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新华社记者李松历史随笔集《牛栏关不住猫》。该书近日由新华出版社出版面向全国发行。目前已陆续在当当、京东、亚马逊、淘宝、天猫等网站及全国各地新华书店上市与广大读者见面。

　　基本信息 

　　出版社：新华出版社

　　印  张：23.5  

　　字  数：350千字

　　版  次：2017年8月第一版  

　　印  次：2017年8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166-3385-4

　　定  价：39.80元

　　危险的饭局

　　文/李松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这是开国领袖毛泽东说过的一句话。但在如今一些官员看来，请客吃饭就是工作的一部分，而工作离不开请客吃饭。

　　2015 年 5 月，吉林省纪委监察厅列出了公职人员不准参加的 20 类饭局，其中包括：上下级之间搞互相吃请、同城之间安排公务用餐、接受基层单位吃请。

　　此消息一出，公众认为这更有利于杜绝公款吃喝腐败。

　　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也没有不忙的官员。如果官员的忙闲与筵席的聚散“同频共振”，这样的饭局就会成为一个扑朔迷离、云谲波诡的“局”。在这个“局”中，上下级关系、政商关系就会变得很危险。

　　一

　　在源远流长的中华民族文化中，民以食为天，“悠悠万事，唯此为大”。一般来说，发生在家庭或家族内部的饭局，自然“亲意浓浓”——平时不怎么相见的亲戚，在过年过节形成一个具有稳定血缘关系的饭局。这种饭局自然会赋予某些社会功能，比如亲友间的团结互助等。

　　但在中国官场上，饭局与政治永远保持着若即若离的关系，这是中国历代政治的一部分，也是中国饮食文化的一部分。

　　中国古代，官场饭局早已有之，且是公款埋单。早在先秦，就有关于公款吃喝的记载。比如在《诗经》中，就有一首诗鲜明、生动地描写过一群衣着光鲜的官员，下班后优哉游哉前去公款吃喝的场景。

　　这首诗叫《诗经·召南·羔羊》，寥寥数语，全诗如下： 

　　羔羊之皮，素丝五 。退食自公，委蛇委蛇。羔羊之革，素丝五緎。委蛇委蛇，自公退食。羔羊之缝，素丝五总。委蛇委蛇，退食自公。

　　这首诗除赞美羔毛之外，还写了“委蛇委蛇”、“自公退食”、“退食自公”，全诗的重点就在这十二个字里。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官员吃完官府“公食”下班了，穿着一身洁白柔软的羔裘，舒舒服服，剔着牙缝，缓步回家。尽管全诗没有一个批评的字眼，不过是赞美还是讥讽，不言而喻。

　　西汉时期，官员“下基层”，地方上也有公款招待。据《汉书·宣帝传》记载，元康二年（公元前 64 年）皇帝刘询（汉宣帝）曾下诏书，批评有些地方官员擅自提高过境公职人员的食宿标准。从这条记载来看，当时是有相应的公款吃喝制度的，地方官员有公款招待权或“义务”。

　　南北朝时期，公款招待制度更为明确。地方官员除享有基本的“菜田”之外，还享受“杂供给”、“迎新送故”等制度允许的收入。“迎新送故”即是一种公款消费制度，新官上任、旧官离职，都要举行迎送宴会。

　　隋唐时期，公款消费制度被完全确立，从中央到地方的行政权力机构都设有“单位食堂”。当时，官员最喜欢开会，因为会议结束后有朝食招待。从《唐会要》记载来看，“朝食”仅供较高级别官员享用，根据级别的不同，用餐地点也不一样，宰丞一类高级官员在政事堂的专门餐厅用餐，称之“堂食”；普通官员、一般公务人员则由“吏厨”或“佐史厨”、“府史厨”提供“工作午餐”。官员下去检查，地方上同样会有招待。

　　唐朝官员的公费用餐有固定预算，主要从“公廨钱”和“俸料钱”中支出。“公廨钱”由朝廷提供，本来是用于弥补办公经费的不足，事实上多被用于官员个人补贴和集体吃喝。

　　古代官场上公款吃喝的腐败，在宋朝得到了最充分的发展，宋朝京官有朝会酒食、堂食，官员外出巡访、视察或“下基层”调研，也都会得到地方政府的公款宴请和日常例行招待。地方还有定期的会餐。

　　据《宋史》记载：宋朝还有“旬设”之制，每旬一次用公费宴犒。《文献通考》说：宋孝宗时，平江太守王仲行与祠官范致能、胡长文常用公费请客。

　　“一饮之费，率至千余缗”。而按照《异闻总录》所载：南宋初年的太尉邢孝扬，在京师买了故王太尉遗属出让的二手房产，“才为钱三千缗”。

　　明朝也是一个吃喝成风的时代，大奸臣严嵩和其子严世蕃生活奢华。后来被抄家时，从家中抄出的金酒杯、酒盅、酒缸的重量，就不下 17000 两。到了清朝，官场公费吃喝之风极盛，公务往来亦多大摆宴席。从乾隆时著名文人袁枚所作《随园食单》也可看到这一点：“今官场之菜，名号有十六碟、八簋、四点心之称，有满汉席之称，有八小吃之称，有十大菜之称，种种俗名皆恶厨陋习。”显然，乾隆时官场上满汉席并用已成一时之风气。

　　二

　　在中国官场饭局中，公款吃喝对象大部分是下级与上级的“工作汇报”、平级之间的“工作交流”，由此催生的官场现象层出不穷。

　　在席间，老大坐的位置很讲究，俗称主位，有些地方谦虚地称为“主陪”。主位要面对大厅的入口，因为这儿可以观察全体，以及人员的进入，从而起到控制整场宴会的作用。其他人则是以此为中心，按重要程度依次围聚，在整场饭局中，关注此人的语言和动作传递出蛛丝马迹的信息。

　　除主位，其他人位子排序往往是个难题。这种席位的安排很讲究，要求坐什么样的位子，对应着什么样的职务、年龄、亲疏关系。当然，这种排列并不固定，席间要是有人临时加入，这种脆弱的平衡，就随时可能被重新打破。至于到场时间，颇为微妙。一般来说被请的人面子最大，所以一般都会晚到一会儿。古代无法考证，但在今天的官场饭局中，在上司来之前，是第一次点菜时间，并且一定要在上司到达之时，凉菜都已上好，绝对不能让桌子空着。

　　这是禁忌。上司到达之后，是第二次点菜时间，但一般不由领导上司点菜，多由二级或三级位次之人来点菜，点后要征求上司的意见。

　　法国历史学家让 - 马克·阿尔贝说过：“饭桌上的老大不是那个吃得最多的人，而是吃得最少的，他不仅掌握着餐桌，还掌握着用餐的话语权和节奏。”这一点，在中国官场饭局中，也体现得淋漓尽致。

　　钱钟书老先生说过，“吃饭有时很像结婚，名义上最主要的东西，其实往往是附属品。吃讲究的饭事实上只是吃菜，正如讨阔佬的小姐，宗旨倒并不在女人。”这话用在中国官场饭局中，再恰当不过。自古以来，中国官场饭局有着丰富的内涵——饭不再是生理和心理需要，而是感情和利益要求。

　　中国人崇尚人情往来，注重关系网，重视“圈子”的存在。在你来我往的过程中形成了中国特有的酒文化、礼仪文化等，但这样的文化放到行政部门、官员身上就变了味，失去了它的积极意义，成为不良社会风气、官场陋习、潜规则的“代言人”，甚至成为腐败的“导火索”。

　　三

　　中国历代公款吃喝，都有一些制度性的规定。如果不符合规定，这样的公款吃喝将会被视为严重的作风问题，受到相应的处罚。

　　汉景帝时制定法令，凡到地方后接受公款招待的官员，一旦被发现立即免职。后来下面反映这种处罚太重，刘启接受丞相申屠嘉等人的建议，于公元前156 年阴历七月份重新下诏：凡接受吃请的官员，餐费自理，吃多少赔多少，但不再免职。最严苛的要算是北魏献文帝，他规定官员到地方巡视，吃掉羊一口、酒一斛者，“罪至大辟”，也就是判处死刑，同席吃喝者也有胁从罪名。

　　宋朝的《庆元条法事类·职制门》（卷七）“监司巡历”里，列出了可操作性很强的条例，凡“下基层”公干、外出视察的官员，都有统一的就餐标准，一律供应“券食”，超标受罚，随同官员也不例外。如果官员接受地方吃请，或超标消费，将会被处分，甚至法办，即所谓“送法”。

　　宋朝文学家苏舜钦也曾因公款吃喝落马。他的老丈人杜衍时任宰相。有一次，他将公家的废纸卖掉，用所得买酒设宴，还招来乐伎助兴。结果被老丈人的政敌得知，立即指使纪委弹劾，苏舜钦以“自盗”罪名被免职，并被赶出京城。

　　明朝从一开始就对公款吃喝予以极大约束。朱元璋当上皇帝后，老百姓的生活并不好过，但达官贵人却穷奢极欲，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朱元璋对此十分不满，担心这样下去大明朝也要亡国，于是决心整治这股奢侈风气。时适逢皇后生日，各路人马都来贺寿。待全部坐齐之后，朱元璋吩咐上菜：第一道菜是炒萝卜；第二道菜是炒韭菜；第三道为两大碗青菜；最后一道是葱花豆腐汤。众臣不解，朱元璋解释，“萝卜上了街，药店无买卖”、“韭菜青又青，长治久安定人心”、“两碗青菜一样香，两袖清风好丞相”、“小葱豆腐青又白，公正廉洁如日月”。

　　在场的官员，最终明白了朱元璋的用意。朱元璋当众宣布：“今后众卿请客，最多只能‘四菜一汤’，这次皇后的寿筵即是榜样，谁若违反，严惩不贷。” 从此，四菜一汤在明初成为定律。

　　“所有尖宿公馆，只用家常饭菜，不必务办整桌酒席，尤不得用燕窝烧烤，以节靡费。此非客气，切勿故违，至随身丁弁人夫，不许受分毫站规门包等项。

　　需索者即须扭送，私送者定行特参。”这是清朝道光十八年（1839 年）初，林则徐被任命为钦差大臣，前往广东禁烟时发布的第一道公文。整篇公文与禁烟无关，而是针对公款吃喝。

　　在古代官场，吃喝风盛行表面上看是用皇帝的钱，但实质还是百姓的血汗钱。即使为平息民愤，皇帝惩办几个大吃大喝的贪官，也不过是装装样子，中国历代封建王朝从来没有从根本上解决过公款吃喝这个“毒瘤”。

　　四

　　从本质上来讲，中国古代的公款吃喝，与如今的公款吃喝相比，并没有任何区别，都是通过公权的力量达到满足舌尖上的欲望之目的。

　　新中国成立以来，关于公款消费的相关禁令多达上百项。相关部门制定出公款吃喝消费的条款也是越来越细，但“言之谆谆，听之藐藐”，吃喝之风不但没能禁住，反而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之势。

　　全国一年的公款吃喝会吃掉多少钱？据不完全统计，中国公款吃喝开支 1989 年为 370 亿元，1994 年突破 1000亿元大关，2002 年达 2000 亿元，2005 年突破了 3000 亿元大关。来自新华网的消息，2010 年和 2011 年，中国的餐饮零售额连续两年都突破了两万亿的大关，估计至少每年有一万亿是公款消费者说是官员消费。

　　据报道，自宋林于 2008 年出任华润董事长后，经常于湾仔华润总部 50 楼顶楼宴会厅设宴，招待大陆和香港两地政商权贵，虽然每餐只是六至八道菜，但每次必有 22 头极品乾鲍、苏眉或海斑、冬虫草炖汤、澳洲和牛、龙虾刺身等名贵菜式，净系食物成本价每人最少 1000 至 2000 元。酒水花费更惊人，近几年宋林喜饮每瓶售 8 万至 12 万元不等的法国勃艮第罗曼尼·康帝及 La Tache 等顶级红酒，2005 年份罗曼尼·康帝每瓶就要 12 万元，La Tache8 万元一瓶，一餐饭喝五六瓶。

　　周永康落马后，据一位已经退休的老中石油告诉《中国经济周刊》记者，早在 20 世纪 90 年代，就是周永康执掌中石油的那个年代，每顿宴请消费没有低于 10 万元的，而且，这样的宴请几乎每天都要发生。

　　在公款吃喝的风潮中，大批官员的理想信念动摇了，精神支柱缺失了，价值取向走向了错误，政治责任感丧失了，自律意识淡薄了，于是便会置各种禁令于不顾，为私利而违规枉法。

　　客观地讲，中国现在不缺少遏制公款吃喝的文件，缺少的是保障这些文件规定能够严格执行的外部环境。

　　在中国香港，严苛的制度之所以能得到不折不扣的执行，就是因为港府所有公务接待都必须提前申请报备，内容包括宴请人数、宾客名单、宴请缘由、陪同人员、预计费用、人均支出等。日后审计署将审计结果公之于众，万一有不妥之处被媒体或公众发现，得不偿失。而公开账本事无巨细，连公务出访入住的酒店、活动购买的矿泉水费用都和盘托出，值得借鉴。

　　2012 年底以来，中央陆续出台“八项规定”“六项禁令”，狠刹“舌尖上的浪费”。会议精简了、公款吃喝少了，但反弹风险极大。根据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2015 年 2 月份，全国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 1509 起、处理 2076 人、给予党政纪处分 1228 人。有一些问题不容小觑，比如违规公款吃喝有所反弹，2015 年 2 月较 1 月上升了 29.89%。

　　这一方面虽然与 2 月份刚好过春节不无关系，但是也说明仍有一些官员依然把禁令当“耳旁风”，我行我素，用公款吃喝。

　　唐朝诗人李商隐在《咏史》一诗中说：“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败由奢。”勤俭看似小事，其实攸关个人和国家的之命运。纵观历史，无度的饭局很危险，大到邦国，小到家庭，无不是兴于勤俭，亡于奢靡。

　　以史为鉴，要遏制公款吃喝，就要从约束权力的源头入手。要进一步“简政放权”，削减权力裹挟的丰厚利益，让公款吃喝的宴请接待没有 “生产力”；要建立完善的权力运行透明、公开制度，让民众敢监督、能监督；还要辅以更完备的财务制度，让弄虚作假者无法瞒天过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