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9月，北京大学成立了人文社会科学院（以下简称“文研院”），国务院参事、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邓小南担任首任院长。邓小南是著名宋史专家，尤其在宋代制度史、妇女史领域多有建树，代表作有《祖宗之法——北宋前期政治述略》《朗润学史丛稿》等。本报记者近期采访了邓小南教授，以下是文字实录。

　　宋代历史有开阔的研究空间

　　记者：对于很多读者来说，宋代一直是他们感兴趣的话题，这是一个非常有张力的时代。有的人觉得这是一个积贫积弱的时代，有的人觉得这是一个士大夫的黄金时代，您怎么看这样一个时代？

　　邓小南：过去关注宋代的人很少。我以前在一篇文章里说过，我们国内很多学术研究的框架是近代以来形成的，那个时候大家有一种被帝国主义列强欺负的抑郁与愤懑，所以回顾历史的时候喜欢强盛的汉唐时期。

　　这几年会感觉有一些变化。一个是对宋代的关注度确实增加了，但关注的同时，两极的看法仍然是非常突出的；另一个就是因为现在跟国际上的交流增多了，大家会注意到海外学者对宋代的评价比我们大陆学者的评价要高得多。比如费正清有一提法，说北宋和南宋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岁月”，我想换任何一个国内学者是不会这么写的。欧美学者会这样认识，我想首先是他们跟我们观察的立场角度非常不一样，他们没有中国学者的民族情结。民族情结在我来看是必要的，而且应该说在特定的时期里是支持着我们这个民族撑持下来坚韧发展的一种内心力量。但是海外学者视角不同，他们在观察中国历史上的某个朝代的时候，出发点是看这个朝代对于世界文明构成什么样的影响。宋代因为经济、文化、制度建设相对比较发达，而且有各种各样的途径传布出去，所以他们会觉得宋代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比较重要的或是比较伟大的时期。

　　如果我们脱离开这两种相对两极的说法，我自己觉得宋代一个很重要的特点是，这个王朝生于忧患长于忧患。一个王朝为什么强盛，我们都说天时地利人和，宋代真的天时地利人和都不占优势，它是在相对来说生活的空间、发展的空间受到很强烈挤压的背景下发展起来的。

　　宋代让我们注意到中国历史上一些非常重要的问题，有很开阔的研究空间。比方刚才你说到有人会觉得宋代是“士大夫的黄金时代”，但这个王朝的创立者是职业军人出身，为什么这样熟知军事的家族建立的王朝，受到批评最多的却是军事上战力不行；而赵匡胤这样没有受过正规文化教育的人，开创的三百多年的王朝，文化会发展到陈寅恪先生说的华夏文明的“造极”时期。这些都需要思考，需要解释。我不赞成说宋代是士大夫的黄金时代，宋代是一个帝制王朝，而帝制王朝从根本上来说还是皇权专制的。不过，相对而言宋代的治国基调还算开明，制度设计比较严密——当然也可以说比较繁琐，在王朝运转比较正常的时候，这种制度的严密使宋代的内政在大部分时间里保持了相对平稳的状态。

　　历史学是重在反思的学问

　　记者：您对宋代政治史制度一直很有兴趣，这些年似乎将研究的重点集中在文书上，为什么会选择从文书切入政治制度史研究呢？

　　邓小南：政治制度史的研究近几十年来应该说有很大的变化。我读研究生的时候读过很多政治制度史论文，例如讲课绩（考核）制度，很多文章会说一个制度书面的规定是什么，有了这个规定，就认为那个时候是这样运行了。你看现在的交通规则跟实际交通状况完全是两回事，但若用当时研究制度的眼光看，似乎就应该是一回事。到了90年代以后，一些论文不光说规定还会说实际的结果，说有的人“课最”，考核胜出被褒奖，有的人考核劣等被惩罚了，看到过程的两端。但是我觉得这还没完，更重要的是这个考核是怎么进行的。

　　对我们来说，规定是什么，处分了多少人，提拔了多少人，都不是具有第一位重要性的，对我们真正有现实意义、有启发的是当时究竟怎么做。如何做，这是一个路径问题，就是你选的是哪一条道路，你这条路怎么走的。其实历史学无非就是反思的学问，如果无须反思就不需要历史学，对吧，都是过去的事还管它干什么。值得反思的问题当然很多，我觉得最主要的是反思路径，历史上是怎么走过来的。我们现在学历史就是希望能够形成洞察的智慧，将来少走弯路，那么你得知道过去走的弯路原因何在，“弯”在什么地方。

　　说到文书，我有几位学生研究古代的政令文书。现在国家政令有很多途径可以传达下去，可是中国古代呢，朝廷颁布政令只有一个途径，就是通过文书，政令文书就相当于红头文件。红头文件从中央发布出去，第一步发送到哪，这个节点就相当于权力的枢纽，从这个节点再往下逐级发布，加上横向传递，就形成了权力的层级乃至网络。文书内容是怎么形成的，谁出的主意，谁起草的，起草的过程是不是有不同的意见，要不要修订，最后怎么落定的，怎么发出来的，到地方上公布在什么地方，老百姓看得见看不见，执行情况如何，这些内容过去都很少注意。以前也有人研究文书，但那是把它当档案看，档案是什么，是收藏保存以备查询的资料，我们现在是从文书来观察制度的运转过程，也可以说是关注一种“制度文化”。

　　记者：您一度转向了宋代妇女史研究。大家对宋代妇女的地位其实存在很多误解，尤其是对理学家在其中的角色有不少批评。在您看来，理学家对于宋代妇女的地位起到了什么样的影响？

　　邓小南：宋代的妇女问题在社会史上并非独立问题，它和当时的社会结构和家族制度的转变密切相关。理学家也不是不食人间烟火的，他们都是在当时的社会里成长起来。一方面理学家有一些今天看上去不近情理的论述，例如针对女性再嫁事，程颐称“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有这样推至极端的说法；另一方面，在现实生活中的做法可能并不一样，程颐自己就很赞许其父程珦安排守寡的甥女再嫁。现在我们一想，好像觉得那个时候的理学家给女性设置了好多框框，而没有给男性设限；其实都是有的。理学家无疑在竭力规范女性的行为，但这不过是他们规范整个社会秩序之努力的一个组成部分。当时的两性都被规范，被“正位”，但限制的范围确实是不一样的。宋代家境尚好的男性通常通过科举考试争取出去做官，家里的一切都是女性在打理，这样女性在家族之内还是有她的位置的，甚至会掌握家族的经济命脉，掌握家族在乡里发展的方向和命运。如果说社会下层的女性，活动范围的“内”“外”区隔就没有那么清楚。很多女性为了生计奔波在田间地头，或者做小买卖打短工，那就没有像我们心目中想到的那种深宅大院的区隔。我想这些问题都要回到社会现实的层面去考虑，许多东西不能看得那么绝对。例如理学的问题，近代以来批评理学是束缚人的生活世界的，这当然有道理；但是在理学刚刚出现的时候，它突破了一些认识上的窠臼，是开阔了人的精神世界的。

　　文研院的宗旨是涵育学术、激活思想

　　记者：2016年9月，北京大学成立了文研院，您担任首任院长。其实北京大学有很多科研机构，为什么要成立文研院呢？

　　邓小南：北大的科研机构很多，但是像文研院这种性质的机构还真是没有。文研院希望能把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的学者团聚到一起，搭建一个学术交流的平台。我们现在强调学科建设，每一个学科着眼的都是加强本学科自身，而真正打破学科壁垒、与相关领域交叉的却似乎不在本学科的关注范围之内。过去经常说文史不分家，或者说文史哲是一家，从90年代以来我们一直在说跨学科、科际整合，当然学者也有多方面的探索，但是这么多年，真正跨学科的集体性努力还是非常有限。

　　人文学科的研究方式可能跟理工科有很大不同，比方说理工科需要实验室，一个国家重大项目大概需要很多人共同合力来完成；但是人文学科的很多课题依靠学者个人的研究，应该鼓励沉潜，提倡个性，不能抹平了想法大家一块儿做一个题目，轰轰烈烈的，这不符合学科的特性。但是这也不意味着自说自话就可以达到自足的状态，也还是需要相互之间有一种思想上的碰撞与激活，所以我们文研院的宗旨就是八个字——涵育学术、激活思想。

　　涵育学术就是做一些比较沉潜的、渗透性的、深层的工作，给北大校内校外的学者提供更好的契合需要的研究条件。激活思想就是想让不同学科的学者在一个平台上谈谈自己的想法，可能有一些激荡，碰撞出思想的火花、闪光点，这个将来就可以构成深入研究的线索。我们并不是在当下就要什么成果，但是我们相信在这个平台上碰撞出来的东西会带到大家不同方向的研究里面，形成更多深入的成果。我想这是北大要设立文研院的一个基本想法。

　　记者：您刚才提到了要沉潜下来，那么文研院希望倡导一种什么样的学术风气？

　　邓小南：学术风气的问题真是讲过很多年了，我们都希望建设一种严肃纯正的学风，但是以前往这个方面做的切实努力不够。有的学者确实是安静不下来，他不得不剋日计功，要什么时候拿出什么东西来，在各种各样考核指标底下变得不遑宁处。

　　我们现在的努力是希望能够深耕细作，不急于强调学术的产出。我们相信所有实在的产出都是耕耘培育的自然结果，所以我们把基本的努力放在耕耘方面，选好了种子，选准了人，选对了议题，然后为研究者提供适宜的条件，让他们能够有自主的思考空间与工作状态，在学术环境中自然发展。如果持续不断地往这样一个方向努力，相信会产生出具有沉厚气象、引领前沿、能够立得住的学术作品。

　　记者：学术研究是非常讲究问题意识的，那么文研院会对什么样的议题比较有兴趣呢？

　　邓小南：我们现在形成的凝聚性学术议题，主要有五个，可能是在今后几年间要持续推进的。这五个凝聚议题分为两个系列，一个是“中华文明”系列，一个是“中华文明与世界”系列。第一个系列包括“早期中国与中华文明”“族群凝聚与国家秩序”“转型时代与人文精神重建”。这三个议题从时段上来说可能各有侧重，但都不是隔绝的。比方说转型期，春秋战国有社会转型，也有人文精神重建的问题；当代也存在类似的挑战，有些视角可能是贯通的。另外一个系列就是中华文明与世界，目前包含两个凝聚性议题，一个关注“西学在中国”，另一个是“多元文明的互动与比较研究”。

　　我们的本意并不是纯粹要做智库，但是我相信这样一些研究，如果真正是立足于历史、立足于现实、立足于深厚材料积累的，必定会有洞察力，有真知灼见，会为今后的发展方向提供见解和支持。这些议题已经陆续以不同方式在进行了，包括讲座、论坛、读书班等，不少都是跟这五个议题有关系的。

　　文研院这个平台应该说刚刚初步搭建起来，下面的希望，一是平台要真正接地气，二是平台能够越来越开阔。（本报记者 易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