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北这座城市里，几乎所有重要的公共场所，像国父纪念馆前、捷运站口，都有慈善组织的人三五一组，胸前举着募捐箱。市民放入善款，他们鞠躬，道声“谢谢”。建筑评论家史建在四川地震后不久来到台湾，看到的便是这番场景。9年前经历过一场大地震的台湾人，如今面对海峡对岸的灾难，倾注了更多一分的关切。　　

　　此次台湾之行，史建把一个重要的信息带回大陆。台湾民间已发起“台湾支持四川灾后重建行动联盟”，准备将台湾的“捐款、人力、经验”三合一投入，为灾区提供中长期的重建规划与执行。

　　台湾也曾有校舍之痛

　　台湾人说，他们经历过9·21，所以最能体会5·12。1999年9月21日凌晨，台湾南投县发生里氏7.3级地震，损失惨痛。9年后对四川地震的反应，“是民间社会情感的真实流露，要让大陆人民感受到台湾民间的能量”。

　　在台湾建筑师吕钦文看来，最有意义的能量还在经验一项。“台湾数亿的捐款在四川那么辽阔的灾区，能修几条道路能搭几座桥？大陆又是人才济济，还缺工程师建筑师吗？以台湾的能力，最能发挥长远意义的恐怕是在于我们从9·21重建过程中所累积的经验。”6月23日,在北京的“台湾9·21灾后重建经验分享研讨会”上，他这样表示。

　　作为9·21新校园建筑师合作社召集人，吕钦文介绍了台湾震后学校重建的经验，这便是“新校园运动”。所谓“新”，意味着多层面的变革。在设计上，他举例说，重建方案力求突破原来较为保守僵硬的校园建筑形式，如强调情境和记忆的融入等。

　　更重要的是，这一波运动所引发的一些机制上的变革，对整个社会生态都具有良性意义。

　　长期以来，台湾公共工程的建筑师甄选经常发生不公平不健康的操作方式，使得许多有理想有能力的专业人士对公共工程敬而远之。震后学校重建工作中，台湾“教育部”接受了学界及建筑实务界的建议，不顾“既有生态”的反弹，毅然自行组成评选委员会，委聘具有公信力的学者专家，为公正甄选建筑师把关，排除了过往由地方势力控制评选结果的弊病。

　　台湾的工程招标历来以“最低价决标”的方式进行，不认品牌，不认质量，谁出的价钱最低，工程就属谁，导致劣币驱逐良币，公共工程市场陷入恶性竞争。经过多方努力，震后学校重建工程获准采取“最有利标”的决标方式。在吕钦文看来，这算得上是台湾公共工程的一大突破。

　　“新校园运动”的名称，来自台湾建筑师谢英俊。尽管他后来并未直接参与，但他视这一运动为9·21震后重建中最突出的实绩之一。

　　谢英俊没有参加此次研讨会。但他目前已将大量精力投入四川灾区。在和记者谈起灾区学校大量垮塌的问题时，他平静地说：“这不奇怪。9·21时，震区的学校也几乎全垮了。只是由于事发凌晨，才没有造成目前四川这样学生大量死亡的惨状。”

　　究其原因，台湾大量的中小学校舍是在上世纪70年代要求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时所建，匆忙的大规模建设导致了质量问题。“教室用的混凝土，我们这样的专业人员一看就知道，根本不过关。”谢英俊告诉记者。

　　经济起飞引发政府倍加重视教育，颁布各种软硬件指标，强令达成，这本是各国各地区通例。然而教育突进所隐藏的危机，却也一再被诱发，刺痛世人。用谢英俊惋惜而无奈的话来说，“都是这样的啦！”

　　重建光是建倒掉的房子吗

　　慈善组织是台湾社会结构中非常活跃的一支。台湾佛教慈济慈善基金会在9·21地震后，以社会之希望在于教育计，启动了“9·21希望工程”，出资重建50所学校。希望工程中，慈济会完善的指挥系统及工程质量监督机制，被评价为“表现相当出色”。

　　9·21地震发生后，慈济会的志工(志愿者)第一时间进入灾区。但囿于传统观念，其心理专家队伍30天后才来到南投，导致效果不佳。这次失误使他们意识到，受灾民众的心理建设不能仅靠后来由专家来做，而应在日常的志工服务中就导入。

　　这样的经验已经用于此次5·12地震。慈济会志工进入四川灾区后，非常强调通过日常行为给灾民以抚慰和力量。他们会紧紧拥抱一个人，用身体和他交流。他们会给老人擦身、洗脚，直到老人露出满足的微笑。

　　在四川某县，志工在和县人民医院院长的交谈中得知，地震后这里已有3个人上吊自杀，因为他们看不到未来的希望。而这似乎印证了台湾NGO人士冯小非所强调的。她归纳从救灾到重建的次序为：安置-安心-安居。安心是最关键的，而要让灾民安心，就要让他们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

　　“答案并不最重要。你政府可以不知道，你可以去跟他们说，我们也正在讨论方案，那么，可能需要半年，你们不要担心，这半年政府会管你们的。”冯小非认为，这会是一种良性的沟通。

　　冯小非在9·21地震后第二天就从台中市来到南投县中寮乡重灾区。她和朋友们在这里看到老乡强韧的生命力，看到“老人家比中年人坚强，女人比男人坚强”。于是他们留下来，办社区报，办社区教育。他们在《中寮乡亲报》上明志，“我们愿与中寮的乡亲站在一起”。

　　她并不认为自己做的是一件多么了不起的事情。“地震产生了很多缺口，让一些人的生命经验可以卡上去，做一些事。”而像这般的心理种子，从台湾上世纪80年代“解严”后，便在社会里萌动。9·21地震中，它们发芽了。

　　9·21地震后，乡扮演了重建的基本单位。“之前的规划权力，在中央和县，只有这一次下放到了乡。”全程参与了重建规划的台湾规划师张兴杰介绍说。

　　他把这视为一种积极的变革。尽管作为规划师，和乡一级的基层干部对话起来“会比较困难”，而且工作繁杂了不少。他曾遇到一个乡长，满脑子想着“现代化”，要把山区铲平，重建规划中便想借地震做以前做不到的事情。这让张兴杰很头疼，“幸好后来被环境部门卡下来，要不我就成破坏自然的罪人了”。

　　依据台湾“行政院”的灾后重建计划工作纲要，重建工作分为4大部分，其中公共建设重建、产业重建和生活重建这3项，由“中央”主导，民间支援，地方配合。至于最复杂也最困难的社区重建计划，主要靠地方主导，民间参与，“中央政府”则提供人力与经费上的支援。

　　主导权的下放，其实反映了对重建的理解。所谓“重建”，是个什么概念，包含哪些范畴？重建建什么，光是倒掉的房子吗？张兴杰以为不然。“重建，当然包括家园意识、社区意识、部落意识的重建。”他强调道。

　　作为重建计划的重要一环，张兴杰还专门提到了震后不足一个月就成立的“财团法人9·21震灾重建基金会”。成立这个基金会的目的，主要是管理政府收到的捐赠善款。各界善款除一部分流向慈济会等民间团体外，其余流向政府，数额超过150亿元。基金会便是对这笔善款的走向负责。

　　不要让他们坐等救济金

　　在台湾，曾有评论分析灾后重建：受灾居民若能尽快进入重建工作，将越能由受灾的心理冲击中恢复平静。因此，将受灾民众的重建能力释放，是第一优先要务。

　　谢英俊认同这样的观点。但他坦言，9·21震后重建恰恰是在这一点上，教训远多于经验。“其实重建本身就是一个生产活动。这里头需要多少劳动力，能提供多少就业机会，灾民自己是否有机会参与在其中？在台湾，重建多半被大的承包商、包工头给垄断了，灾民只是等着接收房子。只有我们是让灾民能够参与到重建的生产过程。”他说。

　　谢英俊所说的，是他和他的团队在日月潭邵族部落组织村民集体自力建房造村的独特实践。他设计出一种造价低廉但坚固耐用的轻钢结构房屋，并且配合一整套非常简单的施工法。这样，邵族部落里所有人，只要“有手有脚有劳动意愿的”，都能参与进来。

　　面对此次四川地震，谢英俊的考量是：“如果四川灾区的重建施工过程让灾民可以参与，那他们至少有一两年的工作收入与生活来源，这可以作为他们农业损失的过渡期，而不是让他们坐等救济金。”

　　研讨会上，来自台湾世新大学的黄德北介绍的经验正是灾民集体自力造村。他说，这本该由谢英俊亲自阐述，但“这两个星期谢英俊一直在北京和成都之间像无头苍蝇一样乱忙，希望找到一个管道，在灾区推行他的方法”。

　　黄德北指出，谢英俊这套方法还有更深的内涵：借由集体劳作凝聚强化部落族群意识，使村落不至解体，甚至能加强和维持村落即将消失的各项原有功能与结构。

　　他的判断是，谢英俊的经验特别适用于破坏大的地区、贫困地区、少数民族地区、社区认同和文化传承比较强的地区。此言一出，不少与会的大陆学者均会心一笑，有人甚至轻声念出“汶川、北川”。

　　谢英俊在台湾碰到的困难，有一部分来自土地高度私有化，这样，自力造村中会有一些矛盾很难协调。黄德北认为，大陆的土地尤其是农村土地，私有化程度不高，所以在推进自力造村上可能青出于蓝，“我相信如果谢英俊有机会，他会做得比在台湾好”。（徐百柯）

　　（责任编辑：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