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如今，越来越多的海外学者潜心儒学研究，试图在东西方“人性相通”的思维中，用不同以往的方式、新颖独特的视角阐释古老的中国文化。

　　参考消息网12月15日报道（文/赵新兵 闫祥岭 孙晓辉）“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论语》开篇段落中的话，正是世界儒学研究界“洋夫子”不断增多且趋于活跃的写照。如今，越来越多的海外学者潜心儒学研究，试图在东西方“人性相通”的思维中，用不同以往的方式、新颖独特的视角阐释古老的中国文化。他们立足于前沿思考，探索儒学济世经邦的现实意义，用严谨的治学精神，努力推动着儒家文化现代化。

　　12月6日，在纽约举行的巴鲁克国际金融孔子学院成立仪式上，中美双方校领导合影。这是在美国成立的首家以国际金融为主题的孔子学院。（王迎 摄）

　　异国他乡：儒家学说带来特别的感觉

　　拉祖姆科娃来到中国，得益于俄罗斯秋明国立大学与曲阜师范大学的友好合作。双方结为友校后，互派教师交流访问，已历时12年。精通古希腊语等6门语言的拉祖姆科娃，于2013年赴曲阜师范大学任教，是秋明国立大学派到这里交流的第四任教师。但在她看来，她与中国的序章多年前就已写下。

　　“我对孔子的最初印象，来自在莫斯科国立大学研究希腊语和拉丁语的时候。我知道孔子是与苏格拉底、柏拉图同样伟大的古代思想家。”60岁的拉祖姆科娃说，那时并未深入研究孔子，孔子对她而言，只是一个伟大的人物，一个来自遥远中国的文化象征和符号。

　　《史记》记载：孔子父母“祷于尼山而生孔子”。来到中国后，拉祖姆科娃独自一人探访了位于尼山的夫子洞——传说中孔子诞生的地方。“走进夫子洞的那一刻，我似乎与孔子亲近了许多。”拉祖姆科娃说，自己所仰慕的俄罗斯文学家列夫·托尔斯泰，也是一位孔子爱好者、教育家，在当地享有“俄罗斯孔子”的美誉。

　　“贝淡宁”，是Daniel A. Bell的中文名。这个音意俱佳的名字来自他的中国妻子。这段跨国姻缘也是他中国故事的开头。今年53岁的贝淡宁说，他对中国最初的兴趣，源于他的华裔妻子。1989年，两人在牛津大学相识，次年喜结连理、相伴至今。因为希望能与岳父母及来自中国的亲朋顺畅交流，贝淡宁开始学习中文。 　　

　　“我的同学，很多是从中国移民过去的第二代或第三代，出于好奇心，我会问问他们用中文怎么说hello，怎么说how are you，怎么数数，他们就这么慢慢地教会了我一些汉语。”1977年出生于美国旧金山的孟巍隆说，是旧金山众多华侨华人让他与中国文化结下最初的缘分。多年后回味这段经历，许多华侨华裔长期远离故土，汉语已不流畅，但他们确实给予幼年孟巍隆强烈的新奇感，让他发自内心地对汉语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上大学后，孟巍隆主修西班牙语，并开始选修中文。当时，周围同学多学西班牙语、法语等，却罕有人学习汉语。孟巍隆觉得这是一种缺憾。于是一向喜欢挑战自己的他，干脆放弃学习西班牙语，转而专攻汉语。“像西班牙语、法语这些语言，在美国即使你学得再好，也会有好几百万人学得比你好，但是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白种人，能说一口地地道道的汉语，那是比较特别的。”孟巍隆说。

　　对外传播：让海外听到“地道”中国声音

　　近年来，儒学的世界影响力得到显著提升。一些外国学者认为，儒学曾因其母体——中国的综合国力长期低迷，无力支撑自己的传统文化打入国际思想市场。如今，随着中国综合国力增强和政治经济崛起，以及中国决策者明确将儒学接纳为治国理政的重要思想资源，并将传承发展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上升为国家战略，儒学将在世界范围内获得更大的话语权。

　　“在未来一二十年内，世界将出现一种新的文化秩序，儒学的地位将上升到前一代人无法想象的高度。”美国夏威夷大学哲学系教授安乐哲说，当下世界正在经历文化巨变，儒学将成为世界性哲学，并在世界哲学之林占据重要地位。

　　一些外国学者认为，儒学正在成为世界范围内堪与自由主义相抗衡的重要思想流派。例如，哈佛大学亚洲中心资深研究员杜维明提出，儒家人文主义可以在自然观和社会观两方面，对自由主义的盲点补弊纠偏。

　　儒学的世界影响力显著提升，世界儒学研究的中心也正在向中国内地迁移。近年来，杜维明、安乐哲、贝淡宁、林安梧等一些原本活跃在海外及港台地区的知名学者，现在都常年驻扎中国内地，甚至选择到这里工作。外国学者认为，这是世界儒学研究中心在向中国内地迁移的最好证明，儒学研究中心长期在中国内地之外的局面已告结束，而这将进一步增强中国在世界儒学传播和研究中的话语权。

　　部分外国学者同时指出，当前儒学的国际影响力显著提升，但受制于传播内容和传播方式相对单一、匮乏，儒学的海外传播效果仍有待进一步提高。

　　阿根廷罗萨里奥国立大学教授爱德华多·奥维多表示，虽然阿根廷有两家孔子学院，而且近年来阿根廷孔子学院的活动越来越丰富。但作为一种研究机构，阿根廷孔子学院的作用现在还局限于教汉语、推广一些中国著作等，而深入研究、阐释儒学的内涵只能依靠阿根廷本土学者。“阿根廷本土学者人数少、学术水平参差不齐，研究力量薄弱，所以阿根廷的儒学研究仍处于一种很浅显的层面，更难很好地面向大众传播。”

　　哈佛大学费正清研究中心研究员罗斯·特里尔指出，语言仍是阻碍儒学在海外更广泛传播的一个难关。很多外国学者对古代汉语理解有限，难以承担起向本国民众传播儒学的重担；一些语言版本的儒学著作翻译质量差，甚至引起外国民众误解；而儒学要更广泛、深入地影响世界，没有深谙中国文化的本土传播者与推广者是不行的。

　　罗斯·特里尔因写有《毛泽东传》而广为中国读者所知。他说：“目前不少中国民众对于传统文化尚有隔膜，中国儒学的传承同样面临困难，对外传播更会出现‘先天性’的不足。”

　　德国汉堡大学教授沙敦如说，德国专门成立了儒学学会，旨在把儒家思想传播给德国人。学会的活动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学术方面，另一个是儒学的普及化。目前学术方面困难较少，最大的困难是儒学的普及化，就是如何与一般的民众交流、传播儒学。

　　“我认为儒学在国际上传播现在面临最大的挑战，就是怎样处理好民族性与国际性的关系。一方面在中国国内必须强调儒学是中国的，但是在国外刚好相反，要强调它是属于全人类的。”沙敦如说。

　　值得庆幸的是，目前有一批像孟巍隆这样的外国人正在致力于让外国读者以及专家学者更好地了解世界儒学研究的最新成果，这对于儒学的传承发展传播非常重要。

　　2011年在北京大学读完博士学位后，孟巍隆选择到山东大学担任《文史哲》英文编辑。作为国内知名的学术期刊，创刊于1951年的《文史哲》是新中国第一家高校文科学报。2014年，《文史哲》英文版创刊，孟巍隆开始担任《文史哲》英文版副主编。

　　在孟巍隆看来，一本杂志能否成功“走出去”，首先是海外学术市场究竟需要什么样的学术产品。换句话说，《文史哲》英文版所载的文章必须是西方学界所关注或者希望关注的。第二个因素才是翻译。翻译质量的好坏直接决定它在海外被接受的程度。

　　“《文史哲》的文章主要是研究中国古典学术的，把中国古代典籍译成现代白话文本身难度已经很大，而要把中国古典译成英文更是难上加难。”孟巍隆说，他现在的责任就是要让西方读者用最顺畅的方式读懂“中国的文章”。

　　从最开始只有十几人在海外阅读，到目前已经有包括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在内的35家高等学府单独订购，另外还有100多家机构通过学校图书馆联盟订购杂志。《文史哲》英文版在海外的订阅量和阅读量呈直线上升趋势。

　　年轻的孟巍隆所做的努力，让海外听到了“地道”的中国声音。

　　人性相通：用西方思维助儒学“去芜存菁”

　　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学思想家使中国传统的礼乐文明系统化，包含了人类的终极关怀，具有生态智慧，提倡道德理性和君子人格。在一定意义上说，礼乐是传统社会中具有内在约束力的信仰系统，是从社会上层到基层老百姓共同的行为方式。儒学世世代代影响着中国人的行为规范，造就了中国人的精神气质。

　　“在儒家文化的语境中，礼乐教化成为个人修为提升、社会和谐进步的主要手段，这也成就了数千年延绵不断的中华传统文化，给世界留下中华民族‘礼仪之邦’的传世美誉。”孔子第79代嫡长孙孔垂长说。

　　在“宗圣”曾子第76代裔孙、东南亚船运大亨曾繁如看来，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尤其对海外传播以孔子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传统文化，儒家典籍应当再次经历“去芜存菁”。在吸引了不少海外求学者的山东曲阜儒学新院，曾繁如亲自上台讲授儒家典籍英文翻译课程。他说：“我们的学院叫作儒学新院，为什么叫新院？因为过去传播孔子学说的方法，需要作出改变。”曾繁如说，儒家的一些思想是以封建制度和农业社会为背景的，很容易给外国读者造成一定的困惑，不能做机械式翻译，因此他最看重的是避免“传而不达”。

　　以传播《论语》为例，曾繁如翻译出版的《〈论语〉新论》采用了“三步法”。第一步是筛选。他依据“人性相通”原则，把过时的、向海外传播吃力且不讨好的内容统统删掉，最终只保留20%的章节语句，目的就是聚焦适宜海外传播的重点。

　　第二步是抓住底蕴翻译。曾繁如说，有些字词他翻译起来也倍觉不易，但每有顿悟，就会开心地不得了，其中的关键是充分理解语句背后的层层含义，同时充分考虑英语世界的文化背景、理解能力，确保既传得出去又能被接受。

　　第三步就是加以适当评论。在每一句论语的译文之后，曾繁如用精炼的英文短句加以评论，以便于读者理解。

　　台湾“国立政治大学”名誉教授、儒学专家董金裕与曾繁如因儒学相交，志向相同，惺惺相惜。他说：“向世界传播儒家文化，仅从中国思维出发，外国人难理解，甚至可能排斥。曾先生以西方思维选取儒学精髓，并进行精准通俗的翻译，可谓‘对症下药’。”

　　济世经邦：努力推动儒家文化现代化

　　2016年，贝淡宁所著《贤能政治》（中文版）正式出版。在书中，贝淡宁明确提出中国的政治尚贤制比西方的一人一票制更适合中国。这一论断，引发广泛关注，甚至招致部分西方学者的批评。与那些远隔重洋观察中国的研究者们不同，是年贝淡宁已踏上中国土地整整20周年。

　　2017年9月在山东曲阜召开的第八届世界儒学大会上，“重建中国的政治哲学，‘贤能政治’引发全球热议”，成为2015年至2017年儒学研究十大热点之一。

　　作为“贤能政治”的提出者，贝淡宁仍在中国哲学、中国政治研究领域耕耘，并深深浸润在儒家学说中。对近年来出现的“儒学复兴”“国学热”，他认为儒学复兴中最令人激动的部分，是关于儒学的历史解读及其与现代社会的相关性方面，有着如此多的争论。“只要儒家文化还有新的解读空间，只要学者们还有自由的讨论空间，政府就应当提供支持。”贝淡宁说，这也是儒学传统得以活化的原因，要使之持续进化并借鉴中外其他文化。

　　贝淡宁曾这样写道：全世界都在关注中国的贤能政治实践……20世纪90年代初期，没有人预测到中国的经济增长会如此迅速，竟然会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再过20年，或许我们将辩论中国式贤能政治可能成为西方民主的替代性选择，甚至是一种挑战。

　　当世界开始研究中国体制、中国文化时，当海外儒学研究进一步升温时，贝淡宁给出了自己的看法。“推动海外儒学研究的最佳路径是展示它对当今中国的积极作用，展现与其他传统学说的对话交流是如何丰富儒学和各类学说的。”他说，我会努力推动儒家文化的现代化。

　　安乐哲《儒家角色伦理学》中译本今年的出版成功入选儒学研究十大热点之一。

　　现代西方是一个个体主义大行其道的世界，社群与人际关系被视作人之为人的非必要条件。一段时期以来，经济上的自由放任导致贫富不均在全球范围内不断加剧，追求自我实现的人生观则消解着家庭的传统功能。有鉴于此，安乐哲等人呼吁在当代世界进行“第二次启蒙”，“儒家角色伦理学”在许多人看来有望成为取代“个体自由主义”的可靠选项。

　　安乐哲认为，孔子的教义都是来自人们实际生活的直接记录，而不是形而上的预设或超自然的臆想。从这个意义上说，儒学是一种实用的本能行为哲学。儒学通过不断强调日常生活中最基本的部分——比如敬畏家庭、谦恭待人、珍视友谊、羞耻之心、重视教育等等，使其几千年来一直在中国人的生活里保持了持续的影响力。这对当下的世界有极大的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