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政 晓华

今年的两部作品不能不说，一部是著名作家周梅森的长篇小说《人民的名义》，一部是青年作家丁捷的长篇纪实文学作品《追问》。这两部作品都是热销书，一直高居各种图书排行榜。从现在文学评论界的题材分类来说，它们都属于“反腐文学”。顾名思义，反腐文学就是以与社会上的腐败现象作斗争作为题材的文学作品。其实，这种文学每个时代、每个国家都会有。因为趋利是人的本性，而任何制度又都是有漏洞的，所以就会有人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力谋取超过自己应得的利益，由此，腐败产生了。由于腐败是腐败者在为自己谋取非份或非法所得，从公平的角度说必然会侵占他人或公共的利益，或者对其造成损害，因而自然会引发后者的反对。所以，有腐败就有反腐败，也就会在文学上有同样的反映。这基本上是人类私有制以来上演的传统保留剧目，只不过时热时冷罢了。不过，说句多余而又饶舌的话，人类生活中有腐败和反腐败，但只有反腐败的文学而没有腐败的文学。因为腐败虽根植于人性，却违背了社会的公平与文明的规约，所以文学自然不会为其张目。这也顺便说明了一个道理，文学总是站在正义的一方，因为文学是文明的参与者之一。

中国的反腐文学可谓历史悠久，只不过不一定叫这个名。远的不说，晚清以来的谴责小说、官场小说、黑幕小说等等，实际上都是这个大类。晚清为什么盛行这类作品？因为那个时代的腐败太严重了，官场太黑暗了，而制度又太专制。这样，许多因素就汇聚起来催生了这类作品。比如民众对腐败的憎恨，欲借文学以泄愤；比如官场太黑暗，正直者欲借文学以揭露；再比如制度太专横，人们又借文学批判之、想象之、窥探之。针对这一点，有学者说，官场小说的关键之一就在它对官场生活的揭秘。专制政府一般都是不透明的、神秘的，这种神秘一方面是制度使然，方便暗中操作，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塑造高深莫测、威严震慑的官府形象，自古有言侯门深似海，就是这个道理。而且，府衙越大、官阶越高就越神秘。因此，官场小说描写的府衙越大，“密级”也就越高，对阅读的刺激也就越强，越能满足人们的窥探欲。为什么清末民初的这类作品好写大官大衙门，最后大家一哄而上写皇帝、写宫廷，秘史满天飞？就是这个原因。不过，到了宫廷揭秘，也就到顶了。

当然，这只是稍稍回顾一下历史，不可以与中国当代特别是新时期以来的反腐文学相提并论。因为同样是反腐文学，它们创作的时代背景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如果历史上反腐文学的繁盛是因为腐败的泛滥，那么今天反腐文学的兴盛则是因为反腐力度的空前。当前的反腐文学已经是主旋律创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不但呼应了国家的制度革新与法治进程，更是大众社会心理强有力的投射。从美学风貌上看，现在的反腐文学也已经有了巨大的变化，鲁迅批评清末盛行的官场黑幕小说“虽命意在于匡世，似与讽刺小说同伦，而辞气浮露，笔无藏锋，过甚其辞，以合时人嗜好”，“官场伎俩，本小异大同，汇为长编，即千篇一律。特缘时世要求，得此为快”。现在真的是画风大转。以周梅森的《人民的名义》来说，就非过去的反腐小说的格局所能比。周梅森带来的是让读者惊心动魄的故事，是环环相扣、戏中有戏的连台大戏，是性格丰满而独特的人物形象。下到底层劳动者，上到党的高级干部，包括商界、企业、金融，以及社会灰色地带的各色人等，构成了现实的浮世绘、时代的众生相。作品以一个省域为故事空间，以重大腐败案件的侦查为故事动力，层层推进，抽丝剥茧，不断将故事推向高潮。作品不仅生动地展示了反腐败斗争的惊心动魄，而且对当今中国复杂的社会生活、多样性的社会关系进行了深入的思考。这样的作品，不仅是对当前社会主体的积极回应，同时也满足了读者审美需要，给人们带来了酣畅的精神享受和富于挑战的理性思考。它对时代的呼应，对现实的批判勇气，足以鼓荡起人们的豪情，满足人们对社会巨大的思考量，而其对正反两方面典型的刻画，包括对许多小人物的精雕细刻，都使得文学人物的画廊不断增量。特别是对侯亮平等人物的塑造，使久违的“英雄”式形象得以回归，从而复活了人们心中的英雄审美情结。与之相对应，以英雄人物为引领，对社会全景式的反映和富于哲学意味的反思，使得长篇小说再次显露出史诗的光芒，显现出崇高之美。相比较而言，青年作家丁捷的《追问》则是另一种形态。它是纪实文学，选取的是八个在当前反腐运动中具有典型性的案例，通过采访者与八个贪腐对象的对话来展开叙述。首先，作品让真实的贪腐对象站到了读者面前，与读者面对面，叙述成长道路，回顾犯罪过程，反思多样人生。这就是纪实文学的强项，即在场性。其次是作者与贪腐对象的对话。这种对话不是审问，对话者是平等的。同时，这些对话是多方面的，并不仅仅集中在被采访者的腐败行为上，而是涉及他们人生的方方面面。其实，对话就是“追问”，与被采访对象一起追问。这些追问是社会的、政治的、法律的，也是生活的、人生的，更是人性的、思想的与灵魂的。通过这些对话式的追问，许多层面被打开，许多秘密被揭明，许多问题被剖析，如此种种也是纪实文学的强项，即思想性或评论性。再者就是作品与有关反腐新闻的区别。文学与新闻的功能是不一样的，对相同的对象，新闻提供的只是观点与事例，它不可能有情节，更不可能有人物形象，也不可能有超越事件本身的“远距离”的思想和观点。而《追问》恰恰带给了读者这些，这就是纪实文学的文学性，也是对世界在新闻表达之后需要文学书写的原因。

周梅森不大说《人民的名义》是反腐文学或反腐小说，他更倾向于说它是“政治小说”或“政治文学”，应该说这个说法是有道理的。从更概括的上位概念说，反腐文学确实属于政治文学的范畴。反腐文学属于政治文学，但政治文学却不等于反腐文学，政治文学的范围要比反腐文学宽泛得到。不仅范围宽，理解上也不同，在文学实践层面也有区别。由于历史的原因，加上20世纪80年代以来对所谓纯文学的强调，人们对文学与政治联系起来似乎有很大的抵触。说句实话，由于人们历来形成的观念，人们对待政治文学，注意力都在政治上，不太看重其文学；同样，看反腐文学，人们在意的也是在反腐，不太把它当文学看。这里面存在着很大的审美误区，也严重制约着政治文学包括反腐文学的繁荣与提升。总以为如果强调了文学与现实的关系，就必定放松了对形式的要求，甚至以形式的牺牲来换取对内容的重视，这种割裂形式与内容关系的艺术陈见应该抛弃，它只能造成对一切写实作品的歧视。不过，就客观情形而言，我们又确乎缺少那种内容上相当写实的、艺术上也属于上乘的佳作；相反，写实作品总时不时给人艺术功力不足的粗制滥造和质胜于文的感觉。因此，政治文学作家应该明白自己的不利的方面，比如写实作品由于其题材的特殊性，使得一些现代小说技巧、文学技巧难以施展等等。调整艺术格局以求政治文学局面的大改观，我们应该努力打破纯文学的重于形式探索而写实作品囿于传统写法的分裂状态，因为这两者并不矛盾。

把文学中的政治因素与审美因素分别对待甚至对立起来，这确实是问题的关键所在。而更根本的问题是对政治文学的轻视，因为在上述错误观念的影响下，文学回避政治曾经成了许多作家的选项。文学是人学，文学总不能不写人，如果当个体不可能摆脱社会所赋予的政治人角色时，文学在描写时又该作如何选择呢？事实上，文学史上的许多伟大作品之所以成功并且成为经典，就在于它对当时的政治生活进行了生动而深刻的描写。谁能否认《红与黑》的成功、《人间喜剧》的伟大与作家对当时政治生活的把握和描写无关呢？同时，我们又怎样看待列宁对托尔斯泰的评价和卢卡契对现实主义与历史小说的一系列论述呢？在今天，如果回避人的现实政治色彩，回避人性中政治文化的介入，就无法写出真实而深刻的作品。更何况，文学毕竟是文化的历时性文本，是一代代人的生存记录，作为一种符号载体，也不应拒绝对政治的反映。文学在这个意义上不仅仅是文学，它获得了人类学意义上的意义，是时代文化的信息库，是文化流传不断的纽带和凭借之一。恩格斯对巴尔扎克的称赞，列宁对托翁的肯定，未必不是文学的骄傲和荣耀。同时不应误会的是，文学表现政治是审美的表现，如果认为文学的恒久在于艺术性、“文学性”的话，那么我们担心的不应该是文学写不写政治，而是文学如何写政治。我们在介绍周梅森的《人民的名义》与丁捷的《追问》时，特别注意其文学层面，正是这个意思，这也是我们要提醒读者的地方。如果我们阅读《人民的名义》时只在意它写了多大官、写了副国级，阅读《追问》时对部级干部如何追明星“追问”不停，那就是舍本逐末了。

政治文学的繁荣是政治生活正常的表征，这也为欧美和东亚政治文学的发展所证明。所以，中国的作家也好，中国的读者也好，都要调整对政治文学的态度。这种调整一是文学上的，也有关政治认知。这几十年来，中国的政治文化已经有了很大的进步，中国的政治学科更是在向世界看齐，但是，民众的政治素养、政治认知，包括作家们的政治学积累还不能令人满意。绝大部分人对政治的理解大都局限在实践范畴里，并通俗地把它解释成统治阶级尤其是上层统治者的权力活动，这使我们的政治观念变得十分浅薄而混乱。其实，政治观念尤其是政治学作为一门社会科学有自己独立的范畴和体系，它以人类政治生活为研究对象，努力揭示政治体制运行过程的客观规律、模式以及作为政治人的角色个体在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关系和心理等等。我们要严格区别政治行为和政治学、政治观念这两方面。前者是实践的，后者是意识的，而文学更多地与后者发生联系。说文学要写出当代人的政治生活，并不是强求文学直接参与政治，像过去庸俗社会学所要求的那样要使文学成为政治斗争的工具。文学表现政治，但文学本身并不等同于政治。政治是客观的社会活动，它仅以题材的方式出现在文学作品之中，而不是说文学必须变成现实的政治行为。这就涉及对政治文学更深层次的理解与认识，也是政治文学区别于一般现实主义作品的个性特质所在，更是现代政治文学与古典政治题材文学创作比如我们说到的晚清官场、讽刺、谴责、黑幕、宫廷小说的区别所在。

终于要说到政治文学中的政治了。从中国新时期以来的创作现状看，我们已经有不少反映政治生活的作家作品，比如本文提到的两位江苏作家，还有王跃文、阎真、二月河、关仁山、刘醒龙、何申等等。但总体说来，还缺少经典作家与经典作品。我们在许多政治文学中总难以发现敏锐的政治敏感、科学的政治眼光、高瞻远瞩的政治理想和精湛独到的政治评价，原因就在于没能以科学的政治学作为观察和反映现实政治的前提准备。在一些作家作品中，政治问题被当成了一些枝节的婆婆妈妈式的是是非非，于是，作品被纠缠在一些琐事里不得超脱。有时，作家们似乎还为反映了某个急迫的现实问题而自鸣得意，有一种解民于倒悬的使命感的满足。其实，文学反映政治并不等于把文学变成“青天老爷”。政治体制的客观运行是一些超乎个体有限行为的更为抽象的社会力量相互作用的结果，作为一个政治文化中的观察者，如果不抓住我们时代政治生活的主流，以此作为对生活进行政治烛照的依据，就难免一叶障目不见青山，作品也跳不出日常伦理的圈子而流于琐碎和平庸。这当然就对作家的政治素养提出了高要求。作为以感性形态和审美方式去反映社会政治生活的文学作品，我们还必须或多或少地具备下列政治学意义上的语义层面：一是政治经验层次，指作品中通过叙述所再现的某一时期的现实政治关系，包括制度的设置、权力的运行、权威的中心、影响力的消长等状况。二是政治心理层次，指作品通过文化氛围的描绘特别是人物性格的塑造所勾勒出的特定时期作为“政治人”角色的个体和群体心态，比如不同政治人对权力的态度（进取、退让）、其不同态度的心理依据（可以是现实的，如经济原因；可以是历史的，如社会力量的对比后果；可以是显层次的，如功利欲望；可以是深层次的，如原型冲动；可以是社会的、民族的；更可以是人的偶然因素……）。三是政治评价层次，这是作品对客观政治关系的主观态度，它主要由作家的政治立场甚至其在现实政治生活中的角色特征组成，它和下面的层次，即政治期望层次共同构成作品的主观方面。所谓政治期望层次，是指作品通过对政治关系的重塑和评价所表现出来的有异于现实政治关系的理想规范，它是作家从现实政治出发对未来政治所作出的超前展望，自然也包含了被现实的政治关系所掩盖的新的政治关系的萌芽以及现实政治文化的发展趋向……从以上的列举可以明显地看出，政治文学和一般的泛泛强调文学要反映现实生活有着明显的区别。它自然是属于写实的，但却着重以现实生活中的政治生活为反映的对象，它应该是众多文学类型中的一个。

议论到这里，我们回头再看周梅森的《人民的名义》和丁捷的《追问》是不是就不一样了？从反腐文学到政治小说，虽然是同一个维度的两个大小概念，但转换一下视角确实有别，阅读作品时的侧重点也随之变化，所得也就不一样了。我们可能不会仅仅盯着故事的戏剧性冲突和正反两派人物的较量，也不会止于作品中对腐败的揭露。我们可能首先会将作品中的人物看成一个个“政治人”，进而解读他作为一个政治人的角色特征，将情节解释成一个个政治人的政治行为，包括人物的政治心理等等。我们会对作品中大大小小的环境重视起来，因为这是作品所描写的政治环境，一个个具体的政治生态，它包括宏观的国家政治导向与政治理想，也包括政治制度、行政程序与政治人之间的政治关系等等。当然，作者的政治立场与政治期望也变得不可忽视，因为它制约着小说政治叙事的方向。而且，这样的政治立场与政治期望可以理解成是作家的，更应该理解成是社会的和时代的，因为文学作品中的任何叙事人的叙事意图都是某种力量的代言。事实上，《人民的名义》的“尺度”之大，并不是它写了副国级，而是它的政治反思与政治期望，是它通过一个个人物之口说出来的与人物的性格和政治角色相配的不同的政治见解，它实际上是这个时代复杂的政治生活的反映。而小说的力量正是来自于与社会主流政治同频共振的民众的政治诉求，这才是“人民的名义”之所以成立的根据。对丁捷的《追问》也可以作同样的解读。与《人民的名义》虚构的政治生活不同，《追问》是现实的政治生活的抽样调查。作品对一个个采访对象人生经历的回溯，实际上是对现实社会中“政治人”形成过程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作品中的人物原来都是普通人，或者是一些与政治关系不密切的其他行业的成功者，但是，随着作者的追问和人物人生轨迹的回放，他们进入政治生活的过程被清晰地展示出来，他们身上的政治色彩越来越浓厚，政治身份也越来越明确，许多人最后定格在纯粹的政治从业者的角色上。作品的回放与分析是细密而深刻的，人物的政治行为与政治心理得到了非常专业的解读。与《人民的名义》一样，《追问》中的政治是中国的政治，是中国的现实政治。所以，它讲述的那些因贪落马的官员，也可以说是现实中国的失败的政治人物这一特殊类型的写照。而对他们之所以失败的分析，也是在中国现实政治的话语中进行的，包括路径、制度、政治技巧、社会的政治崇拜等等。当然，作者没有忘记对人物性格的描写，对他们内心世界的勘探，因为作者知道，政治人物也不是千人一面，他们政治上的失败除了外在的因素，也有家族、家庭、性格、品德、欲望与生活道路甚至一些偶然因素的作用，这常常是一些政治文学忽视的地方。从政治文学的角度看《追问》，作品在宏观层面对重建中国现代政治生活的叙述意义不容忽视，而在文本层面，每个故事后面的议论的份量也会变得非同凡响，这是作品政治力量的体现，也是作者政治素养的功力所在，之所以阅读后与作品产生如此长久的共鸣，深层的原因就在这儿。

就两部作品从反腐文学说到政治文学，不知我们的观点有没有表达清楚？总而言之，中国的政治文学在进步，但道路还很远，而政治文学的进步不但是一类文学的进步，说到底，它体现的是社会政治的进步。

[作者单位：江苏省作家协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