成为一名跳红色芭蕾舞的文艺兵，在文工团一待就是近十年。严歌苓上世纪80年代初登文坛的早期创作，不少就是围绕她的从军生涯展开，比如《绿血》《一个女兵的悄悄话》《雌性的草地》等。在2005年首版的《穗子物语》里，多个中短篇小说亦是涉及部队生活，严歌苓称小说是“‘少年时代的我’的印象派版本”。

　　《芳华》是严歌苓在冯小刚的提议下创作的。出生于1958年的冯小刚，也是在文工团度过他的青春岁月，他曾是文工团的美工，近年来一直有拍摄文工团的想法。小说《芳华》颇像是《穗子物语》的延伸，小说依旧是以第一人称“我”—穗子，讲述了文工团里几个人物的故事和命运。有活雷锋刘峰，有父母离异从小受欺负到了文工团依旧受欺负的何小嫚（电影中更名为何小萍），有硬气的高干子弟郝淑雯，有最受宠、娇气又工于心计的林丁丁，还有出身不好的萧穗子……虽然她们在文工团的遭际各异，但20年后的境遇都不顺遂。

　　电影版对小说进行了几个重大的改编。一方面是主要人物及其经历的删繁就简。电影中突出了何小萍和刘峰，而简化了林丁丁、郝淑雯以及叙述者萧穗子等人的人生经历，并且电影中只凸显后者人生中的成功和亮色，灰暗部分几乎全部剔除；这既出于叙述方便的需要，也是为了将他们与刘峰、何小萍的命运做对比。

　　另一方面，也是更为关键的，作品基调的改变。阅读小说时，我们可以强烈感觉到严歌苓在回忆那段岁月时，一种讥诮和反讽的态度。很显然，她认为那段岁月是荒谬的，即便文工团里存放着自己全部的青春记忆，但她似乎没有过多的留恋；叙述者“我”时不时要跳出来自言自语甚至自我辩论一番，这表明的是回忆者的冷静和反省。因此，严歌苓的笔调是冷的，她的审视和批判也是尖锐的：那个时代是有罪的，而她们也是有罪的。

　　但电影明显不同。尤其是电影的前半部分，它俨然是50后的“致青春”，冯小刚为整个故事加上了一块青春的滤镜。1970年代，整个社会被轰轰烈烈的革命所席卷，被高墙围住的军队文工团，却像是一个“乌托邦”。来自五河四海的年轻人被革命的热情召唤到这里，那么多青春恣意的年轻人，除了每天的排练之外，她们游泳、吃冰淇淋、谈天说笑……冯小刚以极其唯美的镜头，展现出了这些正处于人生中最美好阶段的年轻人，最美好的一面—如此鲜活，如此蓬勃。

　　冯小刚的这一处理，是电影最大的争议所在。在我们认为的那段荒谬的岁月里，究竟能不能容纳得下青春无悔的情绪？

　　事实上，这样的批评声并不是第一次出现。中国当代文学里有一个重要的文学分支，即“知青文学”，知青文学里固然有对时代的控诉和批判，但也有一个声音是对那段真诚而热忱的青春岁月的追忆和怀念，比如梁晓声小说“青春无悔”的主题表达，史铁生《我的遥远的清平湾》的审美叙事，抑或张承志在《北方的河》《黑骏马》中对青春激情和理想主义的书写。评论界曾对此展开过旷日持久的讨论。而电影里也有先例，1995年姜文《阳光灿烂的日子》上映，荒谬的岁月是成年人的“地狱”，却是青春期少年们最无忧无虑的时光。

　　在我看来，时代有罪，但青春却可以无悔。因为无论如何，荒诞的永远不是青春本身。荒诞的岁月里，也曾有人真挚地投入过热血和青春，也曾有人在集体主义和理想主义中收获了激情（当然前提是，“没害人”），也会有“幸运者”。我们必须对时代保持最基本的批判态度，但却不应该褫夺他人缅怀的权利，因为时代不是他们的过错。因此电影《芳华》夹带了冯小刚对文工团女孩们美好回忆的“私货”，不该成为“原罪”。

　　何况，《芳华》远不是“致青春”那么简单。拉开青春的帷幕，残酷历历在目。

　　断去的右臂，暗夜里的独舞

　　《芳华》的主人公之一，是何小萍。

　　何小萍想着进入文工团一切就会好起来的，她生父的身份曾令她备受歧视。可她一来文工团就被孤立了，并屡次遭到嘲讽。《芳华》在展现美好的同时，也在一点一点撕开这美好背后的暗流涌动。“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集体生活背后，因为身份、阶层、出身以及男女情愫等导致的裂缝在扯开。

　　另一个主人公，是刘峰。刘峰一出场，就是“活雷锋”的形象。整个文工团有任何苦活、累活、脏活或者不想干的活，他们都会想到刘峰。黄轩敦厚平实的形象和表演，让人感觉刘峰也只能是“活雷锋”，他是付出和奉献的典型，不会有任何欲望和私心，所有心思都投注在为他人服务上。

　　“触摸事件”让潜藏的暗流最终爆发。刘峰向林丁丁表白，激动之下，他紧紧抱住了林丁丁。林丁丁或许无心伤害，但出于自保的目的，她告发了刘峰，刘峰被扣上了“耍流氓”的帽子被文工团扫地出门。曾几何时的“活雷锋”一夜之间就成了“流氓”，文工团的人或许也替刘峰惋惜，但没有人替他抱不平，除了何小萍。

　　无论是何小萍的被孤立，还是刘峰从神坛跌落并被损害，冯小刚并没有掩饰他对集体主义价值的怀疑—即便他是真心怀念文工团的。当你称职地扮演着集体的螺丝钉时，你是“活雷锋”；可当你是一个有情欲或者个性比较突出的人，当你与集体有一点点偏移时，你只能被残酷地淘汰出局。这是集体主义对个体价值的压迫和阉割。

　　当刘峰从文工团大门走出时，他的心已经死了。在越南战场上，刘峰不惜生命地战斗时，他多么渴望通过自己的牺牲洗刷“耻辱”，回归集体中那个无私、勇敢、真诚的“雷锋”。他终究没能如愿，还在战场上失去了右臂。

　　与刘峰的默默承受不同，何小萍质疑过，反叛过，也抗争过。因此，当一直被集体孤立的她，最终成了集体捧出来的、被歌颂的英雄时，她精神错乱了。在文工团最后一场对她们这些“英雄”的致敬演出时，何小萍到操场上完成了一支无人欣赏的独舞—个体主义的独立和倔傲，在凄冷的夜色中闪闪发光。这成了电影中最动人的一幕，所有的控诉都在里头了。

　　整部电影中，内心最善良最真诚的两个人，下场却最暗淡。残疾的刘峰在海口跑盗版书生意，妻子跟人跑了，车被联防办扣车讹钱；何小萍的装扮似乎依旧停留在过去的时代。或者还包括那个被烧得血肉模糊的16岁的小战士，他还不知道果丹皮的味道，就死在战场上。而几年过去了，高官子弟陈灿做起了房地产生意到处拿地，郝淑雯成了贵太太，林丁丁去了澳洲发福了，萧穗子成了作家……

　　在这里，阶层是电影另一个反思和批判的重点。

　　冯小刚说《芳华》是关于“美好”的，但更确切地说，《芳华》是关于美好的陨落。曾经的青春和芳华，曾经那些美好的肉体，与战场上的残酷，与文工团解散之后刘峰等人浮萍一般的命运，形成了强烈的对比和张力。对于刘峰和何小萍来说，他们的青春、他们的理想主义和革命热情，在时代遽然的变化面前，成为一条空荡荡的右臂，一支无人欣赏的独舞。

　　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冯小刚用心良苦。

　　历史的反思

　　没有人忍心看到好人受苦。《芳华》最后，千疮百孔的刘峰和何小萍走在了一起，相依为命。电影为他们安排了一个团圆的结局，“一代人的芳华已逝，面目全非，虽然他们谈笑如故，可不难看出岁月给每个人带来的改变。倒是刘峰和小萍显得更为知足，话虽不多，却待人温和”。

　　即便他们“更为知足”，但并不意味着他们所遭际的一切不公就是有意义的，我们愿意将这个温情的结局，理解为冯小刚对好人的一种体恤。在这样一个历史虚无主义的年代，当荧屏和银幕总是被各种上流阶层生活和财富神话占据时，《芳华》让我们检讨历史、反省当下，让我们看到了那些曾经被侮辱被损害的好人，让我们理解并去关心他们的命运—这是《芳华》的最大意义所在。

　　如果说电影《芳华》仍有局限的话，一是它对大时代中个体罪恶的“虚化”。小说里，萧穗子、郝淑雯等人对历史、对自己有反省和忏悔，像郝淑雯就说：“我们当时怎么那么爱背叛别人？怎么不觉得背叛无耻，反而觉得正义？”但电影中，对于告密等只字未提，作为叙述者的萧穗子始终是旁观者，她将许多人性的平庸之恶归咎于青春的懵懂和残酷。

　　另一方面，小说中的“圆形”人物到了电影中都成了“扁形”人物。的确，电影中被神圣化的刘峰和何小萍，他们越是善良，他们下场越是惨淡，越是叫我们唏嘘；这是商业电影的煽情需要。但问题是，我们因电影产生的唏嘘，是否能够转化为现实生活中的改变动力？遗憾的是，很难。因为日常生活中我们会发现，像刘峰、何小萍这样纯粹的好人很少，更多被损害被侮辱的人，他们可能带有那么一点坏，那么一点自私、霸道甚至是不讲理。其实电影何小萍的原型，不仅是《芳华》里的何小嫚，也是严歌苓短篇小说《耗子》里的黄小玫；在《耗子》里，黄小玫受尽侮辱和损害，她的内心也被恶意吞噬，肮脏而扭曲，就像一只“耗子”。试想一下，假如电影中的何小萍是黄小玫这样的人物，我们是否会认为，所有面向她的恶意是理所当然，她的遭遇都是自作自受？

　　倘若没有对时代碾压下人性的复杂有足够的认知和足够的宽容，那我们的同情和同理心往往脆弱不堪，我们也称不上真正地反省了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