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有位网站的记者问我如何看待告密，我给他讲了一个明代的笑话：“一人偶于露水桌子上以指戏画‘我要做皇帝’五字。仇家见之，即掮桌赴府，首彼‘谋反’。值官府未出，日光中，露水以灭迹矣。众问：‘汝掮桌至此何为？’答曰：‘我有桌子一堂，特把这张来看样，不知老爷要买否？”

　　这篇出自通俗小说家冯梦龙所著《笑林》，名为“露水桌子”。从中可见当时人们、特别是民间对告密者的态度。这位仇家为了个人的恩怨，时刻盯住与他有过节的人，伺机抓住把柄，控以谋反大罪，如果得逞，在当时是灭族之罪。通过告密手段害人，大多行之于非法治社会，它是与统治者的专权独裁、偏听偏信联系在一起的。

　　告密是以害人为目的，就要拣最重的罪名。在皇权专制下，最重的罪名就是谋反。《唐律疏议》中把它列为“十恶”之首，其处罚是“无论首从皆斩”“父子年十六以上皆绞”，“十五以下及母女妻妾兄弟”等皆没官为奴。这在古代法律中还是较宽松的。告密者控告别人谋反，并不表明他对国家有多忠诚。实际上，在他看来，朝廷、王法、官府都是可利用之物。他要利用这些为自己复仇，并带来功名富贵。皇权专制社会中，统治者也是依靠告密为自己消除“隐患”，这就是为什么人们普遍厌恶告密，而告密又能畅行无阻的根本原因。

　　所谓告密中的“密”到底是些什么？是不是发现某人行凶后逃逸，有在场者向当局举报就是告密？我想大家一定不会这样看，人们还会赞扬告发者有正义感。

　　有人说到告密史时，常举《论语》“其父攘羊”的故事：“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孔子曰：‘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用以证明楚人叶公倡导告密，孔子正相反。其实这个故事的主题不是告密，而是“亲亲相隐”（有血缘关系的可以不互证对方有罪）。叶公认为正直的人可以不顾一切；孔子则认为考虑到血缘亲情才是真正的正直。儒家是宗法制度的意识形态，血缘亲情是儒家思想的基石。

　　人们普遍厌恶的告密，不是揭发举报盗窃、伤害等刑事犯罪，而是指告密者把他人日常生活中只言片语、零星文字，或一些小事，附会到重大的罪行上、如“谋反”“大逆”等，举报到官府，以获取精神或物质上的利益。“露水桌子”就是一例。古往今来，因为说话等小事得罪者，可谓“夥矣”，所以古人写了《金人铭》，告诫人们学金人（铜人）三缄其口，少说话，甚至不说话。

　　“露水桌子”还有两点值得一说。那个人为什么要在“露水桌子”写下“我要做皇帝”五个字？难道真觊觎皇位？当然不是，所以作者标明是“戏画”。其实他只是生活在皇权专制下的一个细民，然而人天生有一种要打破生活中禁忌的冲动，从而获得心理上的快感。中国传统笑话关于性和政治（包括调侃皇帝、讥讽官僚）的特别多，因为这是传统中两大禁忌。所以就会有人在思想或口舌中有所冲破，从而获得一时的快感。

　　再者，露水干了，就没证据了，因为像谋反这类大案必须要有证据，否则作为诬告处理。而诬告是要“反坐”的，《唐律疏议》《宋刑统》中都有这样的规定：“诸诬告人者，各反坐”。也就是按照他所告的对方罪行的性质和轻重，来判处诬告者。

　　一、鼓励告密, 周厉王开了个坏头

　　告密可分两大类，一是上面笑话中那种“掮桌赴府”，这是自发主动去告发他人，告密者多为平民百姓，其所告的大多是鸡毛蒜皮的小事；另一类是，有权人发动和鼓励其所管辖的人积极告密，其所关心的，则是统辖区域内人的思想动态。

　　如果说平民自发的告密，主要是不良人性促使的话，那么后一类，则是上位者在挑动人性的弱点，使之恶质化。这种鼓励告密的行为更可恶，因为它降低其所属群体的文明度。

　　后一类告密的最早记载，来自《国语•周语》。事情发生在公元前841年，这次不是小民“为王前驱”主动向当朝告密，而是最高统治者周厉王搞特务统治，选派巫师侦测城内居民。

　　厉王过度敛财，又连续发动战争，弄得人们议论纷纷，大臣召公告诉他说：“人们已经忍受不了了，到处都在议论你！”这个信号并未使得周厉王有所收敛，反而找了卫巫，叫他秘密监视城中百姓。

　　为什么巫师干这种脏活？那时没有威慑性的偷听、偷录技术，而巫师被认为是有神力的，《列子•黄帝篇》中说：“有神巫自齐来处于郑，命曰季咸，知人死生、存亡、祸福、寿夭，期以岁、月、旬、日，如神。郑人见之，皆避而走。”巫者一来，人人恐惧，何况他又被授予了“合法伤害权”。他甚至不用“监”，说谁就是谁。于是效果立刻显现，“国人莫敢言，道路以目”。

　　厉王得意洋洋告诉召公：“吾能弭谤矣，乃不敢言。”不过古人毕竟老实，他没有说通过卫巫做思想工作，大家都想通了，不再造谣诽谤了，而是如实地说“大家都不敢议论了”。于是召公发了一通“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的议论。周厉王听不进这些，民众不敢说话了。三年后，愤怒的国人把周厉王赶出国都，流放到彘，死在了那里。周厉王用告密威慑民众，获得的是相反的效果。不过，鼓励和利用告密的特务手段，在历史上开了一个坏头。

　　二、商鞅之后，连坐成为告密的标配

　　先秦诸子哲学本质上都是政治哲学，其关心的核心都是安危治乱。在诸多政治问题中，统治者时时都会面临的是社会控制问题。如何实现有效的社会控制，是统治者迫切需要的，不同的学派给予不同的解答。

　　儒家认为，社会稳定的根本，在于通过教育恢复周礼；而墨子则强调“尚同”，就是要上下一致，尚同于天。当然，“天”是个招牌，说到底还是要全体人民都上同于周天子，因为“天子者，固天下之仁人也”，也就是让天子掌控一切。要掌控就要通下情，为此，墨家主张建立层层汇报制度，“凡闻见善者，必以告其上，闻见不善者，亦必以告其上。上之所是，必亦是之，上之所非，必亦非之”。完全以天子的是非为是非。墨子希望人人都养成了向上告密的习惯，自觉自愿地做天子的耳目： 

　　是以数千万里之外，有为善者，其室人未遍知，乡里未遍闻，天子得而赏之；数千万里之外，有为不善者，其室人未遍知，乡里未遍闻，天子得而罚之。是以举天下之人，皆恐惧振动惕栗，不敢为淫暴，曰：“天子之视听也神！”

　　这样“视听者众，则其所闻见者远矣；助之言谈者众，则其德音之所抚循者博矣，助之思虑者众，则其谈谋度速得矣；助之动作者众，即其举事速成矣。故古者圣人之所以济事成功，垂名于后世者，无他故异物焉，曰：唯能以尚同为政者也。”（以上俱见《墨子•尚同》）墨子不免有些天真，他太理想化了，他认为人们会习惯于互相告密，轻而易举地实现下同于上，上下一致。这样天子成了人间的神仙，掌控一切，国家长治久安。

　　如果不把告密与个人利益联系起来，要民众自觉自愿做统治者耳目，是有些困难的。法家比墨子进了一步，想到用“刑、德（赏）”这“二柄”，强制推行告密，并改称为“告奸”。商鞅说：“故王者刑用于将过，则大邪不生；赏施于告奸，则细过不失。治民能使大邪不生，细过不失，则国治，国治必强。”（《商君书•开塞》）商鞅在秦国执政时，把他的主张具体化为国家政策：“令民为什伍，而相收司连坐。不告奸者腰斩，告奸者与斩敌首同赏，匿奸者与降敌同罚。”（《史记•商君列传》）把老百姓按五家、十家编在一起，让他们相互监督，谁有犯罪倾向或作奸犯科的可能，而不立刻向上告密则通同犯罪，一起处置。这叫“连坐”，后世许多推行严刑峻法的统治者，在告不告“奸”问题上，多采取商鞅的办法。商鞅注意从小事抓起，后来秦的“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正是这种思想的发展。

　　后来商鞅在秦孝公去世之后失势，被反对派车裂而死，但秦并没有废除商鞅之法，告奸、连坐这一套治民方式还在实行。有的学者说，商鞅之法奠定了秦国强大和消灭山东六国的基础，但这些人似乎遗漏了一点，它同时也造就了秦之灭亡的先机。商鞅之法在天下统一后似乎失掉了作用，“告奸”“连坐”等控制手段也不太灵了，几桩针对始皇帝的大案也未能破。

　　三、南宋曾主动禁止告密

　　汉文帝时期的“论议务在宽厚，耻言人之过失。化行天下，告讦之俗易”，也非仅见。有宋一代虽然依“法统”治，但总的说来，政风较为宽和。仁宗厌恶官僚间的恶斗，曾下“诏戒上封告讦人罪，或言赦前事，及言官事弹劾小过不关政体者”（《宋史•仁宗本纪》）。后又下诏“察辩激巧伪者加放黜焉”（《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百九十二》）。这是用政策的手段对付相互揭短的官员。这在仁宗朝起了些作用。到了神宗朝，相互告讦，变本加厉，徽宗时期形成一个高峰。这种恶劣的政风与北宋的灭亡不无关系。

　　有些官员也能遵循为政宽和的传统。范仲淹之子范纯礼在徽宗刚即位时主持开封府，朝廷交办一个“谋逆”大案范一审理，原来是一个老百姓的看戏回来，路上见桶匠做好的桶，他取来戴在头上说：“与刘先主如何？”因为自比刘备，遂为桶匠所擒。第二天上朝，徽宗问他案子。范回答：“愚人村野无所知，若以叛逆蔽罪，恐辜好生之德，以不应为杖之，足矣。”（见《宋史•范纯礼传》）要被杀头的“谋逆”罪，最后打了一顿板子了事。

　　南宋第一个皇帝宋高宗赵构对于党同伐异、告讦成风特别反感，秦桧执政二十余年，权倾朝野，朋党比附，打击异己，所以在绍兴二十五年（此年秦桧死），三省（中书、门下、尚书三省）枢密院言：

　　“士大夫当修行义以敦风俗。顷者轻儇之子，辄发亲戚箱箧私书，讼于朝廷，遂兴大狱，因得美官。缘是以后，相习成风，虽朋旧骨肉亦相倾陷：收简牍于往来之间，录戏语于醉饱之后。况其间固有暧昧而傅致其罪者。薄恶之风，莫此为甚。臣等愿陛下特降睿旨，令刑部开具前后告讦姓名，议加黜罚，庶几士风丕变，人知循省。”诏刑部开具，申省取旨。（《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百七十》）

　　其中“收简牍于往来之间，录戏语于醉饱之后。况其间固有暧昧而傅致其罪者”三句说得特别好。高宗肯定了这个意见，并把在秦桧当政时告讦的名单拉出来，交刑部处理。此旨下达刑部，肯定要做刑事处理。这次处理告讦，还非常严肃，绍兴二十八年十一月“合祀天地于圜丘，大赦。壬午，复命检举诸人因赦移放者，告讦得罪者不预。”（《宋史•高宗本纪八）

　　过两年大赦，本来犯罪官员都能获释、甚至降级使用，但高宗诏书中明确规定犯“告讦”罪的，不在此例。

　　主动禁止告密，这在其他朝代是不多的。《挥麈后录》（卷之一）中说“本朝法令宽明，臣下所犯，轻重有等，未尝妄加诛戮。恭闻太祖有约，藏之太庙，誓不杀大臣、言官，违者不祥。”在不杀士大夫的规范下，他们之间的争斗自然增多，特别是在庆历新政和王安石变法之间，党争更为激烈，双方常常抓住某人的几句话或数首诗，上纲上线向上告密。苏东坡就因为几首诗和一些言论被新党抓住，造成轰动一时的大案——乌台诗案。《庚溪诗话》记一则故事：

　　时相举轼《桧》诗云：“‘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唯有蛰龙知。’陛下飞龙在天，轼以为不知己，而求知地下蛰龙，非不臣而何？”上曰：“诗人之词，安可如此论？彼自咏桧，何预朕事。”时相语塞。这位“时相”就是王珪。小报告一直打到皇帝那里，幸亏神宗还算明事理。

　　宋是有意识“与士大夫共天下”的朝代，而士大夫之间互相告密、敌视，也使皇帝处境尴尬，感到不快，所以才数度下诏禁止告讦。

　　然而，皇权专制本质上是排斥异见，并且不给异见留有空间的，持异见者终要受惩。皇帝高高在上，不知道谁是持异见者，这就需要有告密者（当然，告密者在告密过程中，往往要挟带自己的私货，把一些非异见者也当作异见者举报上去）。因此即使再宽大，也不能在任凭反对者泛滥，例如颇带点人情味的“亲亲相隐”，在谋反大罪上不适用，非亲非故的更应该积极揭发。因此告密这个最龌蹉、最能体现人性之恶的行为，两千多年来，不绝于世。

　　四、武则天时期，告密有了指导读本

　　虽说告密哪朝哪代都有，但有的时期因为统治者的需求，表现得特别激烈，在历史上留下的污点也最多。下面着重说一说武则天统治时期和明太祖朱元璋时期。

　　武则天本是唐高宗的皇后，高宗去世后，她剥夺了自己儿子继承大统的权力，自己径直登上皇帝之位。她犯了两个大忌，一是女人当皇帝，在当时人看来是“牝鸡司晨”；第二她又改了国号，要做大周的开国皇帝，等于改朝换代，这更招致了许多高官勋旧和李唐宗室的反对。徐敬业、徐敬猷兄弟联合唐之奇、杜求仁等，以支持庐陵王（原太子）为号召，在扬州举兵反武，十多天内就聚合了十万部众。后来虽被镇压下去，但武则天觉得到处都是反对者，她要靠屠杀立威。杀谁？于是，武则天大开告密之门。

　　武氏规定，有人告密，臣下不得问，皆给驿马和五品官的招待。即使是农夫樵人，武则天也亲自接见。符合旨意，马上就可升官；所告非实，也不承担责任。她还在洛阳宫（武氏常年驻跸洛阳）之前，置放了特制告密举报箱（名为铜匭），号召人们揭发检举。武氏为了贯彻自己主张破格拔擢酷吏。《资治通鉴》对武氏所用的酷吏及其之酷做了介绍：

　　有胡人索元礼，知太后意，因告密召见，擢为游击将军，令案制狱。元礼性残忍，推一人必令引数十百人，太后数召见赏赐以张其权。于是尚书都事长安周兴、万年人来俊臣之徒效之，纷纷继起。兴累迁至秋官侍郎，俊臣累迁至御史中丞，相与私畜无赖数百人，专以告密为事；欲陷一人，辄令数处俱告，事状如一。俊臣与司刑评事洛阳万国俊，共撰《罗织经》数千言，教其徒网罗无辜，织成反状，构造布置，皆有支节。（《资治通鉴》卷203）

　　索元礼、周兴、来俊臣、侯思止、王弘止等一类酷吏，他们作为司法官吏，却毫无特操，完全是望风希指，看主子脸色行事。办案的手法，就是靠告密和酷刑。他们性格残忍，以残害人为乐，给那些折磨人肢体，使人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的酷刑起了美丽的名号：仙人献果、玉女登梯等等，不能说这不是“创造”。为了诬陷人，来俊臣私养了数百名专以告密为事的打手，他们的专业就是告状，按事先写好的“剧本”来告，这也是开风气之先。

　　酷吏还搞了理论建设，来俊臣与司刑评事万国俊撰写了《告密罗织经》，作为有志于酷吏者们的指导思想：“教其徒网罗无辜，织成反状，构造布置，皆有支节”。这也是一个创新，因为历史上还没有过教人如何告密、如何给人罗织罪行、如何制造冤案、假案的著作。

　　五、《告密罗织经》如何教人“察奸”

　　《告密罗织经》一千余字，分十二款。它从人性恶的角度，分析司法官员在侦察、审讯和定案过程中，所应采取得的态度与手段。其中所贯穿的精神，不仅背离现代文明，而且也有悖于传统的道德。

　　全文是从“人性恶”立论的：“人心多诈，不可视其表；世事寡情，善者终无功。信人莫若信己，防人毋存幸念。”在作者心目中，人就没有好东西，处世只能相信自己，防备他人。既然人都是坏蛋，作为司法官员就不该有同情心、怜悯心、是非心，也不需要秉公办案，无论处理谁，只要对自己有利都是对的，这是《告密罗织经》的核心思想。

　　办案子的关键在于查出谁是奸人，《告密罗织经》有“察奸”一节。谁是奸人？其中说“上所用者，奸亦为忠；上所弃者，忠亦为奸。势变而人非，时迁而奸异。其名难恃，惟上堪恃耳”。总之一句话：皇帝认为谁奸，谁就是奸人。毫无真理可言。皇帝没有具体指谁，那么在作者看来，“人皆可罪”。如果你想害某人，可以通过告密举报，把各种零碎不彰显的言论行为凑在一起，这样一个完整的“奸人”形象就会显露出来。皇帝一点头，马上批捕，再通过酷刑没有不认罪的。

　　在“问罪”一节，《告密罗织经》教刑讯者如何使“奸人”自诬。古人所云“三木之下（指手、脚和脖颈上的刑具），何求不得”？ “人辩乃常，审之勿悯，刑之非轻，无不招也。或以拒死，畏罪释耳。人无不党，罪一人可举其众。供必无缺，善修之毋违其真。事至此也，罪可成矣。人异而心异，择其弱者以攻之，其神必溃。身同而惧同，以其至畏而刑之，其人固屈。怜不可存，怜人者无证其忠。友宜重惩，援友者惟招其害。罪人或免人，罪难为亦为也！” 不要心存怜悯，用刑要狠，如果以死对抗，就给他定个“畏罪自杀”。谁都有软肋，审讯要从他的软肋下手，使他精神崩溃。即使他是冤屈的，也不要怜悯，怜悯他不能表现自己的忠诚。如果犯人是你的朋友，惩治更应加码，不要维护，这会招来祸害。

　　《告密罗织经》的最后一节是“瓜蔓”，它不仅讲株连，更可见作者用心险恶：“事不至大，无以惊人。案不及众，功之匪显。上以求安，下以邀宠，其冤固有，未可免也”。作者告诉那些官员，告密举报、审讯问案，把人家打为“奸人”目的在于求得好处。要追求轰动效应，就要把案子做大做深，这样才能显示功劳与才能，在仕途上登上一个新台阶。

　　官员的荣辱，最终取决于皇帝。《告密罗织经》中“固荣”条，专讲如何应付皇帝“荣宠有初，鲜有终者；吉凶无常，智者少祸。官无定主，百变以悦其君。君有幸臣，无由亦须结纳。人孰无亲，罪人慎察其宗。人有贤愚，任人勿求过己。荣所众羡，亦引众怨。示上以足，示下以惠，怨自削减。大仇必去，小人勿轻，祸不可伏。喜怒无踪，慎思及远，人所难图焉”。要保住位子，别得罪皇帝的宠幸，而且还要用心结纳。处理罪人，也要注意他的三亲六故是否有权势。用人不要用胜过自己的。皇帝的恩荣，也会招来羡慕嫉妒恨，因此，对上要表示知足，对下要有恩惠，怨恨自然消减。从这一条可见作者的心机。

　　武则天心智健全、颇有手腕，虽然为人冷酷，但能识大体，顾及长治久安。再者，武生活在初唐到盛唐的过渡时期，从宫廷到社会还有贵族气。她的许多正直的能臣，如娄师德、魏元忠、张柬之、狄仁杰、姚崇等，指不胜屈。就是负责“察奸”的监察和司法官员中，也有一些秉公办案，而且敢于与武则天争辩者，如徐有功等。武则天虽然用酷吏去镇压反对派和持异议的官员，但在内心是看不起这些大多出身市井无赖，唯靠高密举报做官、升官的小人。

　　酷吏不仅镇压武则天的反对派，而且借以报私仇、牟取利益。兔死狗烹，武则天消灭完反对者之后，借一些细故把这些酷吏一一处死。从垂拱二年（686）造铜匦，到诛死酷吏整整十八年，其中枉杀了多少无辜性命。

　　镇压反对派时，武氏存心过当，上有所好，下必甚焉。酷吏的滥杀正是迎合上意，待事过之后，用杀酷吏以平冤愤，并假惺惺地说“岂不有冤滥耶”？

　　六、朱元璋时代规定臣民必须告密

　　武则天通过奖励酷吏掀起告密风，明太祖朱元璋则是通过法律规定每个臣民必须告密，否则就要连坐受到法律的惩处。

　　朱元璋称帝后，总结元亡教训说：“元氏昏乱，纪纲不立，主荒臣专，威福下移，由是法度不行，人心涣散，遂致天下骚乱。”（《明太祖实录》卷14）因此又制定了法外之法的《大诰》。其中第二、三篇130条是针对老百姓的。

　　朱元璋出身游民，但也最恐惧和痛恨游民。《大诰》中规定了人们社会上只许有士农工商四业，对于“逸夫”“游食”和衙门编外差役要严格控制。人们要“互知丁业”。每个人都固定在一个乡里，互相都要知道每个人是干什么的，外出要知道本人下落，到哪里去，去干什么？行商不能超过五百里，看病的、算卦的都只能在本地营业，如有不务正业的，“邻里亲戚诸人等拘拿赴京”，否则一旦发现，不务正业者处死，“里甲四邻”流放到化外。

　　《大诰》中的许多条款对于百姓行业、行为、言论、服饰乃至称呼都做了细密的规定，不能僭越。如百姓不能穿绫锦紵丝纱罗、皮靴，寝床船只不能涂色彩之类，老百姓不能使用官称（医生只能称医士、医人、医者，不能称“太医”“大夫”“郎中”；梳头人只能称梳篦人、整容，不能称“待诏”之类），犯者（包括称者、受者）都要受到严厉处分。

　　不仅是明初太祖期间，有明一代，各朝都在鼓励告密、揭发检举。历朝的权宦、权奸无不靠此打击正义之士。

　　告密使得正气不彰，邪风日炽，社会文明度下降。告密也伤害了自己，告密者出卖了他人的隐私，同时也出卖了做人的尊严。知道对方隐私的，不是亲戚，就是朋友，连亲戚朋友都出卖的人，其道德堕落到何等程度可以想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