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的文风

发布时间:2017-09-12 21:53 | 来源: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2013-11-25 | 查看:238次

理直气壮 借典助理 理从事出

——关于毛泽东文风的鲜明特点

  梁 衡

  题记:今年是毛泽东诞辰120周年。毛泽东是伟人,是政治领袖,也是文章大家。从来的纪念都是对历史的盘点和对未来的设计。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是也出现了许多新矛盾,积累下不少问题,在文风方面更是出现了一些值得重视的问题。以史为镜,这也是正常思维,正常逻辑。毛泽东说过:“向古人学习是为了现在的活人,向外国人学习是为了今天的中国人。”所以,重提毛泽东的文风,研究它、学习它,实际上是对现实中某些不良文风的批评和对良好文风的呼唤。 

  上篇

  毛泽东的文风正如他的事业,其成就是多方面的,我们只能抽取某几个侧面。从今天角度来讲,我个人认为,毛泽东的文风有四点值得我们特别关注,这可以从其文章的气势、思想、知识和语言来认识和领会。

  第一个特点是有气势,即有革命家的气势——“理直气壮,舍我其谁”。

  领袖是什么?是领头羊,是旗手,是灯塔,是大丈夫。当领袖先得有一种“丈夫立世,独对八荒”的英雄气概。凡是读过毛泽东文章的人,都能感受到其中那种高屋建瓴、酣畅淋漓的气势。请看他写的《人民英雄纪念碑碑文》:

  三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三十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从那时起,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这真是气贯长虹,充满历史唯物主义和人民英雄主义的博大气象。这一段文字由周恩来手书,刻在人民英雄纪念碑上。两个伟人的作品,文章、书法都可谓中国最大的一块“双绝碑”。这种气势在他一生的文章中是贯彻始终的。这是由其理想、意志、学识和性格决定的。他最早的上小学时写的一首诗《咏青蛙》就气度不凡:

  独坐池塘如虎踞,绿荫树下养精神。 

  春来我不先开口,哪个虫儿敢做声?

  他在青年时期办《湘江评论》,面对风雨如磐的黑暗世界就喊出:

  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  

  在革命最困难的时候,他讲:

  中国共产党依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清醒地估计了国际和国内的形势,知道一切内外反动派的进攻,不但是必须打败的,而且是能够打败的。当天空中出现乌云的时候,我们就指出:这不过是暂时的现象,黑暗即将过去,曙光即在前头。

  在革命取得胜利时,他讲:

  诸位代表先生们,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这就是我们的工作将写在人类的历史上,它将表明: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让那些内外反动派在我们面前发抖吧,让他们去说我们这也不行那也不行吧,中国人民的不屈不挠的努力必将稳步地达到自己的目的。

  毛泽东的一生绝不服软,绝不示弱,他的文章和讲话始终充满硬气、正气和王者之气。

  第二个特点是有思想,即有思想家的高度——“理从事出,片言成典”。

  领袖是什么?是思想家,他要用他的思想来统一队伍,率领民众改造世界。人们读领导人的文章不是读小说,也不是来听他说空话,是要获得思想,要解决问题。“毛泽东思想”这个称法之所以得到认同,是因为他的讲话和文章中有思想,有解决中国实际问题的思想,解渴。毛泽东文章中的思想至少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大的战略思想。他在各个革命历史时期都有自己的思想,并为后来的实践证明是正确的。如土地革命时期的农村包围城市;抗日战争时期的持久战战略;解放战争时期的将革命进行到底;建立政权之初的反贪廉政;还有一系列的建党、建军思想。

  二是具体的思想。他在谈每一个具体的、个性的问题时,总能归纳出本质的、共性的哲理。这就是领袖,政治领袖,思想领袖。所以他的文章总是那样耐读,有味,并让人永远地记住。他在《重庆谈判》一文中讲当时的军事形势说:

  他来进攻,我们把他消灭了,他就舒服了。消灭一点,舒服一点;消灭得多,舒服得多;彻底消灭,彻底舒服。

  这句话已经深入人心,在许多地方被人引用。类似的例子,我们还可以举出很多,比如著名的“为人民服务”思想就是在一个普通战士张思德的追悼会上说的,而《纪念白求恩》一文中则产生了关于做人标准的名言:

  我们大家要学习他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精神。从这点出发,就可以变为大有利于人民的人。一个人能力有大小,但只要有这点精神,就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他到苏联访问,在一场临时的接见中讲出这样的至理名言:

  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

  这叫“理从事出,片言成典”,从一件具体的事出发总结出普遍的真理,浓缩成一句话,从而成为经典。什么叫经典?常念为经,常说为典。经得起后人不断地重复,不停地使用。“理从事出,片言成典”,这是毛泽东的本事,是他文章的魅力。

  综上可知,领袖应该是一个思想家,他的水平已经到了那一步,随便说出便有思想含量。用不着去凑,去憋,去描,去让秘书班子关门生造。

  第三个特点是知识渊博,即有学者式的积累——用典丰富,文库史海,随手拈来。

  领袖又应该是学问家。他要懂社会规律,要知道它过去的轨迹,要用这些知识改造社会、管理社会,引导社会前行。政治领袖起码是一个爱读书、多读书、通历史、懂哲学、爱文学的人。因为文学不只是艺术,还是人学、社会学。毛泽东熟悉中国的文史典籍,在文章中随手拈来,十分贴切,借过去说明现在。他文章中的用典有三种情况:

  一是直接从典籍中找根据,证明目前之理,就是常说的“引经据典”中的“引经”。比如,他在《为人民服务》中引司马迁的话:

  人总是要死的,但死的意义有不同。中国古时候有个文学家叫做司马迁的说过:“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替法西斯卖力,替剥削人民和压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鸿毛还轻。

  这就是政治领袖和文章大家的功力:能借力发力,翻新经典,为己所用;既宏扬了民族文化,又普及了经典知识。

  二是借经典事例来比喻、阐述一种道理。有时用史料,有时用文学故事,就是常说的“引经据典”中的“据典”。如他借东周列国的故事说“庆父不死,鲁难未已。战犯不除,国无宁日。”借李密的《陈情表》说司徒雷登:“总之是没有人去理他,使得他‘茕茕孑立,形影相吊’,没有什么事做了,只好挟起皮包走路。”

  毛泽东的文章大部分是说给中国的老百姓或中低层干部听的。所以,他常搬出中国人熟悉的故事,如在七大闭幕词中引了《愚公移山》的故事。他常将《水浒传》《西游记》《三国演义》这些文学故事当哲学、军事教材来用,深入浅出,生动活泼。例如,他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用《水浒传》故事来阐述战争的战略战术:

  谁人不知,两个拳师放对,聪明的拳师往往退让一步,而蠢人则气势汹汹,劈头就使出全副本领,结果却往往被退让者打倒。《水浒传》上的洪教头,在柴进家中要打林冲,连唤几个“来”“来”“来”,结果是退让的林冲看出洪教头的破绽,一脚踢翻了洪教头。

  孙悟空在他笔下,一会儿比做智慧化身,钻入铁扇公主的肚子里;一会儿比做敌人,跑不出人民这个如来佛的手心。所以,他的报告总是听者云集,欢声笑语,毫无理论的枯涩感。他是真正把古典融于现实,把实践融进了理论。

  1949年新年到来之际,解放战争眼看就要胜利,蒋介石又要搞假和谈。他立即以新华社名义发表了一个新年献词《将革命进行到底》,巧妙地用了一个伊索寓言典故:

  这里用得着古代希腊的一段寓言:“一个农夫在冬天看见一条蛇冻僵着。他很可怜它,便拿来放在自己的胸口上。那蛇受了暖气就苏醒了,等到回复了它的天性,便把它的恩人咬了一口,使他受了致命的伤。农夫临死的时候说:我怜惜恶人,应该受这个恶报!”外国和中国的毒蛇们希望中国人民还像这个农夫一样地死去,希望中国共产党,中国的一切革命民主派,都像这个农夫一样地怀有对于毒蛇的好心肠。但是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真正的革命民主派,却听见了并且记住了这个劳动者的遗嘱。况且盘踞在大部分中国土地上的大蛇和小蛇,黑蛇和白蛇,露出毒牙的蛇和化成美女的蛇,虽然它们已经感觉到冬天的威胁,但是还没有冻僵呢!

  三是用典来“起兴”,可增加文章的效果,妙趣横生。“起兴”是诗歌,特别是民歌常用的手法。如“山丹丹开花红姣姣,香香人材长得好。玉米开花半中腰,王贵早把香香看中了。”现在,手机上调侃的段子也常用这种形式。如“曾经沧海难为水,大锅萝卜炖猪腿;在天要做比翼鸟,相约今天吃虾饺;君问归期未有期,去吃新疆大盘鸡”,都很幽默。

  毛泽东懂文学,爱诗,写诗,知道怎样让文章更美一些。他这时用典并不直接为“证理”,或者并不主要是“证理”,而是借典“起兴”,引出下面的道理,造成一种幽默,加深印象,是“借典助理”。如1939年7月7日,他对即将上前线的陕北公学(即后来的华北联合大学)师生讲话,以《封神演义》故事作比:

  姜子牙下昆仑山,元始天尊赠了他杏黄旗、四不像、打神鞭三样法宝。现在你们出发上前线,我也赠给你们三样法宝,这就是: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

  这里从“法宝”的字面引出下文。

  第四个特点是个性的语言,即政治家加文学家的语言——典雅、通俗、幽默。

  作为一个政治领袖,首先要会说话。因为你要表达,要动员。古今中外甚至有肢体残疾的人都能当领袖(如美国总统罗斯福),但没有一个哑巴能当领袖。语言是领袖的第一工具,是美人的一张脸。典雅、通俗、幽默,这三点能做到一点亦不容易,但毛泽东三者皆备,而且是完美地结合。

  记得我第一次接触毛泽东的文章,是在中学的历史课堂上,没耐心听课,就去翻书上的插图。有一张《新民主主义论》的影印件,如蚂蚁那么小的字,我一下就被开头几句所吸引:

  抗战以来,全国人民有一种欣欣向荣的气象,大家以为有了出路,愁眉锁眼的姿态为之一扫。但是近来的妥协空气,反共声浪,忽又甚嚣尘上,又把全国人民打入闷葫芦里了。

  我看到“欣欣向荣、愁眉锁眼、甚嚣尘上、打入闷葫芦”这么多新词,不觉眼前一亮,一种莫名的兴奋。这是一种从未见过的文字,说不清是雅,是俗,只觉得新鲜,很美。放学后,我就回家找来大人的《毛泽东选集》读。我就是这样开始读毛泽东的文章的,开始并不为学政治,是为欣赏语言,读文学。

  我们先看毛泽东文章典雅的一面。他在抗日战争中写的《祭黄帝陵》的开头有这样几句:

  赫赫始祖,吾华肇造;胄衍祀绵,岳峨河浩。聪明睿智,光被遐荒;建此伟业,雄立东方。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他深厚的古文根底。他在延安接受斯诺采访时说,他学习韩愈文章是下过苦功的,如果需要他还可以写出一手好古文。

  再看他通俗的一面。他的《为人民服务》一文中有这样一段文字:

  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我们还要和全国大多数人民走这一条路。我们今天已经领导着有九千一百万人口的根据地,但是还不够,还要更大些,才能取得全民族的解放。

  再看他的《华北各首长号召保石沿线人民准备迎击蒋傅军进扰》一文中的这一段:

  此间首长们指示地方各界切勿惊慌,只要大家事前有充分准备,就有办法避开其破坏,诱敌深入,聚而歼之。今春敌扰河间,因我方事前毫无准备,受到部分损失,敌部亦被其逃去。此次务须全体动员对敌,不使敢于冒险的敌人有一兵一卒跑回其老巢。

  “走到一起”、“还不够”、“切勿惊慌”、“就有办法”等,完全是老百姓的语言,是一种面对面的告诫、谈心。虽是大会讲话、新闻电稿,却通俗到明白如话。

  再看他在《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中的一段通俗、典雅并重,严肃、大气的文字:

  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如果这一步也值得骄傲,那是比较渺小的,更值得骄傲的还在后头。在过了几十年之后来看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的胜利,就会使人们感觉那好像只是一出长剧的一个短小的序幕。剧是必须从序幕开始的,但序幕还不是高潮。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

  而最难的是幽默。幽默是什么?就是用轻松漂亮的姿态完成高难动作,如足球的倒勾射门,篮球的背投。政论文中的幽默就是用生动的文学语言,讲清艰深的政治道理。如:他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讲到文化的重要性时说:

  我们有两支军队,一支是朱(德)总司令的,一支是鲁(迅)总司令的(正式发表时改  为“拿枪的军队”和“文化的军队”)。

  他在对斯诺讲到自己的童年时风趣地说:“我家分成两‘党’。一个就是我的父亲,是‘执政党’;‘反对党’由我、我母亲和弟弟组成。”斯诺听得哈哈大笑。 

  关于社会主义经济这样大的理论问题,他在1956年知识分子会议上的讲话中说:

  搞社会主义不能使羊肉不好吃,也不能使南京板鸭、云南火腿不好吃,不能使物质的花样少了,布匹少了,羊肉不一定照马克思主义做,在社会主义社会里,羊肉、鸭子应该更好吃,更进步,这才体现出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进步,否则我们在羊肉面前就没有威信了。社会主义一定要比资本主义还要好,还要进步。

  毛泽东的文章开创了政论文从未有过的生动局面,工人农民看了不觉为深,专家教授读了不觉为浅。他是乡间成长起来的知识分子,又是战火中锻炼出来的领袖。在学生时期,他就受过严格的古文训练,后来在长期的斗争生涯中,一方面和工农兵厮磨在一起,学习他们的语言;一方面又手不释卷,和各种书(如文学书籍,小说、诗词、曲赋、笔记)缠裹在一起,须臾不离。他写诗、写词、写赋、作对、写新闻稿和各种报告、电稿。所以他的文章典雅与通俗共存,朴实与浪漫互见。其语言熔古典与民间、政治与文学于一炉;时常有乡间农民的口语,又能见到唐诗、宋词里的句子;忽如老者炕头说古,娓娓道来,又如诗人江边行吟,感天撼地。

  下篇

  也许有人不禁要问:毛泽东为什么能写出这样精彩的文章,有什么秘诀吗?其实,不是什么秘诀,是规律,是大白话。如果好算是秘诀的话,主要有三条:一是多读书;二是不脱离实践;三是不偷懒,亲自写。

  第一个原因是多读书。

  毛泽东读书有这样几个特点:

  一是读得多。他自述其学问,从孔夫子、梁启超、拿破仑到马克思,什么都读。现在,庐山图书馆还保存有他在庐山会议期间的借书单,从《庐山志》《昭明文选》《鲁迅全集》到《安徒生童话》,内容极广。

  二是读书已成为他生命的一部分。在井冈山、延安时期找不到书,他派人到敌占区买。那时八路军驻西安、武汉、重庆等办事处,都有一个任务,就是给延安买书。解放后他出差,随身的行李首先是一个大的木头书箱。他的住处名“菊香书屋”,藏书9万册。他睡一个大木床,有半个床堆满书,就这样常年伴书而眠。而且为了方便看书,有两个床腿还垫高一拳头,床面左右倾斜。晚年,他患眼疾近乎失明,就专从北大请一个教师来给他读书。他在延安时说过:“我要能再活10年就一定要学习9年零359天”。他去世的前一天,全身插满管子,醒过来就看书。最后一次阅读是去世前7小时。

  三是认真读,研究,辨析,写了大量笔记、批注。如1958年刘少奇谈到贺知章的诗《回乡偶书》:“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以此来说明唐代在外为官不带家眷。他为此翻了《旧唐书》《全唐诗话》,然后给刘写信说:

  唐朝未闻官吏禁带眷属事,整个历史也未闻此事。所以不可以“少小离家”一诗便作为断定古代官吏禁带眷属的充分证明。自从听了那次你谈到此事以后,总觉不甚妥当。请你再考一考,可能你是对的,我的想法不对。睡不着觉,偶触及此事,故写了这些,以供参考。

  这里引出一个问题:一个领袖首先是一个读书人,一个读了很多书的人,一个熟悉自己民族典籍的人。一个不会自己母语的公民是不合格的公民,一个不熟悉祖国典籍的领导者是不合格的领袖。毛泽东文章中引用了大量的典故,仅《毛泽东选集》四卷中共引用成语、典故342条。

  第二个原因是不脱离革命实践。

  他的文章是用血与火写成的,是中国革命的写照。从1921年建党到1949年建国,凡是中国人民、中华民族经历的大事,毛泽东的文章中几乎都写到了。如大革命时期的农民运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第一次内战时期的根据地斗争(《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抗日战争时期的对日斗争(《论持久战》),解放战争时期推翻蒋家王朝的斗争(《将革命进行到底》)。甚至一些重要的事件都有专门文章。如西安事变、皖南事变、重庆谈判。从建党到建国,他参与了中国革命的全过程,这是一个最波澜壮阔的时期。所以,他的文章不像马恩那样是纯理论,也不像中共的早期领袖李大钊、陈独秀、瞿秋白那样还不脱文人相,他深入到军事、政治活动中又与工农更密切地接触。这既丰富了他的思想,也丰富了他的语言。

  第三个原因是亲自动手。

  不管什么样的天才,读了多少书,经历了多少活动,你要转化为文章,还是得亲自去写,多写,常写,熟能生巧,逐渐掌握规律。毛泽东特别强调领导亲自动手。他在1948年草拟的《关于建立报告制度》一文中要求:“各中央局和分局,由书记负责(自己动手,不要秘书代劳),每两个月,向中央和中央主席作一次综合报告。”1958年《工作方法六十条》第38条规定:“不可以一切依赖秘书”,“要以自己动手为主,别人辅助为辅”。

  毛泽东的一生是写作的一生,他用笔杆子打天下,写公文、论文、新闻,几乎用尽了所有的文体。毛泽东在西柏坡期间,一年时间亲手拟电报408封,指挥了三大战役,迎来了新中国的诞生。现在,西柏坡纪念馆将这些电报装饰成一个大走廊,是一个很壮观的时光隧道,我们走在其中,又回到了那个岁月。读书、革命、写作这是毛泽东三位一体的人生。

  近年来,我们党对领导干部提出了改文风的要求,提倡“短、实、新”,去除“假、大、空”。其实,在此方面,今天的领导干部可以从毛泽东的文风中得到一些有益的启示。我个人认为,主要有三条:

  第一条要学做文,先学做人。我们常说文如其人。现在的问题是假风盛行,不只是做文假,而且做人假,做事假,假人做假文,假事靠假文。要想恢复好传统,先破这个“假”字。习近平同志指出:有的干部认为讲大话、空话、套话、歌功颂德的话最保险,不会犯错误;言行不一、表里不一,台上台下两个形象,圈内圈外两种表现。现在,干部队伍中作秀风气很盛。没有学问,装学问,让秘书查典故写稿子,讲话背稿子,急着在报上发文章,出书,写传记,编日记,图虚名。这样何谈写文章,更不可能写出毛泽东式的文章。毛泽东可能有这样那样的错误,但他始终是一个真实的人,他从不作秀,不装,不假。他在八大开幕词中讲“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获得一致好评和热烈的掌声。他不掠人之美,立即说这不是我的话,是一个年轻人,我的秘书田家英写的稿。

  第二条是去读书。一个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首先应是一个读书人。我们的干部队伍中,不乏一些干部本来没有读多少书,阴差阳错地当上了干部或高级干部,到了领导岗位上也不知道赶快去读书补补课,自以为学问也同步见长。还是腹中空空,拿什么来写大文章?读书是获得精神营养,就像吃饭一样,别人不能代替。读书写作是生命的一部分,工作的一部分,也是为政的一部分。古人讲“立功、立德、立言”。

  第三条是亲自动手。如毛泽东要求的不要秘书代劳。特别是署名文章一定要自己写。如果不会写就不要写。现在问题是不少干部,不写文章,却争署名,要留名。抢着发文章,争版面,托人送稿子,拼书出。朱镕基出版他的讲话实录时特别声明:秘书代写的一篇不收。

  当然还有许多,但能先从这三条做起,就很不容易了,就会大有起色。

  民族复兴离不开文风复兴。文风从来不是一股单独的风。它的背后是党风、政风、官风、民风、商风及社会、时代之风。一个社会,经济在下、政治在上,文化则浸润其间,溢于言表。凡一种新风,无论正邪,必先起于政而发于文,然后回旋于各行各业各阶层民众之间,最后才现于文字、讲话、艺术及各种表演。所以,当我们惊呼社会上出现某种文风时,它早已跨山越水,穿堂入室,成了气候。文风这个词虽是中性的,但通常只要一单独提出,多半是出了问题。而且是从根子上出了大问题,就像我们看到远处的树林里冒出青烟时,那片林子已经着火了。

  我们历史上,治理文风从来是和治理党风、政风连在一起的。延安整风中,毛泽东把文风与学风、党风并提,讨伐“党八股”,给它列了八大罪状,说它是对五四运动的反动,是不良党风的最后一个“防空洞”。现在,我们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先要复兴好的文风,好风凭借力,再用这好风去推动社会改革。

  文风是党风、政风的表现,但它一旦形成就会顽固地影响党风、政风。所以政治改革必先改文风。那么,如何实现文风复兴?关键是两条,一是积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二是领导带头。中央要刹吃喝风,立即就刹住了。说明并不难,但要真抓,还要上面带头。比如当年毛泽东就真抓。说“党八股”是又长又臭的裹脚布,是个瘪三,瘦得难看。多次下发文件,要领导干部亲自写公文,痛批坏文章,毫不留情面。

  有一次,他看了一些会议文件,不满意,大怒。他说:“讲了一万次了,依然纹风不动,灵台如花岗之岩,笔下若玄冰之冻。哪一年稍稍松动一点,使读者感觉有些春意,因而免于早上天堂,略为延长一年两年寿命呢?”(1958年9月2日的一封信)在毛泽东这样严厉地要求下,对坏文风可以说是“露头就打”,未能有太大的泛滥。而现在坏文风已是沧海横流了,如果毛泽东在世还不知会气成什么样子。现在必须认真对待,就是拿出百倍的力气,也许才能收十分之一的效果。对此,不能掉以轻心。  

  (作者为人民日报原副总编辑)

  (来源:《北京日报》2013年11月18日)

  (编者注:原文标题为《理直气壮 借典助理 理从事出——关于毛泽东文风的鲜明特点》)

用户名:验证码:点击我更换图片                *如果看不清验证码,请点击验证码更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