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参加评选的195家NGO反馈，和2013年相比，境外资助方的数量已从98家下降到今年的62家。政策面的不确定性，已影响到部分在境内从事公益活动的境外基金会的持续意愿

　　【财新网】（记者 汪苏）11月11日下午，由爱聚公益创新机构、社会资源研究所（SRI）等机构联合发起的中国基金会评价榜（2015）发布会在北京举行。一场由境内外基金会和受资助的NGO双方“拥抱”的颁奖典礼本应喜气洋洋；然而，评价榜所披露的数据，却令公益界不免忧心重重。

　　根据调研显示，今年参评的195家NGO和其所运作的762个接受资助项目，总接受资金为1.27亿元。平均而言，单个组织的年平均接受资助额为32.5万元；单个项目的年平均接受资助额则为16.7万元。

　　但实际上，“二八法则”在公益捐助领域也同样显著。据调查，20%的公益组织获得了全部资助额的73%；有五成的NGO，每年接受的资助额仅在10万元以下。

　　此外，来自境外援助的“断流”问题，更引起公益业界人士的广泛重视。和2013年相比，虽然参评的NGO已从103家增加到195家；但是，来自境外的资助方数量却不增反减，从98家下降到62家，下滑近四成。在中国资助过5家以上NGO的境外基金会，也从2013年的8家下降到6家；资助总次数从78次下降到55次。

　　即便如此，境外基金会的支持，对在华开展工作的NGO而言仍有重要作用。据参评的195家NGO反馈，他们之中有97家机构拥有来自境外的资助；既有境内又有境外支持的则有64家；98家NGO仅有境内基金会支持；33家NGO仅有境外资助方的支持。

　　在各类NGO中，既有境内又有境外支持的64家，他们获得的单个项目平均资助额最高，每个项目平均达到20万元。分析显示，这些项目受资助的年限平均可达8.6年，所在地以北京、广东、四川等三地为主。

　　公益界人士分析，政策面的不确定性，已影响到部分在境内从事公益活动的境外基金会的意愿。而带来的不确定性的因素之一，则包括今年4月份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的《境外非政府组织管理法》二审稿（下称《二审稿》）。

　　《二审稿》中规定，境外NGO在华“临时活动”须每年一申；在华设立代表机构须五年一申，且必须找主管单位并到公安机关登记；境外NGO不得在中国境内募捐或接受中国境内的捐赠；代表机构在中国境内聘请工作人员或者招募志愿者，应当委托当地外事服务单位或者由中国政府指定的其他单位办理；境外工作人员的比例，不得超过百分之50%。

　　此次中国基金会评价榜的主办方表示，《二审稿》公示后，引起公益行业极大关注。从本次调研结果看，境外资助方数量的急剧下滑和疲软的发展趋势，“比预想的来得更早也更激烈”。这一趋势，使得境内基金会，必须更好更快地承担起支持民间公益组织主力军的功能。根据调查，和2013年相比，向各个NGO提供资助的境内基金会，已从50家增加到了93家。

　　本次调查还显示，目前只接受了境外资金资助的NGO，其业务主要集中在健康、防艾、残障、环保与动保、性别与性少数、民族宗教文化艺术等领域。其中，健康和防艾领域最为集中，占了24%。如果境外资助方大规模撤出中国，而境内基金会的资助又没有及时接上，将对这类机构的生存和发展将造成严重影响。

　　境外机构资助内容 除了资金还有经验

　　随着中国的经济水平和民间财富积累的不断提升，在华开展工作的NGO是否还需要境外资助，是近年公益界持续讨论的问题。

　　在日前举行的发布会上，中国基金会评价榜的主办方，也把这个问题抛给了获奖的境外基金会。对此，香港的陈一心家族基金会出资人陈禹嘉认为，虽然内地NGO在资金方面的需求不再像过去那么大了，但面对越来越复杂的环境，对理念方面的需求还是很大的。

　　陈禹嘉介绍，对提供资助的机构来说，首先，需要甄别什么样的社会问题需要解决，再判断应该支持什么样的机构、团体和人。他解释，这个过程不只是“给钱”，还要花时间与被资助方的团队讨论：这个社会还没有被满足的需求是什么；要解决这些问题，又需要什么能力。

　　此外，资助机构还要与利益相关方沟通，帮助NGO获取资源，提升专业能力。凡此种种，都需要经验、洞见及解决此一问题的长期承诺。“这种软实力，在内地目前的资助型机构中还是比较缺乏的。”陈禹嘉说。

　　他认为，如果能够意识到境外机构的一些优良特质，在立法上做一些推动，对于改进内地还不成熟的、非常脆弱的公益生态系统，非常有意义。

　　此次调查的数据也显示，境外基金会的总体表现，仍远优于境内的基金会。

　　陈禹嘉认为，如果在立法上对境外资助方开展工作不利，就会带来非常繁重的成本，恐怕会把好的资助机构和“坏的机构”一起赶走了。

　　他表示，为了避免项目中断的不利影响，陈一心家族基金会最近决定，将暂时停止资助新项目，直到政策明确，使基金会能够判断可以如何在内地运作为止。但该基金会仍会一如既往地支持内地慈善事业的发展。

　　香港乐施会的中国项目总监廖洪涛对于立法进程带来的影响，则表示谨慎乐观。他透露，香港的董事会已经给予清晰指示，希望加强对内地的资助。廖洪涛表示，即便最终草案的内容未做改变，乐施会也会和内地的伙伴一起努力，按照法律要求在内地注册代表处，“项目资助不会因为这个法的不明确受到影响。”

　　福特基金会的中国项目官员苏茜也告诉财新记者，福特基金会将继续在中国做事。在她看来，不应该用“境内”“境外”这样的眼光来看待问题。她认为，富人和穷人之间的鸿沟比国境更大，最重要的是追求一个“更公平的世界”。

　　此前， 基金会中心网理事长、中国扶贫基金会执行会长何道峰也曾就此一问题答复过财新记者。何道峰认为，《境外非政府组织管理法》的出台“有比没有好”；特别是对单纯想在华从事公益活动的境外NGO而言，“至少让你有个法规可以依循”。

　　对于《二审稿》公示后，未来NGO在华活动问题所引起的疑虑，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亦曾给予明确回应。

　　今年9月，习近平在访问美国时表示，中国肯定境外非营利组织的积极作用，境外非营利组织在中国活动应该遵守中国法律，依法开展活动。只要这些组织的活动对中国人民有好处，“我们不仅不会限制和禁止它们的活动，而且要通过法律保障它们的活动，保障它们在华的合法权益”。

　　今年，中国基金会评价榜（2015）选出了北京市西部阳光农村发展基金会、全球绿色资助基金、福特基金会、心平公益基金会、浙江敦和慈善基金会、南都公益基金会、华桥基金会、香港乐施会、北京市企业家环保基金会（SEE）、陈一心家族基金会为所有资助机构中的“TOP 10”。

　　在NGO和资助机构的互动关系上，主办方着重考察了“基金会是否始终尊重NGO、是否提供行政经费和组织发展资金、是否为NGO引介外界资源、合作内容和形式是否保持弹性、是否既不过度干预也不撒手不管、对提升NGO机构能力的贡献、对其所在工作领域的引领推动作用”等七项指标。发起人希望，此一榜单能够起到桥梁作用，促进、改变基金会和NGO之间权力不平衡、缺乏有效沟通对话的状态，使中国的公益链条更为顺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