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曰春中都，就是现在的济宁市汶上县。孔子宰中都，就是孔子做中都宰，做中都的地方长官。孔子初仕为中都宰，《礼记》《史记·孔子世家》《孔子家语》《汶上县志》等古籍文献都有明确记载。公元前501年，鲁定公任命孔子为中都宰，时年51岁的孔子，从此开始了为政生涯。孔子上任一年，行教化，劝农耕，百姓安居乐业，路不拾遗、夜不闭户。

　　鲁中都城遗址，在今汶上县城西南25里的次丘镇湖口村附近。关于中都邑的命名，有多种说法，这里仅取其一。何为“都”？“邑有先君之庙曰都”。当时，汶邑境内阚城葬有鲁国九位国君，从庄公到昭公。后来，又有九公亦葬于此，但为另一区，故有九公十八墓之说。因中都邑城距鲁九公墓仅十里许，故治邑曰“都”。何为“中”？《中庸章句》曰：“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故取“中和”之意，因名中都。由此可见，中都的地位虽说不能和曲阜相比，也是非同一般。“汶虽褊小，孔冉莅焉！高山景行，其在斯与!”

　　孔子是怎样当上中都宰的

　　孔子生活在春秋后期，西周统治者已经失去了对各诸侯国的控制，整个社会“礼崩乐坏”，诸侯各国，战火不断，社会动荡，民不聊生，天下处于失序失范状态。鲁国国内的形势同样如此，贵族“三桓”掌握了鲁国的实际统治权，国君成为傀儡。国君与权臣之间充满矛盾，一触即发。鲁昭公二十五年（公元前517年），把持朝政的季平子与鲁国旧贵族郈昭伯，因“斗鸡事件”发生了尖锐冲突。鲁昭公感觉机会来了，便联合郈昭伯举兵讨伐季平子，从而摆脱“三桓”的控制。结果，鲁昭公和郈昭伯在“三桓”联合攻击下，失败了。鲁昭公先是出逃到齐国，后卒于晋国边邑乾侯，鲁国出现了七年无国君的奇怪历史。鲁昭公三十二年（公元前510年），季孙氏立昭公之弟公子宋为定公，鲁国才有了名义上的国君。但是，作为“三桓”权势最大的季孙氏，家族内部却连遭其家臣阳虎和公山不狃的反叛，祸起萧墙，季氏元气大伤。这让刚刚继位的鲁定公，处境有所好转。面对当时的严峻形势，鲁国君臣需要使政局尽快稳定下来，否则，内忧必将引起外患，尤其是相邻的齐国一直觊觎鲁国的领土。

　　鲁中都邑位于鲁国西部水陆交通要塞，且系鲁国九位国君陵墓所在地，战略地位十分重要。齐国要攻打鲁国的话，就需绕过泰山从西部进攻，而鲁中都邑就是齐国攻打鲁国的必经之地，可谓鲁国的重要门户。因此，确保中都邑的稳定与发展，关系着整个鲁国的国家安全。这就需要选派鲁国精英人士去治理中都。而此时的孔子早已闻名遐迩，德才兼备，又有一批贤能弟子辅佐，没有比孔子再合适的人选了。对此，鲁国君臣形成了共识，任命孔子为中都宰。这一任命，无疑寄托着对孔子的信任和期望，也是对孔子政治才干的一次考验。

　　孔子宰中都的主要政绩

　　以礼治邑。“孔子初仕，为中都宰。制为养生送死之节，长幼异食，强弱异任，男女别途，路无拾遗，器不雕伪。为四寸之棺，五寸之椁，因丘陵为坟，不封不树。行之一年，而西方之诸侯则焉。定公谓孔子曰：‘学子此法以治鲁国，何如？’孔子对曰：‘虽天下可乎，何但鲁国而已哉！’”

　　在任中都宰的这一段时期内，孔子主要制定了养生送死的礼节：不同年龄的人享有不同的食物，强弱不同的人分配不同的任务，男女行路各走一边，捡到行人的遗失物品不能据为己有，制作器物不能人为地雕画；安葬死者时用四寸厚的棺、五寸厚的椁，依丘陵为坟，不聚土成坟，墓地不种植树木。实行一年，西方各诸侯国都纷纷仿效学习。鲁定公问孔子，用你治理中都的这个方法来治理鲁国，怎么样？孔子回答说：即使治理天下都可以，何止一个鲁国呢！

　　发展经济。孔子上任时，一进入中都地界，满目凄凉，虽是春种时节，但由于中都大旱，土地龟裂，农田里少有人迹。由于水利不兴，致使天涝不能排水，天旱不能灌溉，老百姓食不果腹，衣不蔽体，不少人逃往他乡。孔子利用中都的丰富水源，大兴水利，造福百姓。在孔子的带领下，中都百姓废寝忘食，凿井挖渠，整个工程在春分前就完工了，中都大地呈现出一派繁忙的春种景象。到了秋收的季节，孔子和弟子们来到田野，看到的是正在成熟的庄稼。

　　积极发展工商业和对外贸易。半年多的时间，中都的商业、手工业也得到很大发展。中都大街上车水马龙，店铺作坊一家挨着一家，商品琳琅满目，既有本地特产，也有齐国海产鱼虾，吴越鲜笋，宋国大枣，晋国枸杞，一切农耕、生活用品应有尽有，酒肆、客栈、制陶作坊随处看见。

　　孔子很看重市场管理、产品质量，反对假冒伪劣，不许以次充好，以假乱真。这里有一个典型的事例，沈犹氏贩羊弄假，“旦饮其羊，饮之，以欺人”。他贱价将瘦羊买回家去，用盐水拌草料饲喂。羊吃了食盐口渴，大量饮水。沈犹氏将这肚子鼓胀的羊赶上市，外行人认为是膘肥体重，争相购买，沈犹氏则高价出售。这样，一只羊一夜之间便可增重十多斤。然而，买主回家，不出三五天，羊必死。沈犹氏的这一招，坑害了许多人。孔子在子路和子贡的协助下，妥善解决了沈犹氏坑骗百姓的事，恢复了市场秩序。

　　施行教化。孔子认为中都已经进入富民轨道，接下来就应该教育民众。他经常带领弟子，到一些村庄讲学树风，宣传施政方针。当时汶上城南的进义村周围村落稀少，仅有几十户人家。孔子在此讲学后，进义村更名为次丘村。次丘，就是孔子住过的地方。清朝中期，为避孔圣人名讳，把次的“丘”改为“邱”，延续至今。后人也把次邱村称为讲学村或讲村，直到民国时还曾在次邱设讲村区。孔子在此讲学多日，因公务繁忙即将离开时，村里的人们想挽留孔子，就把孔子骑的马藏在了东边村里。孔子在这里又讲了三天，方启程返回。从那以后，藏马的村子叫留马庄，孔子住旅店所在的村叫次邱店。

　　结果，行之一年，“路无拾遗，器不雕伪”，尊老爱幼，教化大行。原来有个瘸腿老人的儿子不孝顺，但自孔子来后，他儿子一改恶习，对老人格外孝敬了，常常背着行动不便的老人出外观景散心，成为远近闻名的大孝子。

　　孔子注重孝道教化，深刻影响了汶上社会风气。《汶上县志》记载，汶上民风“宽博易直，不为小文，有大国之风”。《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定公以孔子为中都宰，一年，四方皆则之”。

　　由于孔子取得了立竿见影般的政绩，受到了鲁定公的提拔重用。孔子由中都宰连升三级，达到了其政治生涯的高峰：

　　于是二年，定公以为司空。由司空为鲁大司寇。

　　定公十四年，孔子年五十六，由大司寇行摄相事，有喜色。与闻国政三月，粥羔豚者弗饰贾，男女行者别于途，途不拾遗。四方之客至乎邑者不求有司，皆予之以归，从四方来到城邑的客人不必向官吏请求，全都给予接待，如同回到了家，宾至如归。

　　可以说，中都是孔子走向从政生涯的起点。汶上，以孔子的初仕地，吸引了许多帝王将相、文人墨客游览访古，寻觅圣迹。战国时代的孟子来过，并对孔子宰中都的政绩高度评价；西汉司马迁十分向往孔子宰中都的地方，欲“观孔子之遗风”，来到汶上实地考察，写下了《史记·孔子世家》，概括了孔子在中都的政绩。还有唐代大书法家颜真卿、大画家吴道子，大诗人李白、高适，北宋真宗皇帝赵恒、南宋右丞相文天祥，明代永乐皇帝朱棣、大学士杨士奇，清代康熙乾隆二帝、尚书兼文学家王世贞等，都来拜访过圣人宰中都的遗迹，并在汶上留下了诗文书画等宝贵遗产。

　　孔子宰中都的深远影响

　　孔子宰中都的从政实践，在儒学发展研究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和非常独特的作用。

　　孔子宰中都，为儒家学说奠定了现实基础。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指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孔子宰中都的意义，即在于改变世界。它使孔子由曲阜杏坛的坐而论道，走向了田间地头，走向了人民群众，走向了改造客观世界，这样就使儒家学说变成了生动的政治实践。这就使儒家学说拥有了现实性的力量，表明它是一种经世致用的学说。如果没有孔子全面主政一方的经历，将使儒学的发展缺乏现实的基础。作为百家之一的儒家学说，能成为封建社会长期的主导思想或说指导思想，是与它具有的实践品格分不开的。

　　孔子宰中都，只是儒家学说的牛刀小试，只是一个起点、一块试验田。在长达两千多年的时间里，虽历经多次朝代的更替，但以儒家学说为主流意识形态的封建社会，总体上保持了长期的稳定和发展，创造了包括汉唐在内的光辉灿烂的中华文明，使中华民族走在了世界的前列。这足以证明儒家学说的真理性。当然，儒家学说的真理性也是相对的。

　　孔子宰中都提供了治国理政的宝贵经验。习总书记指出：历史是最好的老师。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中华民族创造了独树一帜的灿烂文化，积累了丰富的治国理政经验，其中既包括升平之世社会发展进步的成功经验，也有衰乱之世社会动荡的深刻教训。要治理好今天的中国，需要对我国历史和传统文化有深入的了解，也需要对我国古代治国理政的探索和智慧进行积极总结。

　　孔子宰中都是孔子自己如何施政的一个具体展现，积累了许多治国理政的宝贵经验，值得深入研究和学习。儒家文化植根于农业文明，对于乡村治理具有巨大潜能。所以，加强农村文化建设，通过文化治理乡村，实在是重大而迫切的问题。济宁打造的乡村儒学工程，在乡村治理中已经取得了明显成效。据《文化周末》报道，一个不孝顺的儿媳妇，参加了儒学讲堂之后，春节之前主动给婆婆买了新衣服，到了春节还请婆婆过去吃团圆饭。后来婆婆才知道，这是因为上了儒学讲堂才有的变化，于是她也去了讲堂。我们去曲阜、泗水参观，也听说骂人的少了，打架的少了，乱扔垃圾的的少了，偷东西的少了。文化，就是以文化人，而以文化人就是德治。这正是儒家治国理政的精髓。

　　孔子宰中都的实践，在干部政德教育中具有独特作用。作为“三孔”所在地的曲阜，自然成为全国儒家思想文化高地而享誉海内外。但汶上因孔子宰中都，以其儒家学说的实践地和从政初始地，也具有了独特的地位和作用。汶上由孔子宰中都而留下的丰富历史资料和历史遗迹，是进行政德教育的直观、生动教材。最著名的是“汶上三孔”，即孔庙、圣泽书院、思圣堂，特别是建在县署内的思圣堂。孔庙全国各地都有，世界上不少国家也有。但是，思圣堂却只此一家，没有分店。思圣堂始建于北宋元祐年间（1088年），由县令周师中所首创，目的在于“为政游息乎此，宜求孔子之意而行其政”，“以己之心思圣人之心，以己之政行圣人之政”。其后，虽多经改朝换代，思圣堂却不断得到复新，成为汶上旧县署镇衙之宝。　■崔璐　摄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