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大学最近试行的一项办法，将“优秀网络文化成果”纳入科研成果统计、晋升评聘和评奖评优范围。微信公众号刊发的作品阅读量不少于10万的，“可申报认定为等同于国内一级学术期刊刊发”等规定，引发了巨大争议。

　　想想我们平时在微信上疯转的那些明星八卦和内涵段子，学术以后要和这些东西一起争流量了吗？我们以后要习惯在朋友圈内发现类似“震惊！女博士深夜不归在实验室竟是因为……”的文章，点开才发现标题后半截是“这波催化剂逆天了”吗？

　　这项新规显然是与国际学术环境的潮流相悖的。学术评价一向是同行评议，让学术的归学术。有相当一部分科学家还更进一步，推动小同行评议的发展——现代学科的细分早已将“隔行如隔山”推到了一个更高的水平。

　　如果把大众影响力和科研水平、创新性挂钩，那么每个拥有手机的人都可以有评价的机会。这其中包括我未成年的侄女和初中没毕业的二大爷。一些评论者认为，争议的背后是所谓“大众科学”和“小众科学”的矛盾，阳春白雪应该放低身架，去贴近大众。

　　没错，公众有自由评价学术发展的权利，但他们有评价学术水平的能力吗？做学术是追求真理的工作，旨在探索，而非迎合。如果多数即代表真理，那么伽利略活该被审判，投票箱完全可以取代实验室。

　　公众并非不能参与科学进程。在某种程度上，他们有能力提供至关重要的信息：这项成果是否对我有所帮助。帮助并不限于实际的应用。它甚至可以与我们的日常生活毫不相干，但为此后的漫长岁月打开了一扇窗。

　　这就是科学传播的意义。

　　事实上，不少大科学家一生致力于科学传播，这几年，国内的求知需求带动一些知识传播企业发展得风生水起。然而，最有能力做科普工作的科学家却处境微妙。绝大多数科研院所并没有专门为科普工作所设的岗位职称。我采访中曾遇到过不少热心科普的年轻科研工作者。他们得小心翼翼地避开“不务正业”的大帽。

　　浙大针对争议解释称，“10万+”只是作为“较大网络传播”的标准之一，学术评价标准不会因此降低。

　　那么，如果将新规看作从激励制度层面鼓励高校师生参与科学传播的尝试，倒是值得欢迎。

　　只是，除去宏观层面上的积极影响，这种尝试究竟有多少操作上的价值呢？

　　浙大对优秀网络文化成果的评价标准主要有二。其一是“产生较大影响、形成较大网络传播”，“10万+”就是推行这一标准的细则之一。那么，媒体平台的转发率和“两微一端”的点击率，能直接等同于网络影响力吗？

　　用数字大小来定影响高低，实在是一种粗暴的管理套路。

　　比如，同一篇文章，换一个耸人听闻的标题，获得更大的转发量，接触的人群更广了，但也因此削弱了严谨性，那么它的影响力是就此增强了，还是减弱了呢？一些问题天然有热度，这能表示它比那些冷门的问题更重要吗？

　　新规的另一评价标准则显得更为灵活，它模糊地提到，要嘉奖那些 “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量和提升浙大声誉”的网络文化成果。问题来了，谁来科学地界定“正能量”的大小？

　　硬要将“网络文化成果”与“一级学术期刊论文”放在一起去评价，管理者就不得不面对一些尴尬的问题：在书斋劳心数年完成一篇论文，与妙手偶得写出一篇“10万+”，可以视作等价吗？同样算“一级学术期刊”级别的成果，在晋升评聘方面占据同等比重，究竟是谁在挤占谁的机会？

　　科学告诉我们：如果答案不存在，那很可能是问错了问题。

王梦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