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桐合为琴，中有太古声。自古以来文人和琴是分不开的，我们请到京城著名的文人琴家吴寒老师为《青睐》的听众讲历代文人和古琴的故事

吴寒在《青睐》讲座现场

吴寒主编《太古遗音》入选2017年国家古籍整理再版扶持项目

◎魏冠宇

器物：古琴   时间：8月6日

地点：地坛公园方泽南亩小院

主讲嘉宾介绍

吴寒，斋号九琴轩，古琴文化研究学者、美学评论家，主编有《太古遗音》和《五知斋琴谱》等珍贵古琴文献，中国国家图书馆授权他复制清代四大藏书楼之一的“铁琴铜剑楼”的铁琴及浙江博物馆馆藏之宝“彩凤鸣岐”等古琴。

吴寒曾参与策划2016年11月在中国国家图书馆、国家典籍博物馆开展的迄今为止中国史上规模最大的“太古遗韵——中国古琴文化大展”，担任艺术总监。

今年5月15日，吴寒先生应邀在故宫御花园为参加“一带一路”的各国贵宾，抚奏宋代古曲《山居吟》。

吴寒坚持多年的公益古琴文化传播，并将古琴艺术与中国书法、绘画、香礼、茶道等进行美学和哲学比较。策划主办了超过百起书画、古琴展览，在国家图书馆开展每个月一期的《左琴右书系列国学讲座》、《中国古琴文化进校园》等上百场古琴公益普及和古琴雅集。吴寒常年受邀赴高法、解放军艺术学院、北大、北语、北交大、北京政法大学、故宫学校等十数所学校及其他单位进行专题古琴文化讲座，积极传播优秀传统文化。

夕阳西下，黄昏中归巢的燕子擦着人的脸掠过，虽然是盛夏，但是地坛公园斋宫后方泽南亩小院里却静谧清凉。赵普书画工作室内的赵普老师大尺幅的书画吸引着参加《青睐》讲座活动的听众们，旋即吴寒老师的琴桌和琴凳先于老师到来。因为下午在美院那边有一场讲座，没来得及吃晚饭的吴寒老师随即步入画室。听众们期待的中国历代文人的琴人琴事，任吴寒老师信手拈来娓娓道出。

从“伏羲见凤集于桐”到“绿绮和焦尾”一个半小时的讲座很快就到时间了，最后参加活动的听众强烈要求吴寒老师抚琴一曲。吴寒老师调换了一床古琴，一曲《阳关三叠》也是千百年来中国文人必操的一首古曲，苍古幽远之声，袅袅不绝。远窗外，一轮明月正在树梢上，这个晚上恰逢十五，从此高山流水皆化为知音。

桐 琴的出现

源于人文始祖的有感而发

古琴是中国文化的一个符号，它的产生也是一个重要的文化现象。在《太古遗音》当中讲道：“伏羲见凤集于桐，乃象其形。”中国人的审美，往往就是借景抒情和托物言志，这是我们这个族群的重要表达方式，那么作为中国人文始祖的伏羲氏，他看到了凤凰在梧桐树上栖息的现象，做了什么呢？他把梧桐树砍伐下来根据凤凰的体型，以一年三百六十日的周天历法，造出了一床三尺有六的琴。《琴论》写道：“伏羲氏削桐为琴，面圆法天，底方象地，龙池八寸通八风，凤池四寸合四气。琴长三尺六寸，象三百六十日。广六寸，象六合。”

这床琴的木料，是采自弋山南面的孤桐，后来在一场大火中孤桐绝迹了，有人说孤桐可泛指梧桐。有人说孤桐是上古时期的一块贡品，是给大禹的材料，在治理水患之后，禹王大悦，用孤桐制琴表达他喜悦的心情。在这里，我们不妨把孤桐解释为中国梧桐，它不是泡桐也不是法国梧桐，它的树皮是青色的，诗中称为“碧桐”，树梢因为生长周期短，密度不够，敲起来声音轻飘飘的；树根生长周期长，密度很大，不太容易发声，“叩其上声音则清，扣其下声音则浊”，取中间部分则清浊相济，这俨然是一个中庸的精神。伏羲以其文心制琴，这是上溯最早的说法。伏羲坐在方坛上，聆听来自八个方向的风声，依此命制了音律。

当然，古琴起源的说法还有很多，但无一例外都与华夏先民有关。中国文人的至简特性，导致他们在最古老的乐器命名上都很惜字如金，比如琴、瑟、笙、笛、箫、筝，都是一个字，两个字或以上的都是后面的外来乐器，如唢呐、琵琶等。直到1919年新文化运动以后，西洋乐器传入我国，这些乐器中有大量的琴，可“琴”的名字却被这床本土的琴所独占，因此为了区别西方乐器和新兴的其他乐器，在“琴”前面加了“古”字以示区分，“古琴”这个名字就是这样来的。

源礼乐安邦，考古发现将古琴

追溯到2700年前

去年11月，在国家图书馆主办的中国古琴文化大展，以典籍为依据，以编年的形式梳理，从上古时期一直讲到近代，用循典稽古方式讲出古琴的文化。很多典籍当中都这样描述：古琴是创造于人类古代文明轴心时期，而唯一存活并发展至今的一门艺术。

古代文明的轴心时期，大概是什么时候呢？是公元前800年到公元前200年这个阶段，这一阶段可算是整个人类精神文明的大爆发，出现了很多的先哲，比如西方出现了柏拉图、东方出现了释迦牟尼、老子、孔子等。我们发现，琴在这个时代留下了很多的印记，《诗经》当中有大量的内容描述古琴。

现在我面前的这一床琴的制式，叫仲尼式，在传世名琴当中，仲尼式古琴所占的比例非常之大，主要是缘于儒家思想在我国的重要地位。孔圣人，也是一位文人，他一琴一剑周游列国，听到了世界各地的音乐，有正音，也有靡靡之音，到最后集《诗经》305首，孔子皆详歌之。明代仇英画、文征明题跋的《圣迹图》的第十一幅《学琴师襄图》讲鲁昭公十九年孔子向师襄学了琴曲《文王操》。

除了画作以外，实物考证可以为古琴的历史作为证实。马王堆汉墓和曾侯乙墓的考古发现，证实古琴有2400年左右的历史。但在2016年的上半年，这个纪录又被改写，湖北枣阳郭家庙附近有一座古墓，是西周曾国贵族的墓葬，这里发现的古琴实物将古琴历史追溯到了2700年前。文献上记载的古琴可以推至尧舜，至于是否真实确凿，还有待考古发现。古琴的文字记载有三千年之久，典籍当中“琴”字的写法也多有变化，在众多写法之中，“琹”表示丝弦附于木；“珡”表示八音造于人。从《礼记》的记载中，我们可以看到，琴上升到了治国安邦的地位，我想礼乐兴国并非一日之功。

很多人喜欢琴声是因为音色之美，其实音调的高低，与人的社会化程度也是有关的。我举例人对低音的感受来说明：一两岁的小朋友，如果听到高亢的声音，比如小提琴和古琴，他会高兴得手舞足蹈，而听到大提琴和大号他会不以为然。当他对社会有了更多认知之后，他对古琴的低音会有更多的理解，甚至会泪流满面。

随着年龄的增长，每个人逐渐戴上一张面具，行为处事有更多的顾虑。而低音乐器可以揭下这层面具，这是音调给人的状态带来的改变。在这种调适之中，礼乐实现了对人的教化，并逐渐上升到一种玄妙的境界。无物无我，摇扇操琴，吟风弄月，登高望远，这是文人阶层的生活方式。古琴带着文人的风骨，从先秦而来，伯牙子期知音难求，阳春白雪曲高和寡的姿态流传至今。

神 绿绮和焦尾

一个最华贵，一个最传奇

先秦文人在一定程度上把古琴推到了一个高度，东汉和西汉又有司马相如和蔡邕。

司马相如有很多和琴有关的故事，他所写的赋辞藻多彩绚烂，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被称为赋神。他也是一位善琴的人，《凤求凰》是他追求卓文君的诗歌，更是他创作的一首琴曲。司马相如文章写得好，古琴操得好，但他有两个问题。第一是贫穷，“家徒四壁”就是在形容他，家里空空的四面墙，没有家具，更没有艺术品，为了好养活，家里人给他起名叫“犬子”，后来很多士族阶层希望自己的孩子也像他一样有才华，才有了“犬子”的谦称；第二是口吃，不能说出一句完整的话。

上天在给司马相如关上一道门的时候，也给他打开了一扇窗，让他用琴和文章去表达。司马相如用艺术表达赢得了自己想要追求的婚姻，也成就了一位追求自由的女性。司马相如的琴叫做“绿绮琴”，绿是指用绿松石、孔雀石研成粉末后，与鹿角粉调和在大漆当中呈现的颜色，与金银珠宝、珊瑚形成八宝灰；而绮是具有美丽花纹的丝织品。这一床琴很美，李白在《听蜀僧濬弹琴》中说：“蜀僧抱绿绮，西下峨眉峰。为我一挥手，如听万壑松。”也在化用这一典故。刘禹锡在《陋室铭》中写道“可以调素琴，阅金经”，或许就是在和绿绮琴做对比。

蔡文姬是古代第一才女，她写的《胡笳十八拍》，郭沫若先生评价它是继屈原《离骚》之后最值得读的长篇抒情诗。蔡文姬的父亲蔡邕是一位集大成者，他家的藏书汗牛充栋，他的书法刻成碑以后，每天有上千辆马车的人来他家临习。蔡邕隔壁的邻居在烧柴火时，他注意到木头在火中爆裂发出的声音非常动听，“有金玉之声”，他觉得这块木头是斫琴的良材，就跑去把它抢救下来，做了一床琴，因为尾部有烧焦的痕迹，故而得名“焦尾琴”，后来这床琴拥有了太多的故事。在国图的大展当中，我们看到的焦尾琴是复制品，为了更好地还原样貌，在琴尾龙龈一侧的冠角处还做出了烧焦的痕迹。

缘 琴有四美

发现需要际遇和慧眼

在四大名琴之列，除了绿绮琴和焦尾琴之外，还有号钟琴和绕梁琴。

需要提醒大家的是，历代文献记载之间会有所出入。比如刚才我们讲的号钟琴，系齐桓公公子小白所操，因音质洪亮，犹如号鸣震耳、钟声激荡而得名。但在典籍当中，它有时被写作伯牙琴，这是有人认为它也曾被伯牙弹奏而得名。齐桓公一次巡游中看到一个孤儿被打，他的手里还紧紧地抱着一床琴，那是父母留给他的遗物。齐桓公请琴师辅导孩子，他在日后出征时专事抚琴，以壮军威。

春秋五霸之一的楚庄王有一床绕梁琴，今天我们形容歌声动听，可以说“余音绕梁三日而不绝”，而最初“绕梁三日”的实物正是这个来源。楚庄王是“不鸣则已，一鸣惊人”的主人公，宋华元献琴给他，“其声袅袅，绕于梁间，循环不已”。楚庄王为了听绕梁琴，整整七天不上朝，王妃樊姬提醒他不要因为琴而耽误朝政，楚庄王才恍然大悟，用一把铁如意把绕梁琴锤破，从此励精图治。

从四大名琴的故事，我们可以感知到：作为一个器物，付诸了先人太多美妙的故事和心意。宋代朱长文在《琴史》中说：“琴有四美，一曰良质，二曰善斫，三曰妙指，四曰正心。”没有司马相如得赠“绿绮”，我们今天看不到《凤求凰》这样美丽的诗赋；如果蔡邕没有听到烧火的声音，那块木头可能就用来煮饭了，世人不会有任何机会听到焦尾演奏的声音，这是多么可惜的事情。同样，如果不是齐桓公做伯乐，号钟琴的美妙也注定不能传世，一床好琴和人的关系是要靠际遇连接的，只有缘、有慧眼之人才能发现琴的美，完善琴的美。

境  文人与琴相互成就

风骨与读多少书无关

“君子之座，必左琴右书。”哪有文人不读书的呢？琴是君子之乐，美而不艳，悦而不淫，哀而不伤，是一种中正平和的表达，对文心的表达。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文心涌现的高峰。竹林七贤，其精神领袖嵇康，因言获罪。在他临刑时，有三千太学生来求情，这在今天是不能见到的，仅仅通过这样一个细节，我们就能知道，嵇康的大才和大德是多么的令人难以想象。生命终结时的抚琴，他的琴声中还有悦人之声吗？他的琴声里不会有谄媚之意吧！风骨不是读多少书就能养成的，嵇康一曲《广陵散》了却终生，年仅39岁，他的成就不是论资排辈的结果，艺术的高峰一定要在无拘无束中追求。

东晋的顾恺之有三绝，才绝、画绝、痴绝。顾恺之画人不画眼睛，一画人就活了，就像后来南北朝的张僧繇画龙点睛一样。他在论画时，化用了嵇康的诗句，作“手挥五弦易，目送归鸿难”用操琴来对比绘画，说明技巧与主旨的关系。如果不是一位善琴的文人，他又怎能将这二者的比较，做得如此巧妙？

顾恺之所画的《斫琴图》，现藏于故宫博物院，每一个人物都长眉善目，它传递给我们文人斫琴时心如止水的意涵。

琴在古代是小众的雅好，没有实现量产。《太古遗音》说：“琴为君子之雅器，上至天子，下至庶民，皆可操之，惟心中无德，腹中无墨者，不宜为之。”然而在封建时代，有文化的人太少了。森严的等级和世袭制度，让很多家族世世代代不能改变命运。不过过去的很多工艺，也是因为有世家传承才能精益求精，这种匠造的精神，是今天提倡的跨界所不能超越的。

我相信，文人的表达建立于学养的基础之上。曾经有人问我，钟子期就是一个深山里的砍柴人，他怎么会听懂俞伯牙的琴？我相信钟子期不会是一个单纯的山野樵夫。古人有一种隐逸的状态，他明明有经世济民的本领和满腹经纶的才学，却因为现实的际遇而遁世，这种隐居山林的“樵夫”和一直以砍柴为生的樵夫，不是一个概念。姜太公用直钩钓鱼在渭河之畔，离水面三尺，这种“愿者上钩”本身就是一种表达。陶渊明也是很好的例子，他不为五斗米折腰，乐琴书以消忧，可他家里摆的是一张无弦琴，这已经超越了用琴声来表达自我。知得琴中之趣，有没有声音都不再重要，这是达到一定境界之后的文人表达。

以前古琴有很多禁忌：“不端坐不弹”，弹琴时必须要敬心诚意；“衣冠不整不弹”，衣冠是人知廉耻的标志，不整是无礼；“琴不办宴”，对于雅乐应该有所尊重，不能肆意饮乐；“与俗物不弹”，对生活有一定的文化品位；“遇商不弹”，这是封建社会重农抑商的想法，今天应当有所改变。从这些复杂严格的要求中，我们不难看出，琴在如何成就文人，而文人又在如何成就了琴。

心 琴棋书画

解锁中国文人的生活方式

我们说到中国文人，应该会想到源远流长的中国文化。琴、棋、书、画，这是中国文人四样代表性的艺术，在过去是一个通达的状态。在很多书画作品中，携琴访友是一个经典的主题，文人抱着一床古琴去见自己的朋友，主人一定在家备好香茗和棋局等待这次聚会，我想这就是琴在文人生活当中的表达。

近百年间，随着西学东渐，四项全能逐渐形成了专学专科的状态，不过随着目前传统文化的复兴，也有新的变化。在众多的传统艺术中，古人为什么将它们四个作为代表。因为它们四样虽然是用不同的形式和技巧，但却在创造同一个文心世界。

学画要看真山真水，学琴也一样。有一年我带着三十多位同学去阳关，当时得到很多人的帮助，才看到了“阳关落日”。阳关的落日大概要等到晚上九点，临近，我们就不再使用现代化的交通工具，而是坐着五架驴车走进去。这时你看到在烽火台下，十架马车可以并行的阳关大道，距离渭城两千余里，那时没有微信短信，那时的一别犹如永别。有了这次体验之后再弹《阳关三叠》，我和同学们的内心都会有变化。

琴技是可以单纯地复制，书法也可以千百年不断地写，但是能不能打动人，就要看自己能不能领悟到其中情感的力量。

文化给了人们的生活一种张弛有度的空间。北京的院落就是一种文化空间，寻常人家也会在四合院中种植“玉（玉兰）堂（海棠）富（牡丹、芍药）贵（桂花）”，种植这些吉祥树也是文人的一种表达。如果说今天人们种葡萄是为了吃果子，那古人在院子里种植一架葡萄，则更多意味着祈求多子多福。

这种超出物质的文化联想，给人一个丰富多彩的精神世界。现代人在生活中找不到自我，是因为生活中不再有余闲，或者余闲失去了它应有的空间。古琴有种特别大的好处就是山林之气，因为琴弦在木头上振动带出的泛音，会自然而然地带我们进入高山流水的意境。回到家中，摊开案头上的东西，写一写、画一画，抚抚琴、品品茶。关门即是深山，生活应该是在心中生出春竹幽兰，山间明月。

摄影/张旭

（鸣谢赵普书画工作室为本次讲座提供场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