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讲人：方铭 演讲地点：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 演讲时间：二○一七年九月

　　方铭

安徽省歙县棠樾牌坊群充分体现了“忠、孝、节、义”伦理道德的概貌。光明图片/视觉中国

方铭 1964出生，北京语言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孔子与儒家文化研究所所长，中国屈原学会会长，中国屈原学会宋玉研究会会长，《中国楚辞学》主编。主要从事先秦两汉经学、诸子、辞赋研究。著有《战国文学史》《战国文学史论》《经典与传统：先秦两汉诗赋考论》等。

山东省滨州市儿童参加“开笔礼”。光明图片/视觉中国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创意“表盘”成广东肇庆新地标。光明图片/视觉中国

　　以优秀的中国传统文化为基础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首先需要明确什么是优秀的中国传统文化，即优秀的中国传统文化所指是什么，包含哪些核心内涵。只有搞清楚了优秀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涵，才能正确理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所包含的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十二个关键词的内涵。

　　传统的本义

　　“易姓为代，传统为朝”。自夏后启开辟废禅让而实行世袭制度，开始了“天下为家”的时代。“传统”一词，本义用于说明政统传承在纯粹性和系统性基础上的合法性，即在同一姓之间嫡系体系中的传承。

　　政统的传承中的“统”的问题，有时候会引起极大纠纷。明朝“大礼议”事件，既说明中国古代君臣之间的民主风气，更说明明朝众臣对于政统传承的严肃态度，而这个事件的关键，就是反思检讨中国古代的“传统”问题。

　　明正德皇帝武宗去世后，无子，武宗的母亲孝宗皇后和内阁议决由兴献王的长子、武宗的亲叔伯弟弟朱厚熜继承皇帝位，即明世宗嘉靖皇帝。兴献王是明弘治皇帝明孝宗之弟，嘉靖皇帝在即位之时，就与朝廷大臣因为“传统”问题发生争执。内阁认为应该用太子礼迎接嘉靖皇帝即位，即朱厚熜由东华门进入，居于文华殿，但嘉靖皇帝认为“遗诏以我嗣皇帝位，非皇子也”，不愿意受太子礼，最后皇太后令群臣上笺劝进，嘉靖皇帝“入自大明门，遣官告宗庙社稷，谒大行皇帝几筵，朝皇太后，出御奉天殿，即皇帝位”。

　　嘉靖皇帝即位后，与内阁大臣杨廷和、毛澄等因为谁为嘉靖帝宗法意义上的父亲，以及嘉靖皇帝的生父兴献王的尊称问题发生了争执，这个论争持续了三年半。

　　据《明史·席书传》载，曾提携过王守仁的席书，明世宗嘉靖时期以右副都御史巡抚湖广，见中朝议“大礼”未定，而反对嘉靖皇帝的大臣们常常引宋英宗的故事作为根据。席书认为嘉靖皇帝和宋英宗的情况不同。宋英宗在仁宗在世时过继给宋仁宗当太子，而嘉靖皇帝是以兴献王长子的身份入宫继承王位的。虽然嘉靖皇帝继承了武宗的皇位，但仍是兴献王之子，应另为兴献王立庙。但皇帝不能有两个，嘉靖皇帝与武宗虽是兄弟，却也是君臣。孝宗皇帝是宗庙神主，亲生父亲应称为“皇考兴献王”，可在宫廷中立庙，太庙祭祀以后，仍用天子之礼在宫中祭祀。

　　席书的主张深合嘉靖皇帝之意，最终成为调节双方争执的折中方案。席书的上书，两次提到“传统”一词，认为三代“传统之礼”坏于汉、唐之世：“三代之法，父死子继，兄终弟及，自夏历汉二千年，未有立从子为皇子者也。汉成帝以私意立定陶王，始坏三代传统之礼。……今陛下生于孝宗崩后二年，乃不继武宗大统，超越十有六年上考孝宗，天伦大义固已乖悖。又未尝立为皇子，与汉、宋不同。……一遵《祖训》，允合圣经。复三代数千年未明之典礼，洗汉、宋悖经违礼之陋习，非圣人其孰能之。”

　　传统与道统之传

　　“传统”本义所指政统传承的纯粹性和系统性，体现的是“传统”的严肃性和重要性。“中国传统文化”既然以“传统”标榜，这就决定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涵并不是一个可以随意定义或者具有无限包容性的，而是应该有明确所指的体现原初性、纯粹性和传承性的。

　　孔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集大成者，而《诗》《书》《礼》《乐》《易》《春秋》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源头。刘勰《文心雕龙·原道》说：“爰自风姓，暨于孔氏，玄圣创典，素王述训，莫不原道心以敷章，研神理而设教，取象乎《河》《洛》，问数乎蓍龟，观天文以极变，察人文以成化。然后能经纬区宇，弥纶彝宪，发辉事业，彪炳辞义。故知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而明道，旁通而无滞，日用而不匮。《易》曰：‘鼓天下之动者存乎辞。’辞之所以能鼓天下者，乃道之文也。”道、圣人和六经是三位一体的关系，也就是说，道由圣人书写在六经之中，圣人通过六经阐明道。如果六经不能体现道，六经就不能称为经典；如果六经没有经过圣人的整理，也就不可能体现道；圣人通过整理六经，把道体现在六经的文本之中。《礼记·经解》载孔子说：“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疏通知远，《书》教也；广博易良，《乐》教也；絜静精微，《易》教也；恭俭庄敬，《礼》教也；属辞比事，《春秋》教也。”孔子认为六经所标举，在于培养温柔敦厚、疏通知远、广博易良、洁静精微、恭俭庄敬的人格，欲人之不贼、不诬、不奢、不愚、不烦、不乱，而养志知事，行端性和，明乎阴阳名分。

　　但是，到了战国时期，六经受到了挑战。《庄子·天下》说：“《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道和，《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其数散于天下而设于中国者，百家之学时或称而道之。天下大乱，贤圣不明，道德不一，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后世之学者，不幸不见天地之纯，古人之大体。道术将为天下裂。”

　　在战国之前，六经之道一以贯之，而自诸子兴起，百家未能融会贯通六经之学，所以各执一词，不能兼备众善众美之纯正。所以，“道术将为天下裂”。《汉书·艺文志》说：“今异家者各推所长，穷知究虑，以明其旨，虽有蔽短，合其要归，亦‘六经之支’与流裔。”即诸子百家虽然不同，但都起源于六经。诸子虽然都从六经中来，但对六经的理解可能是失之毫厘，谬以千里了。

　　由于诸子之徒对孔子之学的曲解，自战国时期始，如孟子、荀子、扬雄、刘勰、韩愈等人，就提出了原道、征圣、宗经的重要性，其目的就是为了维护传统文化的纯粹性。《孟子·滕文公下》云：“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公明仪曰：‘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莩，此率兽而食人也。’杨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说诬民，充塞仁义也。仁义充塞，则率兽食人，人将相食。吾为此惧。”孔子之道不著，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仁义充塞，率兽食人。

　　原道、征圣、宗经，实际是为了说明道统与孔子的密切关系。朱熹《中庸章句序》曰：“《中庸》何为而作也？子思子忧道学之失其传而作也。盖自上古圣神继天立极，而道统之传有自来矣。”明归有光《孟子叙道统而不及周公颜子》说：“圣贤之论，至孔子而定。继孔子者，孟子也。孔、孟，亲有之而亲见之者也。后之学者，当据之以为定，而岂可因之以为疑哉？”

　　在中华文明的历史上，政统的传承有时而斩，但道统的传承却历久弥新。如果把“中国传统文化”严格限制在“载道”的区域，就要树立“道统之传”自于孔子这个基本常识，如果在孔子之外寻求“道统”，显然是舍本逐末。

　　近些年来，我们不断听到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互相对立的评价。事实上，之所以会发生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各种矛盾认识，就是缘于我们把“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国过去的文化”“中国古代的文化”“中国固有的文化”画了等号。因此，在讨论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的时候，首先应该准确定义“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涵，区分“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国文化”的不同。

　　准确地说，“中国文化”内容应该包括“中国过去的文化”“中国古代的文化”“中国固有的文化”，甚至包括“20世纪的中国文化”。其时间的长度和地域的宽度可以无限延伸，其内容可能涉及各个方面，有道有器，有粗有精，有伪有真。但是，“中国传统文化”就其本义而言，只应该是中国“传承道统”的文化，也就是那些传自先秦时代而体现人类文明方向的核心价值，是“载道”的文化。

　　此外，讨论国学教育问题，也应该分清作为知识的专业国学教育和作为培养共同价值观的国学教育的区别。对于非专业从事中国文化研究的人来说，学习国学文化，应该突出重点，抓住核心，紧紧围绕着“传承道统”这个中心，即可以节省学习者精力，又可以防止对中国传统价值观的多样性理解。

　　忠恕均平仁惠

　　孔子所倡导的中国传统文化以“天下为公”为基本出发点，其核心内容可以分为三个层次：简而言之，即孔子所谓“恕”，即把一切人都看作是平等的主体；扩展而言，即孔子所谓“忠恕”，“忠”为尽己之道，“恕”为推己之道，有尽我所能的责任，有推己及人的立场；如果再扩展，就是“忠恕”“均平”“仁惠”。“忠恕”是个体行为准则，“均平”是社会运行原则，“仁惠”是国家的基本立场。

　　建立在“天下为公”基本出发点上的忠恕、均平、仁惠思想内涵丰富且深刻。如果能以“天下为公”为基本出发点，以忠恕、均平、仁惠为核心价值，个人有“忠恕”德行，社会运行贯彻“均平”原则，国家能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仁惠”情怀，传承道统、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目的就达到了。

　　一般来说，孔子思想的核心是强调“仁”，仁的内涵无限丰富，不过，在孔子自己的论述中认为“恕”才是他终身奉行的基本价值。《论语·卫灵公》载，子贡问曰：“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孔子以“恕”为终身行之之道，与孔子强调“仁”的重要性并不矛盾。《论语·颜渊》载，子曰：“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邦无怨，在家无怨。”可见，仁即是恕，恕即是仁，都在“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上下功夫。

　　《论语·里仁》载，孔子曰：“参乎！吾道一以贯之。”曾子曰：“唯。”孔子出，门人问曰：“何谓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恕本身包含有对己对人的态度，所以，忠恕即恕，恕即忠恕。“忠”是正心诚意，敬业守信，是尽己之道；“恕”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推己之道。我们平常所说的“良心”，就包含在“忠恕”之中。

　　孔子及儒家虽然强调礼的重要性，礼虽然有区别长幼秩序的意义，不过，孔子及原始儒家始终强调礼尚往来的重要性，礼从来都是对等的，而作为统治阶层，对礼的实现承担有首先的责任。《论语·季氏》载，孔子曰：“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均平”不仅仅是财富公平，也包括政治权利的公平。宋代革命者提出的“均贫富、等贵贱”的革命主张，就是根植于孔子思想的。

　　中国古代家庭伦理的孝悌观念，也是以“天下为公”为最高原则的。《唐虞之道》又说：“虞诗曰：‘大明不出，万物皆暗。圣者不在上，天下必坏。’治之至，养不肖。乱之至，灭贤。”虞诗是虞舜时代的诗歌，“举贤”和“养不肖”，“鳏、寡、孤、独、废、疾者有所养”，体现了孔子赞扬的尧、舜时代具有的平等思想所包含的文明高度，这也正是我们所要实现的目标。

　　中国传统文化的特征

　　中国传统文化是强调爱人为本的文化。《论语·学而》曰：“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论语·颜渊》载，樊迟问仁，孔子回答说：“爱人。”问知，孔子曰：“知人。”《礼记·大学》说：“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有人以“亲民”为“新民”，实际是脱离了孔子立足于“爱人”的原意。

　　中国传统文化是强调天下情怀和士人责任的文化。《礼记·大学》强调“欲明明德于天下”，《论语·子张》载孔子弟子子张曰：“士见危致命，见得思义，祭思敬，丧思哀，其可已矣。”《论语·卫灵公》载孔子曰：“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论语·泰伯》载孔子弟子曾子曰：“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孔子及其弟子强调天下情怀和士人的社会责任，就与战国时期诸子中主张隐逸的庄子等道家学说划清了界限。虽然道家学说也充满了智慧，但是，黄老道家立足于统治阶层立场，而庄子等道家学说放弃士人的社会责任。所以，道家思想家和孔子及原始儒家思想家并不在同一个层次上。

　　中国传统文化强调底线意识，知止有定。《论语·卫灵公》载孔子之说：“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君子固穷，就是君子在穷途末路也要坚守底线，小人在困苦之中，可能就胡作非为了。《论语·泰伯》载孔子之语曰：“好勇疾贫，乱也；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乱也。”是说君子如果有勇，又厌恶身处穷困的境地，就可能超越底线。如果太过憎恨不仁之人，也可能对不仁之人做出超越底线的事情。《论语·子罕》载孔子曰：“可与共学，未可与适道；可与适道，未可与立；可与立，未可与权。”是说两人可以一起学习，但可能一个人的目标是追求道，一个人的目的是为了获得利益；两个人都好学，都以追求道为目标，但一个人在追求道的过程中，能立足于礼，一个人可能为了追求道而不择手段；两个人都好学，都追求道，都愿意注重过程的正义性，但一个人能有坦然面对失败的智慧，一个人可能当遇见挫折后，就一蹶不振。《论语·微子》载孔子赞扬伯夷、叔齐“不降其志，不辱其身”；说柳下惠、少连虽然“降志辱身”，但“言中伦，行中虑”；虞仲、夷逸“隐居放言，身中清，废中权”。这写古代贤人无论在什么时间，什么处境下，都不违背底线。《礼记·大学》说：“知止而后有定。”是说无论处于什么环境，都要把持基本道义。《荀子·王霸》曰：“行一不义，杀一无罪，而得天下，仁者不为也。”《说苑·贵德》载，“夫仁者，必恕然后行，行一不义，杀一无罪，虽以得高官大位，仁者不为也。……大仁者恩及四海，小仁者止于妻子。”是说君子不能为了自己的私利，或者为了某种崇高的目标，牺牲他人的基本权利。

　　中国传统文化是一心向善的文化。《易传·坤文言》曰：“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积善之家，能带动社会向善，则社会之中善人多，所以多幸福。积不善之家推动社会向恶，社会之中恶人多，则必然多灾难。《论语·阳货》载子路记孔子之言曰：“亲于其身为不善者，君子不入也。”孔子“亲仁”，也是为了亲善人而远离恶人。《礼记·大学》说“富润屋，德润身”，润身之德，也是以善为基础。

　　正因此，只有满足以下条件，才称得上是中国传统文化：一是萌芽和生长在中国的文化，即主体性；二是被中国人长期坚守的文化，这是传承性；三是符合人道主义原则的文化，这是普遍性；四是符合人类文明方向的文化，这是世界性；五是可以作为建构未来的文化，这是永恒性。中国传统文化同时兼具这五个特征，既保证了中国特色，又保证了与人类文明的同一性。

　　主体性特征 中国传统文化必须是中国固有的文化。某些学者认为佛教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这是因为没有认识到中国传统文化应该是产生于中国本土的文化。外来文化可能因符合道统而被中国文化吸收，外来文化也可能篡改和破坏道统。毋庸讳言，佛教文化虽然与中国传统文化有着诸多共性，但是，我们并不能说佛教文化就是中国传统文化。

　　传承性特征 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性具有无限的长度。中国文化包含中国的一切文化和文明成果及习俗，这些习俗的产生和消亡都是可能的，但中国传统文化必然是永远被中国人所传承下去的。只要有中国人，就有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这个传承性特征应该论万世而不论一时，也就是说，中国传统文化可能被一个阶段抛弃，但必将重新回归。

　　普遍性特征 中国传统文化以人为核心，其出发点和归宿都在谋求人类的幸福。孔子所言忠恕之道即是仁道，而仁道以平等为基础，一切反人道主义的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是格格不入的，一切反对公平的文化不是中国传统文化。

　　世界性特征 中国传统文化具有兼容性。中国传统文化是体现人类共同价值的文化，是利他的文化，不是自利的文化。中国传统文化是国际主义的文化，不是唯我独尊的文化。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不在于与世界文明的对立，而在于在几千年前，就为世界的未来指明了方向。

　　永恒性特征 中国传统文化是我们建构未来中国文化的基础。作为中国人，天然地承担着有传承中国传统文化的责任。中华文明没有断绝的原因，就在于中国上古时期的文明在今天和未来仍然是有永恒生命力的。我们要建立文化自信，只能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寻找文化自信。

　　有人认为，中国近代社会的衰落说明中国传统文化没有生命力。实际上，自汉以来，中国古代社会的种种弊病，以及近代的衰落，都是因为没有真正贯彻“天下为公”之道，没有真正按照先秦时代孔子所阐述的政治理想的完整体系去建设我们的政治文化，没有真切地贯彻忠恕、均平、仁惠的价值观，而是常常把主要精力放在剥削和压迫人民的目的上，导致在中国漫长的历史进程中，治乱轮替。“治世”必然是或多或少贯彻了孔子的思想的时代，而“乱世”必然是在实践中完全违背了孔子思想的时代。

　　《荀子·子道》说：“入孝出弟，人之小行也；上顺下笃，人之中行也；从道不从君，从义不从父，人之大行也。”历史上，一些可以改变历史进程的人没有能在“从道”和“从义”上下功夫，这才导致了中国近代社会的衰落。

　　学习中国传统文化是为了建设具有文明价值的核心价值观。这就需要全社会完整地领会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观，树立“能有所不为”的“知止”观，做一个坚持中国传统“刚毅有力量，壁立千仞”的人。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既与人类的文明价值相通，也根植于中国传统价值观。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需要深入挖掘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密切联系。而要挖掘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密切联系，就需要正确认识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涵和价值。以中国传统文化为基础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当代中国人对中国传统文化所应具有的民族情怀，也是中国当代人所承担的历史使命。

    (方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