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七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实践论》《矛盾论》

　　许全兴

　　今年是《两论》在延安发表80周年。毛泽东集革命家、军事家、哲学家于一身，善于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理论、中国革命经验和中国传统哲学三者的精华结合起来，进行理论上的创新。他写出的《实践论》《矛盾论》（以下简称《两论》），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辩证法，为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奠定了科学的理论基础。

　　为什么说《两论》“都是适应于当时的需要而不能不写的”

　　真正的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因时代的需要而产生，随时代的发展而发展。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必须遵守，但实践是发展的，单靠老祖宗不行，需要创新的理论，写出新的著作。毛泽东说：《两论》“都是适应于当时的需要而不能不写的”。

　　为什么“不能不写”？

　　首先是为了从思想理论上清算给中国革命带来严重损失的主观主义(尤其是教条主义)，为了给即将来临的抗日战争提供锐利的思想武器。

　　长征胜利到达陕北后，毛泽东根据形势变化，首先解决最紧迫的政治路线，制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和策略。继之，1936年12月，到红军大学讲授并写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系统总结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经验教训，批判“左”倾军事路线的错误，阐明了中国革命的战略战术。该书的显著特点是充满了唯物论辩证法，对“左”倾军事路线进行深刻的哲学批判，将军事理论与哲学思想融为一体，是一本杰出的军事哲学著作，已具《两论》雏形。在毛泽东看来，这还不够，还不是专门的哲学著作。为了揭露错误路线的认识论根源，从根本上克服主观主义，纠正党的错误路线，就必须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以提高全党的思想理论修养。为此，毛泽东着力研究哲学，在1937年春夏应邀到抗大讲授辩证法唯物论(讲课因“七七事变”而中断)，编著《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两论》是其中最精彩、最重要的两节。

　　在讲课时，毛泽东反复指出，辩证法唯物论是无产阶级的宇宙观和方法论，有高度的和严密的科学性，同彻底的和不妥协的革命性密切地结合着的、一种最正确的和最革命的宇宙观和方法论，如果不懂得它，我们的事情是办不好的，会犯错误。但如果懂得了它，那就能生出绝大的效果。他强调指出：“辩证法唯物论对于指导革命运动的干部人员，尤属必修的科目。”

　　由此看来，长征到陕北后，毛泽东发愤读书，研究哲学，写作《两论》，为即将开赴抗日前线的将士们讲授哲学，决不仅仅是为了回击教条主义者用“狭隘经验论”的帽子对他的诬蔑，也不只是为了彻底清算党内错误路线，而是有更深刻的考虑，为即将来临的抗日战争作理论准备。这种理论准备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为自己磨制指导抗日战争的思想武器，犹如列宁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不久，为了批判第二国际修正主义、写作《帝国主义论》而在瑞士伯尔尼潜心研究黑格尔哲学一样。二是为即将开赴抗日前线的将士们进行思想理论武装，也为全党迎接伟大的抗日战争进行思想理论准备。

　　从哲学史看，写作《两论》既完成列宁提出的“说明和发挥”任务，又回答了中国哲学史上的知行矛盾

　　从哲学史看，写作《两论》还有理论上的需要，是实现人类哲学思想发展的历史必然。

　　从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看，马克思恩格斯创立了辩证的历史的唯物主义，为无产阶级世界观方法论奠定了科学基础，但他们没有为自己的哲学思想构建一个理论的逻辑体系。列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遗憾的是，列宁未能对认识辩证途径和辩证法核心展开“说明和发挥”。

　　人类哲学思想发展有它自身的内在逻辑。到了20世纪30年代，完成对认识辩证途径和辩证法核心的“说明和发挥”的任务，已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自身发展的逻辑必然。毛泽东在抗大讲哲学，特别用心写作《两论》，系统地、深刻地阐述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理论和对立统一规律学说，就是为了完成列宁提出的“说明和发挥”任务。

　　再从中国哲学史看，毛泽东著述《实践论》对中国哲学史上长期争论不休的知行学说做出了科学总结。中国哲学从先秦起就注重知与行关系的讨论，到宋明时期则在知与行的先后、轻重、难易、分合等问题上展开争论，形成了较系统的不同的知行学说。到了近代，孙中山从知行问题入手，总结辛亥革命失败的教训，一反传统的“知之非艰，行之惟艰”的“知易行难说”，提出了“知难行易说”。毛泽东将孙中山的知行学说推向革命方面，在中国哲学史上第一次唯物而辩证地阐明了知与行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他用“论实践和认识——知和行的关系”作为《实践论》的副题赫然标出，并在文中论及“知和行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这些显示出毛泽东是在有意识地对两千多年争论不休的知行关系做出唯物而辩证的当代总结，纠正“知行分任”的错误观点，将知行学说提到新的水平。

　　中国传统哲学有丰富的朴素的辩证法思想，其主要内容是矛盾学说，即猜测到事物内部矛盾着的双方(阴阳)的相互作用是事物运动、变化和发展的源泉和动力，看到了对立面之间的互相联系、互相依存、互相渗透和互相转化，所谓“一阴一阳之谓道”、“相反相成”、“物极必反”、“万物皆有对”、“一分为二”等思想即是。这些辩证法思想不仅存在于哲学著作中，而且渗透到政治、军事、道德、文学艺术、医学、自然科学和宗教等各个方面，直接影响到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从毛泽东的早期著作看，他熟谙中国古代辩证法思想。他的《矛盾论》将中国古代朴素的矛盾学说赋予了现代的内容和形态，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

　　《两论》决不是书斋的产物，更不是从任何书本上可抄得的，而是凝结了中国革命血的经验教训

　　列宁提出的对认识辩证途径和唯物辩证法核心“说明和发挥”的任务，由毛泽东在20世纪30年代完成，这并不是偶然的。

　　“事物的辩证法创造观念的辩证法”。毛泽东之所以能完成列宁提出的“说明和发挥”的任务，首先是，十月革命后中国社会矛盾的尖锐性、复杂性和曲折性为世所罕见（可见《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国逐渐成了东方矛盾的焦点和东方革命的中心。《两论》正是中国社会客观矛盾运动辩证法的理论反映。战争是人类矛盾斗争最高形式，也是人类能动性最高表现。客观辩证法与主观辩证法在战争中表现得最为充分。其次是中国革命经历了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胜利与失败和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胜利与失败。只有经历了革命战争的两次胜利与两次失败的实践，才能对中国革命的规律有一个比较正确的认识，才能对认识的根本规律有深切的理解，也才能著述《两论》。在此之前是难以做到的。

　　从主观条件讲，毛泽东从学生时代起就重视哲学，提出改造中国“非普及哲学不可”。他中外哲学著作都读。他手抄恩师杨昌济译的《西洋伦理学史》(手稿)七本，在读十万余字的《伦理学原理》时写了一万多字批语，仅此就可见其用心苦读之一斑。在接受马克思主义后，他依然“喜研究哲学”，明确认识到“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更可贵的是，他善于运用矛盾分析方法，从主客观关系上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教训，找出中国革命规律，指导中国革命。自然，他对中国革命和中国革命战争的哲学思考和总结也有一个过程。他在《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反对本本主义》等著作中，通过对中国社会尖锐的、复杂的、曲折的和极端不平衡的矛盾的分析，论证了红色政权长期存在和发展的客观根据，初步揭示了中国革命走由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规律。他还从主观与客观的关系上总结红色政权存在发展的主观条件，强调革命的主观指导要符合客观实际，反对主观主义。他提出：“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中国革命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情况”和“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上述著作均是唯物辩证法在中国革命实践中活的运用。在江西时期，他的哲学思想已初具轮廓。1936年，美国记者斯诺在保安采访毛泽东后就得出这样的结论：“毛泽东是一个精通中国旧学的有成就的学者”，“是个认真研究哲学的人”，有自己的“哲学体系”。

　　《两论》的产生不仅是为即将来临的抗日战争作思想理论准备，而且也与由国内革命战争向抗日战争的转变直接相联的。在处于“围剿”与反“围剿”的艰苦的战争环境下，毛泽东可以在马背上哼诗词，但不能在马背上写论文。因为论文的写作需有时间进行思考，哲学思想尤其需要沉思。虽然任何真正的哲学思想都源于社会的矛盾运动和社会生活，但任何真正的哲学思想都离不开前人和同时代人的思想资料，而不可能凭空产生。这就需要哲学家有时间坐下来读书、思考。长征到达陕北后，情形起了根本性变化。由于实行了抗日统一战线的政策，红军与东北军、西北军达成共同抗日的默契，有了以延安为中心的相对稳定、安定的根据地，可以读书、办学和研究、著述。抗大邀请毛泽东讲哲学，直接催生了《两论》的诞生。

　　毛泽东之所以能写出《两论》，是因为他具有集革命家、哲学家和精通中国历史文化的学问家于一身的优点。专门哲学家难于写出《两论》这样的论著。《两论》决不是书斋的产物，更不是从任何书本上可抄得的，而是凝结了中国革命血的经验教训。

　　《两论》是经实践反复检验证明了的科学论著，为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奠定了理论基础，是党的思想理论建设的基本教材。习近平同志指出，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很重要的是学习毛泽东同志的重要著作。他在列举“需要反复精读”的毛泽东著作篇目时，首先列出的是《实践论》《矛盾论》。他指出：“这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两篇代表作，对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作出哲学总结，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辩证法。”在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伟大征途中，《两论》依然是我们党赢得伟大胜利的法宝，必读的经典。

　　（作者为中共中央党校哲学部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