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杨书源

对于音乐治疗，不解乃至不屑的声音，至今仍有。哪怕，音乐和医学的“联姻”探索，在国内已推进约30年。

高天音乐心理健康研究中心的治疗师，和某社区残疾人劳动职业康复站（简称“职康站”）的康复老师各执一词。康复老师表示：我们不需要这样的音乐治疗。

来康复的智障、精障残疾人坐得东倒西歪，有的在听治疗师的现场音乐，有的在串珠子。有一次，职康站老师建议年轻的治疗师：“过几天我们要去区里参加合唱比赛，你是专业搞这个的，就教我们唱几首歌呗。”

“浪费时间！为什么不多做一点手工劳动呢？”这是职康站负责人最终拒绝音乐治疗服务的理由。

这类不解乃至不屑的声音，如今仍会随空气飘散而来。哪怕，音乐和医学的“联姻”探索，在国内已推进约30年。

早在上世纪80年代，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康复科对音乐康复治疗应用于临床的摸索就开始了。音乐治疗作为一种独立而非依附性的手段，作用于自闭症、药物治疗效果并不明显的病患等。

目前，上海华山医院中西医结合科设有音乐病房，每周一次的音乐治疗主要针对患肿瘤等慢性疾病同时伴有抑郁、焦虑、恐惧、躁狂等心理障碍的人群。　　

然而，对于这门应用型交叉学科而言，“一切还很新”。

高天音乐心理健康研究中心副主任、治疗师李冰告诉记者，在全国，像她一样拥有专业资格认证的音乐治疗师，仅约200余人。　　

音乐治疗师李冰在用吉他练习治疗曲目。李冰供图

一剂药 

李冰坐在诊疗室中央的转椅上，怀抱吉他，静静等待来访者——自闭症孩子小亮（化名）。

“自闭症孩子的行为可控性差，治疗师在转椅上，可以在不中断音乐的情况下跟随孩子。”李冰描述，就像是向日葵跟着太阳转动。

小亮的座位是在转椅侧前方，这样能“避免直接对视却又不乏眼神交流”。但治疗初期，小亮并没有坐在李冰安排的座位上。他背对李冰，毫不关心身后的吉他声。

几次治疗后，小亮的态度渐渐松弛，喃喃说出家里有一只小狗。李冰知道遇到转机，调起和弦，即兴哼出温柔的曲调，“小亮家有一只黑色拉布拉多导盲犬”。

小亮开始进入李冰为他搭建的世界，断断续续说出碎片化信息：家里有一只黑色导盲犬，还有捡回来不久的白色猫咪；小猫和小狗有时会打架。

尽管李冰知道小亮的讲述多源于想象，但她没有质疑，用吉他继续着情节。

第8次治疗，小亮做了一个让人惊喜的动作——他轻轻抽出吉他的拨片，转身递给助教说：“送给你。”

没过几天，小亮的父母告诉李冰：孩子第一次主动跑去和亲戚家小朋友玩耍了。

作为外聘客座教师，李冰把这个故事带进课堂，听众是中央民族大学学习音乐治疗相关方向的数十名大学生。

黄欣欣（化名）坐在听众里，她是音乐治疗专业的在读硕士研究生。李冰的故事让她想起研究生导师、中央民族大学音乐学院副教授王冰关于音乐治疗的四字箴言——温柔坚定。

黄欣欣记忆清晰，她一次为自闭症儿童做团体音乐治疗时，穿了连衣裙，有位孩子突然掀开她的裙摆，她有些错愕，在心里反复提醒自己：孩子并无恶意。但从那以后，她再也没有在治疗中穿过裙子。

“如果自闭症孩子因为情绪忽然战栗，你不要退缩，轻柔哼唱童谣，把你的手搭在颤栗的小手上，眼神温柔而坚定。”她在一次校内分享会上，告诉那些准备与特殊群体交流的非音乐治疗专业学生。

“在国内音乐学院，学这个专业的少之又少。但我相信音乐是能够穿透大脑皮层的一剂药。”黄欣欣的坚持，源于相信。

音乐治疗兴起于上世纪50年代的美国。在中国大陆，最早相信“音乐能治病”的学者之一，是高天。这位原本在陕西省戏曲剧院担任小号手的年轻人，不满足于在中央音乐学院音乐美学专业的“坐而论道”。

在上世纪80年代初的报纸上，“外国人用音乐治病”这篇豆腐块大小的短文让他眼前一亮。1986年，时任世界音乐治疗联合会主席的笛丽尔博士录取高天进入美国天普大学攻读音乐治疗学硕士学位。初次见面时，她告诉高天：我之所以录取你，就是想让你在毕业后把音乐治疗带回中国。

1997年高天回国，在中央音乐学院创立我国第一所专门的音乐治疗研究机构——中央音乐学院音乐治疗研究中心。王冰正是高天招收的首届硕士研究生之一。

而李冰，则是“撞”上音乐治疗专业。从小学钢琴的她，在选择大学专业时，觉得自己手指不够长，不适合报考钢琴表演专业。就在这时，她在报纸上“像看‘大片’一样”，留意到高天开创的音乐治疗研究中心。两年前，李冰获得美国堪萨斯大学的音乐治疗硕士学位，回国在京任高天音乐心理健康研究中心副主任。

“音乐治疗的适用范围可以贯穿人的一生，从子宫到坟墓。”李冰坚定地说。 

音乐课 

这两年，李冰在北京多了一处流动的诊疗室——社区。

从2年前开始，高天音乐心理健康研究中心陆续承接了36个社区的音乐治疗试点，每周定期为社区职康站的智障、精障残疾人提供团体音乐治疗。 　　

让李冰最为记忆深刻的是在东城区龙潭社区的“音乐课”。

课程从一首《你好歌》开始。这是音乐治疗师熟稔的“破冰”环节，以简单曲调问候，来营造“安全的”音乐环境。一切，看似在一团和气中进行。但随着和社区中康复者接触增多，李冰发现其实并非风平浪静。

“你快闭嘴吧！”李冰发现小博（化名）因为行动经常比别人慢半拍而遭到同伴们训斥。他是社区内一名二级智力残疾人。李冰第一次见到小博的印象是，“他把身体扭转向一边，弓着背，微微捂着脸，连看都不看我。旁边的成员们不耐烦地啧啧几声，争先恐后地替他开口”。

一次，小博把脖子缩了起来，以此抗拒李冰设计的在音乐中传送乐器沙蛋的“快乐传递”环节。李冰注意到这个细节，每次都停下来等小博。即使小博主动触碰一下沙蛋又瑟缩回来，李冰依旧给予他近乎夸张的鼓励。

音乐治疗近10次后，一切好像突然变了。那天，李冰用吉他弹了《众人划桨开大船》。歌唱完后，康复者们纷纷向她表达——这个歌表达的内涵是团结。

“我们身边有这样团结的例子吗？”李冰追问。一阵热议过后，人群里出现这样的声音：“其实我觉得小博挺不错的，他帮我打热水了。”另一康复者回忆：“他下象棋也很不错。”

在李冰看来，这是几个月持续铺垫换来的里程碑式时刻。“团体治疗相比个体治疗，当然会在对个体的关注上力有未逮，但我们每次都会寻找团体中几个重点对象制定细化的治疗目标，比如小博。”

第12次治疗时，小博能够很自然地在社交互动的环节主动与其他人握手了。

有成功，也有失败。曾经，一位精神残疾成年人的古稀父亲，在旁听了李冰在社区的音乐治疗后老泪纵横，“我都不记得有多长时间，没看过孩子这么高兴了”。

也曾经，为某社区30多位精神残疾人的音乐治疗服务开展到第8次时，戛然而止。“音乐治疗就是大家一起玩音乐，一起乐呵乐呵。”这种误读，李冰和她的同事不止一次听过。

这就是中国音乐治疗在现实语境中的境遇。

但李冰逐渐变得豁达，不再争辩，只在心里笑笑。

高天的音乐诊疗室。 杨书源 摄

生死门 

李冰怀疑过自己作为音乐治疗师存在的价值——“他们是否真的需要我？”

那是她在面对病人终将离去时，曾经的质疑。音乐治疗师要面对的，除了疼痛与沮丧，还有潜伏的死亡。

在美国实习时，李冰常常接到医院的紧急通知：“1408的患者快要去世！派个人来做临终安抚和家人的情绪疏导！”接到这种急吼吼的电话后，她必须扛着琴奔赴“战场”。

“患者死亡”——看到72岁病人约翰的电子病历那一刻，当时还是实习音乐治疗师的李冰第一次经历“生死门”。她说：“胸腔里好像堵着一团淤泥。”

就在几周以前，伴着李冰用电子琴哼唱的一曲柴科夫斯基的《六月·船歌》，约翰安静沉睡。仪器上读数显示，他的心率与血氧饱和度接近了一个比较令人满意的数字。她以为他在好转。

这是李冰第一次面对自己病人的死亡，“我浑身颤抖地抓住督导师的衣服，毫无形象地嚎啕大哭”。

直到一位叫琳达的女性临终患者出现，李冰对自己所做“无济于事”的沮丧，被治愈了。

琳达恳请李冰为她演奏一首家乡的歌曲，李冰弹唱了东北摇篮曲。看着琳达的陶醉神情，“我觉得自己发挥出了最好的音乐才能。”李冰回忆。

不久之后，琳达辞世。“或许在音乐治疗中采用‘成功’这个词是不负责任的。我们的成功只能基于他们过去的情状而言。”李冰开始重新定义自己的职业。

“有时，与其说他们需要我的抚慰，不如说是我需要他们。”李冰说。

同样，在陪伴病人跨过“生死门”时，曾和李冰同在美国高校学习音乐治疗的刘小天，也被治愈了。

原本，她决定在硕士阶段放弃自己在自闭症领域的音乐治疗，转学艺术创作。在一家圣地亚哥的综合医院当实习音乐治疗师时，“全院两位音乐治疗师，每天都要短平快作业，比如，目标是让患者左手动20下，那么在有限的几十分钟内，要千方百计完成这个目标。”刘小天不能接受音乐被作为一种工具，她甚至开始怀疑治疗目标是否过于残酷。

在她的第二家实习机构，1/3的病人对外界几乎全无反应。一位十几岁的女孩丧失了语言功能，平躺着面无表情。前几天的音乐治疗，小天毫无突破。一次，小天听孩子父亲偶然提及女孩从小喜欢弹钢琴，她拿来一部平板电脑，扶着女孩纤长、冰凉的手指放在模拟钢琴键，按出一首钢琴学习者都了然于心的《小星星》。

“那时候，她的眼睛捕捉着我。我知道那是一个有灵魂的人在看着我，她只是没有说话。”小天的内心释然了。

与李冰一样，她们心结的打开，都源于一群从临床意义上对于音乐治疗“最没有行为变化”的临终病人。 

正名路 

音乐治疗到底能不能立竿见影？有些自闭症儿童家长激动地找到李冰，提出目标——希望孩子通过音乐治疗学会弹钢琴，“因为听说自闭症孩子都是音乐天才”……

这是李冰回国后观察到的现象。在中国，音乐治疗对于孕妇减压、无痛分娩的普及程度甚至已超过美国，但关于国外较为普遍的自闭症儿童音乐治疗，公众知之甚少。　　

“如果社会对于一种疾病的认知没有达到一定程度，音乐治疗的理念怎么能渗透？”李冰一直把音乐治疗理解为一个和社会人文关怀相匹配的“文明尺度”。她深知，这是一个缓慢前行的过程。

而在高天的诊疗室，他却追求着“或许可以立竿见影”的效果。在他这里，出现了一种新的医患关系——“治疗师的仰视”。高天解释：“传统的医患关系正在从原来的医生权威转化成平视，而音乐治疗师应该仰视患者，尊重来访者，因为只有他自己才能解决自己的问题。”

一位在性别歧视和遗弃阴影下长大的女大学生，在诊疗室里伴随变换的音乐，对母亲的积怨逐渐消失。离开之前，她告诉高天，要回那个多年不愿回的家，看看母亲。

“音乐治疗可以成为一种独立的治疗手段，这和很多人理解的有所差别。”高天想要让人们看到音乐治疗的更多可能性。

陆文静是上海音乐学院音乐治疗专业的第一届本科毕业生，她在毕业后成立了自己的音乐治疗工作室，这在当时的上海几乎是首例。这几年，她的圈子里多了三四位当独立音乐治疗师的同行。他们的关系，更多并非竞争，而是抱团。“我们常常在一起细化和更新治疗目标、人群，毕竟音乐治疗对中国社会而言太新了。”她说。

上海音乐学院在2008年开设音乐治疗的本科专业，从高天门下毕业的硕士研究生周平成为首位专业任课老师。“进入特教学校，或者成为独立的音乐治疗职业人，或是成立工作室制作音乐治疗产品售卖。”周平介绍目前上海音乐学院这个专业毕业生最主流的就业方向。

中国在这一领域的高等教育之路，已经铺开。不过，音乐治疗至今仍是小众选择，不少学生均来源于其他热门专业的调剂。　　

而在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康复科，“我们选拔了一批能歌善舞的护理人员转岗培训，这就是我们的第一批音乐治疗师。”康复科主任潘桂花介绍，在早期，音乐治疗多用于增加精神障碍患者康复手段的丰富性，对治疗效果的期待也多集中在心理支持、情绪支持方面，即让患者感觉到是“温暖的，有人理解的”。

2008年，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引进了第一位四川音乐学院音乐治疗专业毕业的专职音乐治疗师，音乐治疗逐渐整合进艺术治疗体系。

2014年，李冰受邀参加世界音乐治疗大会。发言环节，李冰没有看到一个中国人的身影。

“只有在学术领域有了自己的声音，实践领域才能不在别人身后亦步亦趋。”李冰为音乐治疗“正名”的选择，是深造。她决定申请音乐治疗博士。

李冰牢记她在课堂上听过的一句话：“想要定义音乐治疗不太容易，我们应该先定义音乐治疗师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