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界的堂吉诃德(图)

发布时间:2017-04-15 22:41 | 来源:中国青年报 2017-04-12 10版 | 查看:133次

周传基生活照

  去世前15年,周传基就拍好了自己追悼会上用的短片。

  这位电影学院的教授站在原本用来摆放遗照的位置,西装革履,戴着金丝边框的眼镜,满头银发梳得一丝不乱,就像平时上课的样子。左右两侧悬挂着“挽联”,上联“想干啥干啥说干就干啥都挡不住”,下联“爱骂谁骂谁想骂就骂谁也管不着”,头顶横幅上写着“唐(堂)吉诃德先生千古”。

  “人死之后,往往是事没做完,话没说完,我拍自己的追悼会,就是想在我死之后,把我活着的时候没敢说、没想说的话,全都说出来。”周传基对着镜头笑,又叮嘱:“我死了以后,不要什么遗体告别,也别把我的尸体放在灵堂上。追悼会上就放这个短片就行,让大家看看我骂人的形象。而且只能听见我骂,却骂不着我了。”

  那时的周传基,已经是中国电影家协会会员,中国电影剪辑学会理事,也是中国电影理论界的“刺儿头”。他曾直言:“必须把各电影学院里教戏剧表演的混子揭出来。”也评价一些中国电影中的台词,“为什么不说人话呢”。

  他公开批判清华大学教授尹鸿对电影的定义是“谬误”,“连电影是什么都没有搞清楚”。他对他的学生张艺谋、陈凯歌同样严苛,总觉得他们“做得还不够好”。陈凯歌《霸王别姬》之后的作品,老先生都不大满意。

  当这位教了一辈子电影的老教授,真的于北京时间2017年4月4日,在美国芝加哥医院辞世时,同行们悼念他,忍不住还会提及他的“极端”和“固执”。

  北京电影学院的郑洞天教授曾当着他的面说他:“像堂吉诃德一样向风车进攻。可是就没有回头看,攻下一个风车,后面又出现了好几座风车。”

  周传基立刻回应:“这有什么关系,接着攻,有多少攻多少!”

  网友在他的博客里留言批判他,他一条一条地回应,反驳。他的学生、中国传媒大学动画学院教研室主任薛燕平对此有些无奈,劝他,“理会那些人干嘛呀”。但周传基仍然跟网友斗嘴,乐此不疲。

  他参加中国电影录音协会的一场会议,强调电影中声音的地位很重要,甚至有时比画面还重要,但有的导演不同意他的观点。周传基当着满屋子的人站起身,走出会议室大门,站在楼道里破口大骂。

  大家都惊呆了,有人劝架:“咱们这是学术讨论呢,你怎么能骂人?”

  周传基从楼道里走回来了,反倒是一副心平气和的样子:“你们不是说声音不重要吗?但刚才我在楼道里,你们看见我骂人的画面了吗?你没看见,只听到声音,你们说,声音重要不重要?”

  被骂的人无话可说。

  离开电影,这位老人其实一点也不顽固。薛燕平记得,90年代刚开始普及个人电脑的时候,有一次他去周传基家里,碰见老爷子拿着鼠标,正在用电脑Windows 95系统里自带的画图软件画画,“还觉得自己画得特别好”。

  老爷子在国外做了白内障的手术后,换了个角膜,“竟然是蓝色的”,薛燕平在网络视频里瞧见,还吓了一跳。

  他退休后自己建了个人论坛,开网络视频课程,最早实行网络直播教学。那是当时国内第一家专业电影教育论坛,注册会员数万人。他在论坛和社交软件上跟大家聊天,字打得飞快,用起流行热词来,也显得“挺潮”。

  但一说起学术问题,周传基却“保守得惊人”。

  他不乐意看新电影,觉得“电影在退步”。在他看来,新电影使用的一切拍摄、表现手法,一切在视听语言上玩出来的花活儿,甚至各式各样的故事主题,在很多年以前,就都已经被大师们玩过了。

  “我已经看过最好的了,不要看这新的。”周传基说。

  他还在采访中直言“中国没有大片”,因为“制作上的差距很大”。商业娱乐大片不是艺术品,是工业流水线上生产出来的工艺品,可在中国,根本就不具备完整的电影工业流水线。

  “拍大片的趋势会继续恶化。人人都想发横财。只有等观众上当受骗受够了,不再去看大片了,那大片的制作在中国才会终止。”这是周传基10年前的预言。

  2014年,他发起举办了候车时周传基一分钟国际电影大赛。在给大赛录制的宣传影片里,他说:“聪明人拍低成本影片,智慧的人拍无成本影片,笨蛋才拍大片。”

  其实周传基早早就开始在课上讲好莱坞,上世纪80年代初,北京电影学院的老师们都在讲法国的新浪潮,讲意大利新现实主义,只有周传基在讲从一战之后开始飞速发展的好莱坞电影工业,讲流水线是怎样炼成的。导演尹力是他的学生,曾说他是个“孤独的人”。

  他给学生们看《公民凯恩》《卡萨布兰卡》这些黑白电影时代的好莱坞经典,看70年代的好莱坞历史大片《巴顿将军》。他说要让学生知道电影究竟是什么,因为“他们要靠这个知识发财的”。

  薛燕平挺无奈的,他试图劝服老爷子,当老师也是需要与时俱进的,在电影课堂上放一部大家都看过的新片做例子,与放一部50年前的黑白老电影,学生的热情绝对不一样。但他很快就发现,想要劝服周传基,是不大可能的。

  虽然像骑士一样固执地维护自己的学术边界,但周传基并不是电影专业出身。1950年,周传基毕业于山东大学文学院外国文学系,获英国文学学士学位。在提前拍好的那部追悼会短片里,他对着镜头背诵莎士比亚。

  毕业之后,他“被分配到电影界工作”,在文化部电影局艺术委员会主办的《电影艺术译丛》杂志担任翻译编辑,后来,又成为中国电影工作者协会外国电影研究室资料员。文革结束后,他在北京电影学院图书馆担任资料员。1981年起,他开始在北京电影学院任教。

  他跟着电影的主创人员观摩,从基本功开始学起,“从摄影机里看什么是广角,什么是望远镜头”。观摩电影时,他一个镜头一个镜头地分析学习,甚至要弄明白,不同亮度的镜头都是用什么滤色片来拍的。

  “我没有弄懂的东西,是不敢反对的。我研究好莱坞有30多年,所以我批判好莱坞很有把握。我从不敢做不懂装懂的事情。”他在文章里写。

  他担任过电视飞天奖评委,获得过北京电影学院第一届“金烛”奖,以及上海影评人奖首届“电影理论与评论贡献奖”。周传基用了十几年,从一个“电影白丁”开始自修。他一部电影都没有拍过,但他的学生中,不乏第五代导演中的扛鼎人物。

  他教给学生的,都是那些“基础内容”,就像“小学语文”一样的基本功。“现在许多中国电影导演,连视听语言基本功都不具备。”他对学生说,我不是来教你们怎么造坦克的,我先来教你们怎么打铁。

  期末考试,他出的题目是批判电影综合论,得分最高的学生拿到了99分。他说:“你还费尽心血地写满了一张纸来证明综合论的错误。如果你就交张白卷,上面写着‘电影综合论就是狗屁’!我给你100分。”

  他专门叮嘱:“你们考试写论文,可以写任何观点,就是不能有我的观点,因为我的观点还需要你来告诉我吗?”

  横冲直撞到处骂人的他,追随者越来越多,很多年轻人在他的论坛里骂中国电影,骂好莱坞,骂所有异见者,甚至骂“不是周传基的学生所拍的任何作品”。他的两位学生拿着他讲过的观点争论,各执一词,打电话让他评理,他有点无奈,“学生们片面理解了我的意思”。

  有时候他也会惆怅,觉得自己这一辈子“一无所有”,想干的事“全都是失败的”。他在最好的年华被打成右派将近20年,68岁才评上教授,他的观点总被同行抨击为一家之言,连他的论坛都屡屡被黑客光顾。他说,原本想用自己所寻找到的最好方法,教育电影的下一代,可是处处碰壁。

  但他又说:“我是一个不倒翁。接着干,再来。”

  年轻学生的一些坏习惯让他着急。“无知,不会思考,很多事实都摆在眼前,可他们就是没有思考能力!”在提前拍好的追悼会短片里,他用词犀利一如既往,说到激动处,双手摊开举得高高的,用力摆动,“这些话我只有死了才敢说,活着的时候不敢。”

  他讲课口若悬河,可以一个人连续讲六七个小时。一整条香烟和冰镇的大桶可口可乐就摆在讲桌上,讲课的时候,他不停地喝可乐,抽着没过滤嘴的“大前门”香烟。一堂课下来,讲台上满地都是烟头。到后来,班里的男生也都开始学着周传基的样子,改抽起了9元一条的大前门,直到这种香烟停产。

  他在课堂上自嘲自己是个“老棺材瓤子”,又说,希望“死在讲台上”。在助理王靓的印象中,周先生每天都要工作十几个小时,醒着的时间不是上课,就是做研究。他去美国之后,国内论坛和电影训练营的工作交给王靓负责,两人隔着将近12小时的时差,在电脑上各忙各的,“有事儿就喊一声”。

  2017年3月27日,他在网上给学生上了最后一堂剪辑课。课堂上有17个学生,偶尔有人开小差看手机,周传基不高兴了,喝道:“不想听课的给我出去!”王靓形容他,“声音还是很洪亮”。

  去世的前一天夜里,周传基发给助手最后一条语音信息,嘱咐明天把学生召集起来上课,要给大家讲讲“电影中的形象问题”。

  但疾病使他永远阖上双目,堂吉诃德被迫终止了向风车的进攻。

  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 张渺 来源:中国青年报(2017年04月12日 10 版)

用户名:验证码:点击我更换图片                *如果看不清验证码,请点击验证码更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