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在由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主办的“北大文研讲座”中，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大学前沿交叉研究院院长韩启德以《医学是什么》为题展开讲座。

　　■演讲　韩启德
　　整理　本报记者　徐蓓
　　医学具有科学属性、人文属性和社会属性，我们不能忘记医学的初心，医学是人类情感和人性的表达，它的目的在于维系人类自身的价值，保护自身的生产能力。
　　——韩启德远古时代有医术，但没有医学
　　《大学》里讲：“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其先后，则近道矣。”所以，知道医学的历史，对我们理解医学是什么这个问题，是非常有好处的。
　　远古时代，有人就有病，有病就有医，所以那时是有医术的，但并没有医学。在那个时候，看病主要是靠算命、占卜、巫术等方式，结合宗教信仰的仪式，主要是使病人有所寄托、有所相信。
　　当时也有一些医疗行为，但是并没有理论指导下的医学。比如，很多地方的考古发现，古代已经有断肢固定、脱臼复位、外伤包扎等医术。到公元前四、五世纪，出现了两河文明、埃及文明、印度文明、中国文明和古希腊文明，有人把这个辉煌的时期称为轴心时代。那段时期，至少在古希腊和中国，同时产生了医学理论。
　　被认为是“现代医学之父”的希波克拉底，他认为身体是由血液、黏液、胆汁、黑胆汁四个部分组成的，它们各有功能，并相互平衡、协调。这四个系统达到平衡，身体就处于健康状态；如果失去了平衡，就会产生各种各样的疾病。一般认为，从希波克拉底开始，因为有了这样的理论体系，所以就有了医学。从那个时候开始，医生成为一种高尚的职业，医生被要求具有美德和优秀职业家的品质。
　　在同一个时期，中华大地上也形成了中医的理论体系。比如先秦时期就有了《黄帝内经》的雏形，从那时一直到汉朝，经过后人数百年不断地整理、完善，完成了传世的《黄帝内经》。《黄帝内经》在黄老道家的理论基础上，以阴阳五行为纲，非常明确地阐述了脏腑、经络、病因、病机、脉象、辨证施治等，形成了一整套以整体论为特征的理论体系。
　　到了罗马时期，出了一个名医盖伦。盖伦接受柏拉图提出的“心、肝、脑”三大体系学说，认为身体和精神是相结合的。他不仅继承和发展了整体的、注重观察的、符合哲学逻辑的医学理论体系，而且他看病很厉害，能够通过类似切脉、观察尿液等办法来诊断疾病。他还有很多治疗办法，发现了很多的药物、制剂，其中的“盖氏制剂”一直沿用至今。再加上他特别雄辩，所以很快就出名，成了御医。
　　跟盖伦同一个时期，中国的东汉时期出了一个被称为“医圣”的张仲景。张仲景的传世之作有《伤寒杂病论》，后来他的关于传染病的著作成为《伤寒论》，关于杂病的著述被后人总结为《金匮要略》，这些都是中医学校必须学的经典著作。
　　中医的水平远在
　　古希腊罗马古典医学之上
　　公元四、五世纪以后，西方和中国开始走上不一样的道路。
　　罗马帝国由盛而衰，古典传统文化式微，基督教在公元323年被定为罗马国教。很多人认为罗马帝国衰落的直接原因之一是瘟疫的大流行。据说，盖伦治不了瘟疫，只能仓皇出逃。加上持续不断的战争和饥荒，导致人们心理上的恐慌和对宗教的依赖，其结果是信仰疗法占据了统治地位，西方传统医学衰落。
　　而在中国，传统医学在儒、释、道文化基础上持续发展，儒家重视礼乐制度的建构和人本思想，知识精英当中“不为良相，即为良医”蔚然成风，当时只要是读书人都要读医书，一般都会看病。而以人为核心的人格修养对中医伦理学和优秀人格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
　　东汉末期也像古罗马一样瘟疫流行，张仲景家族里的许多人被瘟疫夺走了生命，所以他下定决心攻克这个疾病，他在书里写下的方子在那时候就已经发挥了很大的作用。1957年中国流感大流行的时候，最后采用张仲景的白虎汤方子，取得了很好的疗效。2003年非典型肺炎来临时，我们仍然参考了张仲景和温病学派的理论。
　　所以说，就同时期而言，中医的水平远在古希腊罗马古典医学之上，在面临瘟疫时能够管用，所以老百姓相信中医。
　　2000多年以来，中国传统医学的传承创新和发展从来没有停止过，越是兵荒马乱、越是疫病严重，越是推动了中国传统医学的发展。
　　西方的现代科学
　　催生出了现代医学
　　但是，西方后来有了现代科学，进而催生出了现代医学。
　　现代科学的发展为医学观察和实验提供了工具，比如列文·虎克发明的显微镜，就为观察微生物，进而观察人体细微结构提供了重要工具。因此从15世纪以后，现代医学一步一步向前发展。
　　1543年维萨里出版了　《人体的构造与机能》，这本书里可以说已经对人的大体解剖结构了解无遗。到了17世纪，哈维对循环系统的研究，建立了在解剖基础上人体功能的研究方法，发展出生理学。到18、19世纪，又建立起病理学、微生物学。
　　医学在文艺复兴以后随着现代科学的发展进展非常迅速，到19世纪中叶，医学理论已经突破许多障碍，达到相当高的水平。然而，一直到19世纪后半叶，临床医学和药学仍然严重滞后。
　　当时在西方，临床上并没什么多少办法治病，多数是通过出汗、放血、通便等落后的办法来治疗病患，基本上没有什么化学合成药物。虽然也有骨折复位、对感染部位切开排脓等治疗手段，但大家都认为这不应该是医生干的事，而是匠人干的事。人们认为只有高贵的人才能当医生，医生是“动嘴不动手”的。直到1700年，法国才同意把外科医生和理发师的行业协会分开。
　　直到19世纪70年代第二次工业革命后，科学与技术才开始广泛合作。从此医学突飞猛进，临床医学取得了爆发性进展。我们今天到医院里去看病，几乎所有用到的药物和技术都是在20世纪才发展起来的。
　　医院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19世纪以前的医院属于慈善机构，功能主要不是治疗病人，而是用来收容、济贫、庇护、隔离。19世纪后期外科麻醉、消毒问题解决以后，好多病需要做手术，后来又发明了各种各样的大型医疗设备，看病就得到医院里去了。所以到了20世纪，医院成了人们看病的地方。
　　现代医学在一些疾病面前
　　依然是无能的
　　正如之前所说，中国的传统医学在2000多年间从来没有停止过发展，但是到了民国时期，随着人们越来越相信西方现代医学，中国传统医学遭遇前所未有的挑战，有一段时期甚至有人建议不准看中医。
　　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一直强调中西医并重和中西医结合，所以中医事业和传统医学也有一定的发展，但是和传统中医相比，现代医学的发展速度是遥遥领先的。
　　总体上来看，现代医学无论是在西方还是中国，乃至在世界上都在飞速发展。然而，现代医学尽管得到那么快的发展，但它在一些疾病面前依然是无能的。
　　从传染病来看，艾滋病疫苗至今没有生产出来，药物仅对部分病人有遏制发展的作用；埃博拉、寨卡等新病毒不断出现，每年都会有两种抗原组合的新类型流感（包括禽流感）流行；在中国，手足口病成了发病率首位的传染病，而且越来越高；以前有特效药治疗的结核病、疟疾，现在疾病的抗药性越来越强。麻疹、猩红热，这些病我们小时候非常普遍，后来基本见不到了，但现在又开始流行；血吸虫病，当年毛主席曾写过《送瘟神》，我们通过搞群众运动已经基本消灭，但现在死灰复燃。
　　2004年到2013年，我们国家传染病的发病率每年净增5.9%。在非洲等一些经济落后的国家，传染病仍然是人们主要的死亡原因。
　　抗生素的耐药性发生得非常迅速，说到底，人跟微生物对抗的话，谁比谁强呢？一定是微生物。因为微生物的遗传基因，从适应性上看要比人先进。为什么这么说？它几天一代，甚至几小时一代，每换一代，基因就有适应性突变的可能；而我们人类要20年才遗传一代，一般要到生育新一代的时候基因才可能有新的组合，基因适应性比微生物差得多。所以在微生物面前，对传染病的防控，人类绝对不能盲目乐观。
　　“行医是一种
　　以科学为基础的艺术”
　　为什么医学不是无所不能的？我接下去要讲的就是医学的属性，它可以归结为科学性、人文性和社会性三个方面。
　　对于科学性，我想再强调一下它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
　　人体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系统，直至目前，现代科学还没有完全破解这个复杂系统的“密码”。我们的生命具有不确定性，表现为随机性、偶然性。我们能不能做到精准医疗？这是一个问题。
　　现代医学还碰到了循证医学的困境。医学进步了，看病要有证据，这是现代科学的态度，但是我们不可能等到所有的问题都搞清楚，有了足够的证据才治病，因此现在很多病还是凭医生的经验来看的。当然医生的经验并不限于个人，还包括集体的经验，但这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循证医学。
　　英国有一项研究表明，医生开的59%的处方中包含无效治疗。即使经过临床流行病学和统计学得到循证结果，也还只是群体概率，应用到每一个病人的时候，究竟是在这个概率之内，还是概率之外，还是需要医生的经验来最后做出判断。所以说，现代医学即使发展到现在，临床决策依然无法完全依靠现代科学的实证与量化分析，仍然需要传统医学的经验性方法，诚如“现代临床医学之父”威廉·奥斯勒所说：“行医是一种以科学为基础的艺术。”
　　伤痛其实是一种主观感觉
　　医学的人文属性，包括三个部分。
　　第一，医学的价值既有客观标准，又有主观标准。
　　客观上现代医学发展延长了人们的寿命，大大改善了生活质量，我们都在享受现代医学发展所带来的好处，我们都应该感恩现代医学的巨大发展。但事实上，人们主观上的价值判断却不完全与此平行。
　　20世纪以前的医生，作为家庭朋友的成分不比医学专业人员的成分要少，那时候大家非常珍视相互间亲密的信任关系。一位医生去病人家里看病，他一定先向老祖母问好，跟家庭成员打招呼，拉拉近乎，然后再去给病人切脉诊病。他们多数时间是坐下来聆听病人的病痛，给予病人心理上的支持。
　　而今天的情况却不一样，正如《剑桥医学史》的作者罗伊·波特所说，“在西方世界，人们从来没有活得那么久，活得那么健康，医学也从来没有这么成就斐然。然而矛盾的是，医学也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招致人们强烈的怀疑和不满”。
　　第二，医生既治病，又治心。医生看病不光关注病，更关注人的心，因为心理因素在健康当中太重要了。
　　我从前在农村基层当医生时，条件很差，但医疗效果不错，其实很多病人是我安慰好的。我从不会看病到会看病、后来越来越受大家欢迎，技术提高是一个因素，但与我越来越注重安慰病人有很大的关系。疾病的根本危害在于伤痛，而伤痛是一种主观的感觉，所以病人最需要的永远是关爱和照顾。
　　现在有的医生对技术盲目乐观，他们看病时头也不抬，问病人一句哪里不舒服，就开出一大堆化验单，说查完了再来看，这样病人能满意吗？第三，医学有边界。
　　随着医疗技术的飞速发展，人们对医学的期望不断提高，使医学被赋予了过度的使命。比如医学生活化，手术美容就是一个典型的代表。
　　总之，人们对现代医学的不满，不是因为它的衰落，而是因为它的昌盛；不是因为它没有作为，而是因为它不知何时为止。人们因为成就生出了傲慢和偏见，因无知而变得无畏，因恐惧而变得贪婪，常常忘记医学从哪里来，是如何走到今天的，缺乏对医学的目的和要到哪里去的思考。
　　不能忘记医学的初心
　　最后我讲一下医学的社会属性。
　　医疗技术的发展引发医疗费用快速增长。我们国家的卫生费用，1994年是1761亿元，到了2014年是2.5万亿元，增加了20倍，年均增长16.2%。但是，社会的不公平现象依然存在。就拿医疗保险制度来说，在不同地区、不同单位，医药报销水平也有很大差别，这些都加剧了社会的不公平。
　　此外，资本驱动医学技术的发展。健康产业已经成为支柱产业，医疗工业产值占GDP（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在发达国家已经达到15%，中国虽然还只占4%，但发展速度非常快，年均增长达到21.8%。
　　资本是一柄双刃剑，一方面它能刺激市场的活力，为发展提供更多财力；另一方面也有其负面效应,例如容易促进过度诊断和治疗。现在一些基因测序公司一次收几万元钱，声称可以破解你的“生命密码”，结果什么意义都没有。
　　总而言之，医学具有科学属性、人文属性和社会属性，我们不能忘记医学的初心，医学是人类情感和人性的表达，它的目的在于维系人类自身的价值，保护自身的生产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