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孙立极

走在台北的街头，素面的黄智贤与担任政论节目《夜问打权》主持人时的样子略有不同，仍会被认出。作为一名被标签为“统派”的“名嘴”，她曾在地铁车厢里遭人吐口水，也曾在十字路口被人悄声鼓励“加油！”不论怎样，“无愧于心、无愧于天地”，她信条不改。

　　打工7年，找寻人生意义

　　黄智贤年少时的经历就堪比别人好几辈子。她考上台湾最好的女子中学——台北第一女子中学，却高二辍学。因为做医生的父亲希望她女传父业，爱好文学的她宁可不读，也坚决不肯。

　　她从送报开始打了7年杂工。端过盘子、做过油漆工，在高速公路隔离带拔过草，还开过夜班计程车。7年，黄智贤只有两个目标：看书、攒钱。为了看书，选择的都是体力活，下班后，冲个凉，又可以精神抖擞地看她心目中的“四书五经”“莎士比亚”等经典。

　　“我不是体验人生，我要找寻人生的意义。”当计程车司机时，载到醉酒小姐和图谋不轨的客人，她宁可赔上车资，也想办法帮小姐脱身，只求“良心愉快”。这段底层生活，让黄智贤“见识到很多尖锐的冲突，厨师不高兴，拿着菜刀对骂；一起端盘子的女孩不小心摔断了七八根肋骨……经过这7年，我知道什么叫挣扎在社会最底层。”

　　25岁，黄智贤攒了一笔钱，到美国去读大学。寒暑假不用打工时，她就开着她的老车子，走遍美国48个州，“只有夏威夷和阿拉斯加没去过。”毕业后她又到英国读硕士，顺便把欧洲走了个遍。黄智贤说，“这些经历在我内心都变成很好的种子，让我看到很多东西。”

　　“仇视外省人，就是仇视我”

　　2003年宋美龄过世。黄智贤更惊异地发现，台湾媒体对这位重要女性没有全面客观的评价，还有民进党籍“立委”骂她是“母狗”。黄智贤气愤地打电话到台湾一家报社骂了半个小时，接电话的报社总主笔建议她写成文章。她自此闯入政论界，越写越多后，被人激将，又走到电视镜头前成为“名嘴”。

　　黄智贤自认口才不好。但“民进党一直骂外省人，我的同学、朋友、同事，从小爱护我的老师，很多是外省人。”2004年，黄智贤出版新书《战栗的未来》，批评民进党在台湾建构“类法西斯环境”。书的扉页，她写道，“羞辱一个外省人，就是羞辱像我这样的本省人。”

　　“我非要讲这句话不可。上学时，我的外省人老师会用自己的薪水买小礼物，奖励给作文好的学生，没分是外省还是本省。而我在科学园区的同事，他爸爸是浙江人。抗战时期，他爸爸大学没有念完，便响应‘十万青年十万军’的号召投笔从戎，打日本鬼子。这样的人被骂‘外省猪’，我实在无法忍受。” 

　　黄智贤说她有种危机感，“我认为台湾走上一个错误的方向，这个错误会让我心爱的台湾受到很大伤害。”

　　“希望我可以无愧于天地”

　　出身于本省家庭，哥哥还是民进党籍“立委”，黄智贤炮火猛烈批评民进党，一度差点让哥哥与她断绝关系。黄智贤坦言，虽与哥哥的政治理念不同，但他们约定：一不要贪污，二不要讲让彼此仇恨的话，不要让祖先蒙羞。

　　不要让祖先蒙羞，这种想法很中国。黄智贤笑说自己内心非常中国。因为小时候摔断腿，被西医判定治好也会跛，不想中医仅靠敷药就让她完好如初。2005年，黄智贤甚至跑到长沙攻读中医博士。不为当医生，只想更了解中医。

　　因为中医，黄智贤对中国认同更强烈。她说，“我是台湾人，也是中国人。这有什么矛盾的呢？”她认为，不管从现实到历史，台湾与大陆一定要统一。“如果终要统一，你现在还用‘台独’教科书教育台湾年轻人，你会让年轻人不了解大陆、对大陆很轻蔑，造成一代或两代台湾人统一后彻底地失落。”

　　黄智贤坦承，“台湾没有政论节目主持人敢讲我是中国人，我大讲特讲。讲‘二二八’历史真相，讲日据时代的历史真相。这样做不会讨好，但不得不做。”岂止不会讨好，替外省人讲话，黄智贤被骂是“台奸”，而反“台独”被骂“亲中卖台”，“他们没法反驳我的观点，只能人身攻击。”

　　2008年，黄智贤一度退出政论界，去卖蒟蒻冰。其实依靠她的蓝营人脉或是当“立委”的哥哥，她可以做点大生意。但连买高铁票，她都不想用特权。她说，“我也喜欢物质，但要我去说谎、去妥协、去争取，那就算了。不管做什么事情，我都希望我可以无愧于天地。这就是我的价值观。”

　　2014年台湾学生攻占“立法院”，黄智贤去上政论节目。开始前，工作人员请她不要批评学生，不然她会被封杀，她照批不误。“我不知道我对不对。反正严重地违逆我的价值观，我就跟你干！”黄智贤大笑自嘲：“金庸小说读太多了，都是金庸惹的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