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立生 特约作者

导语：近日，一篇名为《帝都西站，骗局众生相》的文章在社交媒体上热传。当事人爆料称：自己在北京西站自助取票时，票没打出来，一男子自称“志愿者”，告诉她需要补钱才能取票，随后另一“志愿者”拿走她取票机上的身份证和现金，到人工窗口取票，把票和身份证给了她，但“钱没了”。后来当事人又碰上骗子想将其绳之于法，结果有协警的情况下骗子还是成功逃脱。这样的事，就发生在光天化日众目睽睽之下。火车站的骗子，就没有办法对付了吗？

要点速读

1出于信息、时间、力量等“不对称”的原因，火车站之类场合，才令骗子削尖了脑袋钻空子，才成了骗子的寄生所、聚集地，才成为了社会治理的难点。

2除了乘客需要有多些社会经验外，车站管理方、相关执法人员都应该采取积极措施主动解决问题，事实上方法是有的。

火车站诈骗团伙为何肆虐？乘客们在信息、时间、力量上都处于弱势

火车站之“乱”，历来是各地社会治理难点之一，并不独北京西站如此。记得多年前武汉火车站就曾打出“请不要搭理陌生人问话”的警方提示，如今人们或许已见怪不怪，但当时被指为“雷人”，引发一时舆论热议。与人为善，不随便以恶意去揣度其他公民，本是普通人对普通人所奉行的最普通处世原则；但在火车站之类人地两疏的特定环境下，提高警惕，加强安全防范意识，不随便搭理陌生人问话，以免让不法分子有机可乘，还真是凝结了人们生存智慧的经验之谈、金科玉律。

许多地方都曾曝光过火车站“职业骗子”

在火车站等特定场合不随便搭理陌生人，从经济学角度并不难找出合理解释。一、人们行色匆匆，都是过客，谁也不认识谁，之间信息完全不对称，谁给人骗了再想找到骗子以挽回损失，几如大海捞针一样近乎不可能；而像燕俊那样还能二度撞见骗她车票钱的人，属于巧合，小概率事件。二、过客匆匆，车不等人，赶车要紧，时间成本与那些隐没在车站伺机“钓鱼”行骗者的，也完全不对称。三、大多数的旅客是“独行侠”，在车站这个纯粹的“陌生人小社会”里，每个个体都是原子化的存在，但骗子却可能是以团伙的方式存在，相互配合，甚至哪怕有人被抓到还有其他人“解救”，之间力量对比也是完全不对称，旅客处于绝对弱势。所以，有的旅客即便遭遇骗局失财后，基于人身安全考虑，也往往是自认倒霉，不拟穷究；有售票处安检员就表示：骗子“更有甚者仗着人多，被抓现行后，将管理人员打伤后逃跑。”

正是出于上述种种“不对称”的原因，火车站之类场合，才令骗子削尖了脑袋钻空子，才成了骗子的寄生所、聚集地，才成为了社会治理的难点。

对于乘客，在火车站，有事求助请找客服

但就燕俊火车站被骗车票钱的个案来说，第一位的，首先还得怪自己社会经验不足，警惕性不高，出门在外不够小心，也算是吃一堑长一智，给社会大课堂交学费了。当旅客临时有事需要寻求帮助，第一时间还应去找车站服务台客服人员或咨询其他正式工作人员，而不宜轻易假手于陌生人。

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讲，这是值得铭记于心的重要经验：临时遇事，陌生人是提供不了信用背书的，如果非要求助陌生人，那当然也得找有职务身份背书的人。

火车站安保管理得走向精细化，把闲杂人等“过滤”出售票大厅

当然，燕俊的社会经验不足，导致猝不及防上当受骗，并不能掩盖车站方面的管理疏失，并不等于车站方面的管理、服务就没有值得改进之处。“谁的地盘谁做主”，如美国前总统罗斯福所说，公民“享有不受恐惧的自由”，包括在火车站这类人地生疏特殊环境下，财产和人身安全都不应受到威胁，火车站也不能成为“三不管”的“法外之地”。

对火车站附近的“闲杂人等”，车站管理方应有应付措施

《新京报》记者探访发现，北京西站的南、北售票大厅都一直都播放着“防止买票骗局”的语音提示，此类文字提示也并不鲜见；但是，在形式上尽到安全风险提示义务，难道止步于此就够了吗？

有过火车乘车经历的人都知道，不到开车前的特定时间节点，火车站进站口，旅客是进不去的。同样的道理，在售票大厅这样的特定场合，虽然人流量大；但是，为什么就不能采取一定的积极管理（干预）措施，把正常的排队买票（取票）人员，和总在里边转悠但并不排队买票（取票）的闲杂人员区分出来，把存在寻找“猎物”进行诈骗嫌疑的闲杂人员等以“礼送”方式过滤出去，留出一个干净、安全的购票环境给旅客呢？

甚而至于，骗子居然身着“志愿者”服装甚至是制服，在售票大厅内旁若无人的随意游走，物色“猎物”；“李鬼”肆虐，“李逵”又岂能打瞌睡，对此漠视？北京西站目前有民警、车站管理员、特警、保安等各类安保人员凡数百名，还不包括各类客服人员；安保一块，有必要把巡查、盘查工作引入到售票大厅之中，做到厅内管理的精细化。厅内安保人员尽到谨慎注意义务，通过强化巡查、盘查，把并不排队购票（取票），但又在厅内长时逗留的无关人员“礼请”出去，以挤压掉骗子的行骗活动空间。

目前，从执法层面打击诈骗活动存在困境，应从团伙犯罪、累积犯罪角度入手从重严惩

火车站诈骗团伙猖獗，就根本而言之，所暴露的还是在此类场合，违法犯罪成本过低的问题。这违法犯罪成本过低，除了前面提到的旅客不太愿意追究、车站不太爱管外，更在于，哪怕抓到了诈骗分子，后续执法也存在困境——威慑力太小。

就拿燕俊来说，一次被骗521元车票钱，报道中提到的另一位旅客顾女士，则是曾被骗去800元，若纯以个案而论，金额都很有限。哪怕骗子被逮住，除了按《治安管理处罚法》第49条规定：“盗窃、诈骗、哄抢、抢夺、敲诈勒索或者故意损毁公私财物的，处5日以上10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500元以下罚款；情节较重的，处10日以上15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1000元以下罚款。”，罚款千元以内又或拘留半月以下，又还能怎么着他？说不定过段时间他出来了，又过来车站干起老本行了。

应对“执法困境”，执法人员需要更加主动出击

根据最高法《关于办理诈骗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条规定：“诈骗公私财物价值三千元至一万元以上、三万元至十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上的，应当分别认定为……‘数额较大’、‘数额巨大’、‘数额特别巨大’。”；换言之，诈骗数额达到3000元，才达到诈骗罪的刑事立案追诉标准。但是，如果是连续作案，多次诈骗，违法犯罪活动是一连串的事件，是有延续性的，那么，按照相关司法解释，诈骗所得的计算又是可以累计的；同时，如是团伙犯罪，相比个体犯罪，又是从严惩处的。

所以，就公安机关的打击火车站诈骗活动的执法工作而言，一旦抓获骗子，建议不能停留于就个案论个案，而要深入下去，查清单次诈骗行为背后，有无一连串的诈骗活动，并查清涉案者的背景，是否涉及团伙作案因素。如果涉案者是连续作案，多次诈骗，甚至涉及团伙因素，诈骗所得累计达到3000元的刑事立案追诉标准，则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亦即，在法律框架之内，把在火车站从事诈骗活动者的违法犯罪成本抬上去，倒逼他们“出局”。

火车站并非“法外之地”。要给火车站诈骗团伙猖獗的乱象治理破局，关键还在于通过旅客自身提高警惕性、火车站安保管理趋于精细化，尤其是公安机关打击诈骗活动做到不枉不纵、精准有力，三方面“三管齐下”，合力施为。尤其要形成常态化、长效机制。惟其如此，诈骗团伙才会无处遁形，销声匿迹，才能还火车站一片净土，给广大旅客一个安全、快乐的出行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