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在西藏条件艰苦，躺着也是奉献，但真正到西藏工作就会发现，工作节奏并不比上海慢。

　　没想到，一屋子大人，被一名15岁小姑娘惹哭了。

　　正值援藏干部探亲季。来自杨浦的小钱是西藏日喀则市拉孜县卫生服务中心主任钱海峰的女儿。

　　小姑娘不是娇滴滴的类型，前一分钟还在跟爸爸斗嘴。可后一分钟讲起进藏看到爸爸第一眼“和一年前完全不一样了”，嘴一撇，控制不住，抽泣了。

　　突如其来的真情释放太有感染力，在场的几个大男人眼圈都红了。

　　1994年，上海派出了首批援藏干部，至今已有23年。当年进藏的首批援藏干部方城，曾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天翻地覆”都不能形容西藏的变化。

　　而让这一批批付出了健康和亲情代价的援藏干部们，感到欣慰和骄傲的是，西藏这些变化中也有他们的心血和努力。

　　如今，第八批援藏干部进藏工作也有一年多了。日前，记者到日喀则作了次采访。

援藏干部田冰到仁布县仁布乡日龙布村贫困户家里采访。

　　快与慢

　　在日喀则，记者应邀参加当地的一次市委中心组扩大学习会。仔细一看安排，时间定在周六。一位援藏干部建议，“最好多点提前量，这里会议经常提早开”——因为领导大多早到，看与会者齐了，就早早开始，长此以往，提早开会竟成了惯例。

　　上海市第八批援藏干部联络组组长、日喀则市委副书记、常务副市长倪俊南说，有人说在西藏条件艰苦，躺着也是奉献，但真正到西藏工作就会发现，工作节奏并不比上海慢。这几年，国家对西藏投入大，建设项目多，“5+2”、“白加黑”都是常态，双休日、晚上开会很正常。

　　定日县委常务副书记何劲峰说：“与其苦熬，不如苦干，我们不能虚度了这3年。”

　　气压低，压力大，是援藏干部普遍的感受。压力，来自总要“干点什么、留下点什么”的追求。

　　这几年，援藏工作的方式、重点都有所调整，原先的围绕援建项目转到了以民生和脱贫攻坚为主，援藏干部的使用也完全实职化、本地化。

　　推进精准脱贫，未必都是上海干部熟悉或擅长的领域，重点抓什么，哪个先抓……都要讲究快与慢的选择。

　　资源对接，理念对接，人才对接，这三个对接是上海援藏干部希望形成长效机制的努力路径。这些努力的效果，有时候看并不“快”，但真做成了，就可持续。

　　“扶志、扶智、扶制”，江孜县委常务副书记王高安引用当地的谚语“再合适的温度也不能使石头孵出鸡仔”，说明建立农牧民参与机制和利益联结机制，才能带动农牧民脱贫致富。

　　在亚东县，鲑鱼繁殖基地投用一年多来，已繁育出30余万尾鱼苗，价值600余万元。县委常委、副县长张军说，项目能使24户59人原建档立卡的贫困户增强自我发展能力，之后还要将技术传播到其他乡镇。

　　钱海峰说，西藏眼下最缺的已不是钱，而是理念、管理和人才的进步还不够快。他看到，医院里有些先进的仪器因为无人会用都蒙了灰，他想着如何能提高当地医护人员的水平。

　　一笔资金，有人曾建议用在县里的小学做绿化，定日县教育局副局长沈军兴觉得一定要把教育资金用在最需要的地方，他走访各乡，最终决定用于一所贫困乡村小学的校舍建设。

　　城市管理则是从细微处治顽疾。有援藏干部下乡，早起散步，后面能跟几十条野狗。拉孜县专门建了流浪狗舍，如今马路上流浪狗少多了。

　　在基层一些地方，厕所革命虽然有点“吃力不讨好”，但变化正在发生。旱厕改水厕，建起来容易，改变卫生习惯难。为培养使用水厕的习惯，援藏干部专门安排人离厕所50米站岗，为群众指路，还顺便送两张卫生纸。

　　得与失

　　在海拔3850米日喀则机场走下舷梯的记者，一瞬间头重脚轻。日喀则是全国海拔最高的地级市。

　　说到得与失，有些失是显而易见的。有人失去了青丝，换了一头白发；有人失去了与父母的最后一面，只得遥寄哀思；有人一次次对孩子失信，听孩子隔着视频怪爸爸“又骗人”而偷偷落泪。

　　身体上的伤害，几乎所有援藏干部都会经历。像尿酸一类指标，几乎全体都不合格。这种健康上的“失去”，有些甚至是不可逆的，会伴随终身。有援藏干部说，体检报告不敢给家里人看。

　　大多数的收获也看得见。比如拉孜县刚刚开放的音乐喷泉。傍晚的广场上，当地孩子们争相把手伸出栏杆，伴随音乐声迎接落下的水滴，开怀大笑。援藏干部们看着这一幕，说，所有的付出，值得！

　　倪俊南很看重当地干部群众对上海援藏干部的感情，他说这种感情上的得到，是20多年上海干部用行动换来的，也是“金不换”的。

　　另一个层面的得与失则有些微妙。

　　现在，干部援藏不像过去大多先提级再挂职，而多是平级任职，而且是与当地干部一样任实职分管工作。一个人进到一个单位，上下左右不认识，班子开会，可能5个人里4个人讲藏语，要融入，要开展工作，要获得认可，并不那么容易。

　　不过，换个角度看，现在这样，得到的锻炼可能也更大。

　　日喀则市城市管委会副主任顾海东来自上海市绿化市容局。他说刚来时反差很大。在上海，专业分工明确。但在这里，因为人员少，城市管理相关的市政管理、市容、环境卫生、城管执法，他都要涉及。不过，有挑战，有收获，有成就感！担任珠峰开发开放试验区筹委会副主任的邹忠，负责的项目实际上是要再造一个日喀则。能从规划开始，参与这样一个造城计划，他感觉很兴奋，“这样的机会在上海已经很难有了。”

　　很多援藏工作干部，都提到了“感恩之情”——是组织上给自己提供了体验一段难忘人生经历的机会，也提供了一个展示自己能力抱负的平台。

　　定日县住建局副局长夏晓勇这样看待得失：“西藏人讲究布施，布施不是施舍，所有人都是平等的。没有谁一定是援助谁的。我们是有付出，但这个过程中我们得到的可能更多。”

　　苦与乐

　　“从上海刚到日喀则，会觉得日喀则是小县城，但等跑完5个县再回日喀则，你会觉得日喀则是大都市。”

　　日喀则市委外宣办副主任田冰在我们刚下飞机时说了这句话。跑完5个县以后，果然应验了。

　　西藏整体基础设施和生活条件，比记者预想的要好得多。但在一些县城、乡镇，设施仍然相对落后，生活条件依然艰苦。

　　定日县教育局副局长沈军兴有次调研去一个偏远的乡，沿途没有任何补给。到了下午3时，胃疼得眼泪打转，同行的人只能给他“画饼充饥”，说食堂已在烧鸡汤，实际什么都没有。

　　定日县是直到2013年才通上电的。此前都用柴油发电机，每天只发2到3小时。最冷时晚上要蒙被子睡，否则呼出的气会让被面结冰。

　　萨迦县海拔高，自然条件艰苦，种下的树通常活不过3年。每年5月树木发芽、7月青稞发芽，空气中氧含量才高些，9月树木开始掉叶，到10月树干上便难见树叶。

　　萨迦县委常务副书记吕真昌说，他们对高原反应“谈不上适应，只能去习惯”。

　　怎么看待“苦”？援藏干部们总是会作两个比较，一是和前几批援藏干部比，现在的条件不知要好多少。二是和当地一些扎根藏区、尤其是在县乡一干就是五年十年的干部比，自己这点苦实在不算什么。

　　再说，还有乐。许多援藏干部，都很珍惜援藏经历，把它视作是人生的一种难得体验，生命的一种奇妙升华。

　　从第八批起，援藏干部们提出“快乐援藏”的口号，完整的表述是“不忘初心，快乐援藏；不辱使命，建功高原”。

　　心态决定工作状态。拉孜县委常务副书记施忠民常带着援藏干部们打篮球、打羽毛球。日喀则市财政局副局长杜云峰说，知识分子大多有一种家国情怀，援藏是圆了他作为知识分子的一个报国梦。这将是他人生一份宝贵的记忆。

　　对此，倪俊南也想起此前在亚东县边境的一个场景——

　　在洞朗草场附近的山地上，他看到一间牧民的简陋小屋，屋前插着一面火红的五星红旗。“这个时候，你才能真正体会到什么叫‘家国’！”

　　题图说明：倪俊南调研红河谷农业园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