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聆听大家”系列访谈——
著名建筑学家吴良镛：文化复兴是在继承优秀文化传统基础上创新的过程

　　“正是这种离乡背井、国破家亡的痛苦经历，促使我立志学习建筑，就是一心想把被战火摧毁的家园重新建设起来。可以说学以致用、振兴国家，是那个时期青年学生思想的主旋律。”

　　问：您学习成长的年代饱受战乱之苦，追求事业的过程有豪情也有困惑，但您最终取得了辉煌成就，这离不开坚定的理想和志向。您一生孜孜以求的“谋万家居”的理想是如何确立的，它对您的一生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吴良镛：我之所以选择建筑事业作为一生的追求方向，是与我青少年时的成长经历有着密切关系的。我1922年出生于古都金陵，当时国家正值内忧外患，中国大地战火连连，我小学三年级时东北就被日本人侵占，到初中毕业抗日战争就全面爆发了。1937年南京沦陷前，我跟随兄长流亡内地，先后到武汉、重庆合川求学，当时江苏省把一些流亡教师组织起来在合川办寄读学校，我在那里较为安定地读了两年多的书，在当时的情况下，可以说是幸运的。1940年6月，我在合川参加大学统招考试，刚交完最后一科考卷，就听到防空警报响起，日本人的战机突然来袭。我们赶紧躲到防空洞，一时间地动山摇，瓦砾、碎石、灰土不断在身边落下来。当我们从防空洞出来，大街小巷狼藉一片，合川大半座城都被大火吞噬，火光映红了整个天空，大火一直燃烧至翌日清晨因降雨始息。当时的情景对我年少心灵的刺痛是永远都不能忘却的。我敬爱的前苏州中学首席国文教员戴劲沉父子就在这场空袭中不幸遇难了，合川的半个城几乎都被烧毁了。正是这种离乡背井、国破家亡的痛苦经历，促使我立志学习建筑，就是一心想把被战火摧毁的家园重新建设起来。可以说学以致用、振兴国家，是那个时期青年学生思想的主旋律。

吴良镛接受本网专访

　　“我自审之所以没有转错大方向，很大程度上还是与早年立志有关，我很早便立志在建筑与城市的学术领域做一些事，在不同时期，根据现实条件，作出相应的选择。”

　　问：选择和坚持，这是您历来所强调的。回首90多年的峥嵘人生，您为什么格外强调这几点？

　　吴良镛：人的一生不知要走多少十字路口，一个弯转错了就很难回到过去的志愿，因此道路的选择至关重要。人生中有太多太多的机遇、变迁，甚至有无限的偶然性，国家的发展、经济社会的变迁，乃至家庭中细小的问题都会引人转向，甚至于改变一个人的命运。回顾我自己的经历，有几次重要的十字路口：1948年我经梁思成先生推荐赴美求学，1950年学成后应梁先生召唤取道回国，投身到百废待兴的新中国建设和教育事业中，现在想来，如果当时留在美国，便没有此后几十年在中国建设领域中的耕耘和收获；1983年，我年满60，从清华大学建筑系主任的行政岗位上退下，当时张维校长邀请我前往深圳大学创办建筑系，我婉拒了他的盛情，坚持和一名助教，在半间屋子、一间书桌、两个坐凳的条件下创办了清华大学建筑与城市研究所，到现在已经经历了30多个春秋。30多年中我与研究所的同志们共同开展了一系列人居环境科学的研究与实践，当时若前往深圳，今生后期的工作则又会是另一番光景。类似的情况一个人一生不知要经历多少，回顾既往，我自审之所以没有转错大方向，很大程度上还是与早年立志有关，我很早便立志在建筑与城市的学术领域做一些事，在不同时期，根据现实条件，作出相应的选择。

　　人生的道路上不可能一帆风顺，遇到困难是坚持还是退却？就我个人的经历而言，不论是年少时读书求学，还是年长后的研究与实践，几乎处处都有需要面对的困难，也难免遭遇挫折。年轻人很容易受到挫折的影响而气馁，这里希望与大家以宗白华之语共勉：“不因困难而挫志，不以荣誉而自满”。要立志、要选择，在选择的道路上更要有不惧困难的坚持。

吴良镛接受本网专访

　　“建筑学不能仅指房子，而需要触及本质，即以聚居说明建筑，从单纯的房子拓展到人、到社会，从单纯物质构成拓展到社会构成。”

　　问：1993年，您在中科院技术科学部的学术报告会上提出建立“人居环境科学”研究的建议，两年后清华大学人居环境中心成立。这个学说提醒人们：城市的发展到底是为了什么。可否结合您的研究及我国城市发展中存在的现实问题具体谈一谈？

　　吴良镛：中文“建筑”一词源自日语翻译，在很长时期，中国社会所认为的“建筑”等同于“房子”。中国学者对建筑学要义的探索从未停顿。1947年，梁思成先生从美国回来，在建筑系开学典礼上对第二班学生的讲演，提出两点：“住者有其房”，有意识地把建筑的主要任务导向适宜居住的住宅；“体形环境论”，指以物质空间环境为主体，从家居至整个城市及若干城市间的联系，是人类生活和工作的“舞台”，从而使建筑的概念从房子走向环境。因此，在建国初期，清华大学建筑系也一度更名为“营建系”，内涵更为广阔。

　　当代考古研究发现，自新石器时代起，人类开始聚居在一起，建造房屋、从事耕作、饲养牲畜，并挖掘壕沟以保障安全，这就形成了聚落。西安市临潼区城北的姜寨遗址，就是典型的新石器时代的聚落遗址，布局非常清晰，居住区的房屋围绕中心广场分布，房屋分为四组，均是较小的房屋围绕着一座较大的房屋。东南部有一所大房子，是氏族公共活动场所。居住区外围还挖有壕沟，以保障安全。西安浐河畔的半坡遗址同样是新石器时期母系氏族的典型聚落遗址。1978年，我赴墨西哥参加第13届国际建协世界建筑师大会，在墨西哥人类学博物馆中看到早期村寨的图纸，与姜寨、半坡遗址的空间布局有很多相近之处，可以看到世界各地人类早期聚落的相近之点。这些聚落使我不禁联想起中学时在四川乡下居住的生活体验。林盘是成都平原地区的一种典型聚落模式，几家人户围绕起来，饲养一些牲畜，中间是竹林，外围是田地，这样就形成一个村落，今天成都郊区的村庄仍有这样的聚居的痕迹。

陕西临潼姜寨新石器时代聚落         陕西西安半坡新石器时代聚落

　　“聚落”的概念提醒我们，建筑学不能仅指房子，而需要触及本质，即以聚居说明建筑，从单纯的房子拓展到人、到社会，从单纯物质构成拓展到社会构成。在建筑学中，从房子的概念扩展到聚居的概念，是一个跃进。这是广义建筑学最核心的思想和切入点，是人居环境科学理论的一个最基本的启示点。这使得我们看问题的角度更高了，不再局限在建筑学本身的领域之中，而是与更多的相关领域、相关学科相交叉、融合。

　　广义建筑学的提出是在1985年。当时在自然科学基金的资助下，在清华大学召开了主题为“建筑学的未来”的讨论会。会议的第一天，大家各执一词，莫衷一是，于是，第三日，我提出尚在酝酿中的“广义建筑学”，未曾想得到大家的普遍认可。1989年，《广义建筑学》一书正式出版。此书的撰写并未经历太长的时间，它可以说是改革开放初期那个充满活力的时代的产物。当时，整个社会都充满了改革和创造的激情，也开始有条件到墨西哥、美国、西欧等地参观考察，并与各国学者交流，这些都促使我不断对现实问题进行思考。开始想到何不将建筑的诸要素进行分拆与综合，对传统意义上的建筑学进行扩展？想到这些颇有一觉醒来、豁然开朗的感觉。

建筑学-广义建筑学

　　人居环境科学的酝酿和发展经历了一个漫长的积累和探索过程。1982年我在中科院技术科学部的大会上做了题为《住房·环境·城乡建设》的学术报告，可以说是理论准备时期。1989年，《广义建筑学》出版，提出“聚居论”，从单纯的房子拓展到人、到社会，理论得到进一步发展。1993年，在中科院又作题为《我国建设事业的今天和明天》的学术报告，第一次提出“人居环境学”的概念。2001年，《人居环境科学导论》一书出版，可谓初步建立了人居环境科学理论体系。2010年，人居环境科学获得陈嘉庚奖，得到了科学界的肯定；2011年，获得国家最高科技奖，可以说是得到了国家的肯定。可以不无自信地说，我们找出了一条道路，但是任务还很艰巨，还要继续从事人居环境科学的理论实践，希冀得到新的发展。

人居环境科学的学科体系

　　“在当前快速城市化的过程中，理论上说，每增加一个城市人口，社会建设就要责无旁贷地加多一份责任和义务。”

　　问：您说过：“一个真正的建筑大师，不是看他是否设计出了像埃菲尔铁塔一样流传百世的经典建筑，而是看他是否能让自己国家的老百姓居有定所。”您又说：“民惟邦本，普通人的居住问题是建筑最本质、最核心的内容。”可否请您具体谈谈？

　　吴良镛：人居环境的核心是人，是最大多数的人民群众。人居环境与每个人的利益切切相关，人居环境科学是普通人的科学。《尚书》有云：“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管子》亦言：“霸王之所始也，以人为本，本治则国固，本乱则国危。”“以人为本”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也是人居环境科学的立足点。宏观层面上，国家战略与区域发展要以民为本；中观层面上，城乡建设要以人民群众的需求为出发点；微观层面上，广大群众也需要一个良好宜人的生活环境。

　　从中国当前发展来看，主要是以房地产开发为主的建设经营模式，市场经济起主导作用，虽然发挥了很大作用，但也存在一些问题。美国学者凯瑟琳·鲍尔早在1934年就出版《近代住宅》一书，指责当时住宅经营为“奢侈的投机”，“现代住房是用于居住的，而不是用于谋利的，房屋与社会设施一起作为综合性邻里单元的一部分按照现代方式来进行建造。”从上世纪初到现在，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仍要清醒地认识到市场经济并不是万能的。

　　在我国，1945年林徽因即著文论战后住宅，1947年梁思成提出“住者有其房”是人民群众普遍的渴望。在社会转型的大背景下，我们更要思考如何利用自身智慧来解决时代问题，在住房建设中加强社会主义的内涵。在当前快速城市化的过程中，理论上说每增加一个城市人口，社会建设就要责无旁贷地加多一份责任和义务。住房及社区的多种基础设施建设需要投入更多的力量，社区规划还需要积极的倡导与规划。建立良好的居住环境秩序，促进人民安居，这是走向和谐社会的必由之路。

吴良镛接受本网专访 

　　“在雄安新区的战略设想被提出之后，要重新思考京津冀的发展，而反过来，雄安新区也不是孤立的点，而要放在京津冀这个大背景下去看待、去研究。”

　　问：1958年，年仅36岁的您主持编制了保定市的城乡一体化规划，这被称为您城乡规划的“初恋”。您在2006年又提出，“要保护好白洋淀，使之成为未来首都地区某些功能的潜在转移地区，这是一个值得供决策者高瞻远瞩的战略性问题。”今年4月，党中央、国务院决定设立河北雄安新区的千年大计。您怎么看这一项重大的历史性战略选择？

　　吴良镛：这是“千年大计”、“国家大事”。作为一个建筑学人，虽然年迈，但仍然关心首都、关心京津冀的发展、关心国家的未来，当然非常关心这件事。

　　我对于这一地区的认识和研究是逐步发展起来的。1958年，建工部在青岛召开的城市规划会议，刘秀峰部长号召要在全国推行“快速规划”。我们与河北省建设厅联系，参加河北省副省长胡开明主持的河北省若干城市的规划竞赛，教师赵炳时、吴焕加、陈保荣等和我分别带领一组学生在保定、石家庄、承德、邯郸、邢台、宣化等地试做快速规划，我当时主持系务，为来往北京较为方便起见，选择参与保定规划。

　　在我们开展规划工作时，保定旧城尚完整繁荣，是居民的主要集中地。同时，京广铁路西部已经发展了一些大型工业企业，如印钞厂等。城市西部山区不仅地势险要，而且文化资源深厚，有狼牙山五壮士的故事，也有紫荆关等自古以来的雄关险隘。规划工作的任务之一，是把旧城与跨过铁路即将发展的新区联系为一个整体。我当时带领着清华的五位同学一起工作，分别是吴光祖、郑光中、吴宗德、韩琪、邹燕，对全区进行分析，对道路、绿地等都深入设计，对旧城保护、新区发展开展了全面规划。规划的方案也在不断调整中，开始新区的道路网是斜向的，后来尊重当地的意见改为正南正北，最终的结果还是比较好的，东西城有机联结，有广场、有新中心、有绿带，空间有序、疏密有致，形成了一个比较深入而实际的规划方案，并且对旧城的大慈阁、南大街、直隶公署及西部一亩泉等特色保护非常关心。

　　如果要对保定的工作进行自我评定，在我数十年的学术人生中，除北京外，参与了不少地方的规划，有的建议可能得到了一定的采纳，有些局部地段，如深圳中心区建筑群等的设想基本上也得以实现，但一个中等城市的规划能够得以较完整付诸实践的，唯有保定，这一经验值得好好总结。但可惜的是，当我正在对保定专区继续深入调研时，被仓促召回学校，整份资料由于涉及保密，按照规定存放在资料室，拟回校后再觅时间继续做下去，可惜这份文件在“文革”中被勒令处理，我非常心痛。

保定市城市规划总图（1958）

　　在此期间，我还去参观了白洋淀，一片泽国，真是太美了，芦苇丛丛，碧波荡漾，令人心旷神怡。当时有一部小说叫《新儿女英雄传》，记述的就是白洋淀一带农民的抗日活动。我们在白洋淀就是由游击英雄刘博领着去的，他当时是县委成员。白洋淀旁边有一展览馆，陈列水产标本，记得里面有一个鱼标本有近一米长，足见当时生态环境之好，我们也被宴请吃鱼宴。“文革”后我再去白洋淀，湖底龟裂，已经不复往昔的繁荣，虽说新灌注了水，但令人很不是滋味。

　　1978年清华任命我重主系务后，在繁重的拨乱反正工作中，以无比兴奋的热情，投入思考首都规划建设工作。清华建筑系一度组织教师，集体从事北京市总体规划研究。1979年，我们第一次提出将京津唐地区融为一体的规划构思，将唐山纳入规划视野。在前期研究的基础上，我认识到对于北京的问题，还应该回到整体研究，才能找到出路。

　　1999年面临国际建协第20届世界建筑师大会，我鼓足勇气提出“世纪之交走在十字路口的北京——对大北京地区概念性规划设计研究”。在1999 年6月国际建协大会结束后，我们就将大会未能展出的展板及报告内容向当时建设部的领导同志汇报，得到支持并立题，将“大北京地区”改为“京津冀”，作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和建设部基金项目开展研究。近十几年来，我们持续开展此项工作，取得了一系列的成果，出版了三期《京津冀地区城乡空间发展规划研究》报告，也逐渐得到了学术界和全社会的认可。

京津冀地区空间发展战略示意（2002）

　　在雄安新区的战略设想被提出之后，要进一步思考京津冀的发展，而反过来，雄安新区也不是孤立的点，而要放在京津冀这个大背景下去看待、去研究。宜乎建立“广义的京津冀”的思想，实现“包容式”、“融合式”的发展，充分考虑雄安与北京、天津的关系，三者相“容”、相“融”，化解矛盾，协同发展；同时要为河北的发展留有余地，不是从河北划出三个县来给新区，而是要充分考虑保定等的发展需求，从地区整体发展的角度来考虑问题，进行研究和规划，让每个地区都感到“有他自己”。

　　就新区规划而言，首先要从大处着眼，明确大的前提，包括：水、土地、生态环境的基本状况等，要将白洋淀的治理作为新城规划建设的前提；其次，要研究现状城乡布局，分析它合理和不合理的地方；第三，要遵循城市规划的科学原理，按照步骤，一步步来，这是无法跨越的，其中，城市设计当然至为重要，但是城市设计的开展不必过急，宜乎后期根据现实状况因地制宜；第四，启动区面积不宜过大，踏踏实实逐个把小片区做好……

　　“全球化进程中，在学习吸取先进的科学技术，创造全球优秀文化的同时，对本土文化更要有一种文化自觉的意识，文化自尊的态度，文化自强的精神。”

　　问：2014年10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在谈到建筑的时候，习总书记指出：“我们对待建筑的新风格、新样式要包容，但是绝不能搞那些奇奇怪怪的建筑。现在，一些地方不重视城市特色风貌塑造，很多建设行为表现出对历史文化的无知和轻蔑，做了不少割断历史文脉的蠢事。我们应该注意吸收传统建筑的语言，让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独特的建筑个性，让中国建筑长一张‘中国脸’。”您如何理解这段话？

　　吴良镛：文化是历史的沉淀，存留于城市和建筑中，融合在人们的生活中，对城市的建造、市民的观念和行为起着无形的影响，是城市和建筑之魄。20世纪50年代初，就有民族形式之辩，我在建筑理论上经过20-30年的思考与感悟，认为一般说建筑的民族性仅从形式追求，过于笼统，而各少数民族建筑，作为其特有的聚居形式，自然条件的利用，建筑材料的选择，构造方式的组合，建筑外貌的表现，等等，因此整体言之更应该强调建筑的地域性。

　　全球化是一个尚在争议的话题，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交通传媒的进步，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到来，从积极地意义来说，可以促进文化交流，给地域文化发展以新的内容、新的启示、新的机遇；地域文化与世界文化的沟通，也可以对世界文化发展有所贡献。但是，事实上，当今全球化的发展与所在地的文化和经济日益脱节。技术和生产方式的全球化带来了人与传统地域空间的分离。地域文化的多样性和特色逐渐衰弱，甚至消失；城市和建筑物的标准化和商品化致使建筑文化和城市文化出现趋同现象和特色危机。全球化进程中，在学习吸取先进的科学技术，创造全球优秀文化的同时，对本土文化更要有一种文化自觉的意识，文化自尊的态度，文化自强的精神。

　　1999年，我主持起草国际建协相关文件时，把“地区建筑学”作为一项重要纲领向世界提出。地区建筑的理论与实践就建立在有地域文化研究的根基上。前人云“十步之内必有芳草”，地域文化有待我们发掘、学习、光大，当然这里指的地域建筑文化内涵较为广泛，从建筑到城市，从人工建筑文化到山水文化，从文态到生态的综合内容。例如，中国的山水文化有了不起的蕴藏，中国的名山文化基于不同哲理的审美精神，并与传统的诗画中的意境美相结合，别有天地，在我们对西方园林、地景领域中有所浏览之后，再把中国山水园林下一番功夫，当更能领略天地之大美。

　　特别要注意的是，地域文化本身是一潭活水，而不是一成不变的。地域文化本身也具有“杂合”性质，不能简单理解为纯之又纯，随着时代的发展，地域文化也要发展变化；另一方面，随着本土文化的积淀，它又在新形式的创造与构成中发挥一定的影响。因此我提倡建立“全球一地区建筑学”，我认为：“我们在为地方传统所鼓舞的同时，不能忘记我们的任务是创造一个和而不同的未来建筑环境。现代建筑的地区化，乡土建筑的现代化，殊途同归，推动世界和地区的进步与丰富多彩。”

　　当前，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丝绸之路经济带”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战略构想，旨在促进沿线各国经济繁荣与区域经济合作，加强不同文明交流互鉴。1980年代初我曾获得机会对丝路沿线以及东南沿海的泉州、厦门等城市进行了系统的考察，当时就深深地被这些地方所蕴藏的丰富的地区建筑遗产所打动。当前，“一带一路”的宏大构想必然会对中国及欧、亚、非相关地区的地区建筑学发展带来新的挑战、新的启示、新的契机。

敦煌莫高窟（吴良镛，1981年绘）

　　“人居环境的美是各种艺术的美的综合集成，包括书法、文学、绘画、雕塑、工艺美术等等，当然也要包括建筑。”

　　问：您自幼喜爱绘画和书法，将之看作与建筑学相平行的学习和修养，并承受过宗白华、傅抱石、徐悲鸿、齐白石等人的艺术滋养，您还多次在国内外举办个人书画展。可否结合您与中国文化结缘的故事，讲讲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对您的人生带来了怎样的影响？

　　吴良镛：我感觉我还是比较幸运，在中央大学读书期间得到了许多好的老师的教导。我1940年进入重庆中央大学读书，那时候的中大是一个综合性大学，有不少知名教授，可以根据自己兴趣去听演讲。

　　在学校上课也是如此，对自己有兴趣的学科，想听什么听什么，我就听到过顾颉刚的讲课，观赏文史学家、书法家胡小石每日清晨挥毫（他儿子胡令闻也在中大，跟我很熟），也听过他讲“书法史”、书法的要义，讲用笔、结体、布白的要诀，这对我学习书法乃至建筑构图都有启发。李剑晨曾请他的河南老乡董作宾来讲他的甲骨文研究，还有唐圭璋讲词学，孙为霆（吴梅的弟子）讲曲选。最诱人的是艺术系，第一年名义上是徐悲鸿任系主任，他访问南洋、印度去了，代理系主任是吕斯百，也是油画家，吴作人、傅抱石都在，那时候傅抱石还没有盛名，但是很勤奋，三年内连开过两次画展，山水、人物、题字、篆刻都令人刮目相看，从那时候起就引起我对他的崇敬。中大艺术系老师上课，爱好艺术的几个学生们混进去看，我看过吴作人在评论学生作业的即兴表演，勾勒人体极为准确，线条之漂亮，让人神往不已。我记得我曾在路边写生吕斯百所住的村庄，正好吕斯百路过，他开始站在我身后未打搅我，后来拿起我的画看，夸了几句，给我很大的鼓励。沙坪坝对面的磐溪，有流水，有四时运作的木制水车，别有一番意境，徐悲鸿从海外归来在此不远处办了个美术研究院，这地方很幽静，周围还发现了汉阙，李剑晨老师带我去探访他，屋子宽敞，陈列有很多名画，里面有齐白石等人名作，那时候知道齐白石的人还不多，徐先生自称是他早年在北平发现了齐白石。美术专科学校一度搬到磐溪，校长陈之佛，擅画花鸟，兼长工艺美术。当时重庆的艺术界盛极一时，张大千敦煌归来就办过一次画展，常书鸿法国归来去敦煌前，也办过画展，我都去看了。1945 年4月至5月间，滇西归来，我在重庆看到李可染第一次画展，在1978 年我认识他后，告诉他我早在1945年在重庆大学时就看见了他的画展，他非常高兴，因为这次画展已经很少人向他提起了，他连声道：“我相信你真是艺术爱好者”。

　　还有宗白华，我中学时就读过他的文章，寄居在一位任分校图书馆馆员的亲友蔡先生居住的阁楼上。这时还有一两月才开学，正好可以在图书馆中随便翻书，有次知名学者宗白华差人挑一箩筐书籍来还书，又按书单另借一箩筐回去。我瞄了一眼，多为美术、历史类书籍。我当时心想，原来大学教授是这样看书的。这是我即将跨进大学之门时获得的第一印象，也是读书教育。上了大学之后，我专门去听他的课。

　　总的说来，建筑与艺术对我来说可谓是两种并行的学习，从两种专业修养中受益。而这种并行的学习可以说是从中大一年级分校返回主校区开始的，一方面是受美好自然环境的吸引，另一方面也是艺术系的课程与氛围的感染。

　　这些艺术和文化的熏陶、积淀也对我的学术研究有重要的影响。我倡导人居环境科学，毕生追求建设美好人居环境。中国人自古以来就热爱现世生活，向往并追求生活中的审美品质。中国历史上的人居环境是以人的生活为中心的美的欣赏和艺术创造，因此人居环境的美也是各种艺术的美的综合集成，包括书法、文学、绘画、雕塑、工艺美术等等，当然也要包括建筑。如：室内之书画与家具陈设（特别是明式家具流畅简朴的线条空间之处理）、厅堂之匾额、室内外之对联，乃至于庭院之藤萝花木所带来的光影变化，假山怪石的绝妙组合，变化中又有统一，空灵中又有充实，令人心醉，只有心领神受才能领略到这种综合的、流动的美感。

　　问：最近很多人都在讨论文化复兴，您对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了解很深，您如何理解文化复兴？

　　吴良镛：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的综合国力显著增强，国际地位和民族自信心日渐提高，中华文化扭转了自清末以来的衰运，越来越受到国人和世界的关注，开始走向伟大复兴。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必然伴随着中华文化的繁荣兴盛，人居环境是其中极其重要的方面。迎接中国人居环境建设的伟大复兴，这是我的期待，从我小学识事起一直在期待，到八十多年后的今天仍然在期待。

　　就人居建设来说，文化复兴实际上是在继承优秀文化传统的基础上进行创新的过程。今天，我们从传统走向现代，不是简单地以现代性取代传统，而是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经由传统的现代转化而发展出现代性，复兴人居文化。一方面要“积极保护，整体创造”，加强城镇化进程中的人居文化建设；同时，要追求建筑群和城市设计中的人文意境；此外，还要将人居实践建立在生态文明的基础之上。

　　2013年，我出版了《中国人居史》一书，这是十余年研究基础上的成果，研究的第一个目的，就是作为中国人、中国学者应当了解本国人居的起源、历程与基本价值；第二个目的是以历史上的宝贵财富资鉴当代的城乡人居建设；在此基础之上进一步发展中国人居科学。中国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和深厚文化传统的国家。中国人居科学理论需要汲取中国数千年人居文化的养料，以更好地适应中国国情，服务中国人民。古老的中国人居思想对形成具有时代内涵与中国智慧的中国人居科学理论有着重要的意义。

　　人居环境建设既是物质建设，也是文化建设。文化建设的根本目的在于满足人民的精神需求，通过发展各项文化事业，繁荣文化生活，增添文化蕴涵。建设“文化强国”，不仅是技术措施，更不仅在文化产业的兴建，其核心是中华文化精神之提倡，中华智慧之弘扬，民族感情之凝聚。中国人居环境的发展总是在保持自身固有传统的基础上，不断吸纳，不断充实，与时俱进，历久弥新，富有传统，充满活力。

　　“在文明发展的进程中有一点是始终不变的——社会要进步，人类要追求更加健康美好的生活。回顾历史，一个民族的发展始终是与美好的人居环境相伴随的。”

　　问：党的十九大将在今年下半年召开。作为一名优秀共产党员，请您谈谈对十九大的期许或寄语。

　　吴良镛：我虽已年迈，但仍然关心政治，关心国家大事。今年下半年我们党将召开十九大，为未来五年全国各项事业的发展定下基调，也必然要确保第一个百年目标的实现，兑现党对全国人民的庄严承诺。在此征程中，人居环境事业应当是其中的重要内容。在文明发展的进程中有一点是始终不变的——社会要进步，人类要追求更加健康美好的生活。回顾历史，一个民族的发展始终是与美好的人居环境相伴随的，人居建设的最终目标是社会建设。我曾提出：“美好的人居环境与美好的人类社会共同创造”，就是意图将人居建设与社会进步的目标逐步统一起来，各种设施的建设无不源于美好的人居环境与和谐社会的基本要求。

　　我已经95岁了，仍然坚守在教师岗位上。我仍然要求自己以一种积极的精神面貌面向未来，促使自己力所能及地不断探索广阔的学术新天地，探寻哲理、问道古今，弘扬创新精神，向往民族复兴。当前我们正面临着一个大的时代，未来有无限的生机和激情。愿与广大学人一道共勉！让我们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老骥伏枥志在千里，拙匠迈年豪情未已！

吴良镛寄语

　　问：最后请您为广大党员干部题写一段寄语。

　　吴良镛：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拜万人师，谋万家居。

（采访整理：韩亚栋 摄影：胡思远）

　　吴良镛简介

　　吴良镛，1922年生于南京。1944年毕业于中央大学建筑系。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两院院士，著名建筑学家、城乡规划学家和教育家，人居环境科学的创建者。先后获得“世界人居奖”、国际建筑师协会“屈米奖”、“亚洲建筑师协会金奖”、“陈嘉庚科学奖”、“何梁何利奖”以及美、法、俄等国授予的多个荣誉称号。2012年2月14日，荣获2011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采访札记

　　人民建筑师吴良镛

　　作为享誉世界的一代大家，吴良镛先生的故事激励了几代人。人们从方方面面追寻着这位面对沧桑巨变而不改初心的建筑学家的人生轨迹：他于战乱年代酝酿的“谋万人居”的梦想，他响应恩师梁思成先生召唤毅然回国的无悔抉择，他在传统和现代、东方和西方、政绩和民生的碰撞中对建筑和城市发展规律的执着与坚守……

吴良镛接受本网专访 

　　一个烟雨蒙蒙的上午，我们来到清华园附近的吴先生的家中。刚刚坐定，先生从里屋缓步走出，礼貌地对我们点头微笑，招呼大家坐下。他不无幽默地说：“一会儿你要考我？”对先生的采访，就在这样一种轻松的氛围中开始了。

　　与吴先生这样渊博的大家聊天，你会时时得到收获与启迪。他身上有着一种独特的人格魅力，率真、自然、睿智和情怀。比如，谈到旧城改造，他提醒：“即便是要精心保留的文物建筑，也不能当作‘木乃伊’，而要尽可能地派上适当的用途，不是大拆大改，而是‘有机更新’。”谈到他钟爱一生的书法与绘画，他深有体会地说：“不一定方方面面都精通，但对有些事情要发生兴趣。发生兴趣，你去理解它，你能够体会它，这对你就会有帮助。”

　　一旦进入吴先生的建筑人生，你就会被他质朴真挚的民生情怀所打动。有人问他：“您对那些奇异的带有实验性质的建筑有什么看法？”先生回答：“与这些公共建筑相比，我更在意老百姓的民居。民惟邦本，普通人的居住问题，才是建筑最本质、最核心的内容。”他还告诫学生：“一个真正的建筑大师，不是看他是否设计出了像埃菲尔铁塔一样流传百世的经典建筑，而是看他是否能让自己国家的老百姓居有定所。”

上世纪90年代，吴良镛在研究菊儿胡同

吴良镛著《北京旧城与菊儿胡同》

　　人民得安居，毕生情所系！在吴良镛心中，创造良好的、与自然和谐的人居环境，让人们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这是他一生不变的理想。北京菊儿胡同危旧房改建新四合院工程为吴先生赢得了1992年度世界人居奖，这也是近代中国建筑作品首次在国际上获取的最高荣誉。鲜为人知的是，这在当时是一个并不讨巧的项目，很多设计单位都望而却步，而吴先生却毅然决然作出选择：除了想为北京旧城建设探索一条道路，更源自于他一以贯之的民生情怀。　　

　　90多年的求索和努力，让吴先生赢得了很多赞誉。美国建筑师协会称他为“新中国建筑与城市规划的先行者和杰出的建筑教育家”。著名的美籍华裔建筑学家贝聿铭先生说：“不管你到哪个国家，说起中国的建筑，大家都会说起吴良镛”。让我们印象最为深刻的，是《亚洲建筑师》一书对吴先生的评价——“人民建筑师”。（韩亚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