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讯 人类历史上的变革、革命都与哲学不可分。18世纪的法国、19世纪的德国，哲学都是革命的先导。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同样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引发的思想变革不可分。在当代中国，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哲学，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如果缺位，是根本不可想象的。

　　哲学的被边缘化，是世界历史进入现代化、工业化发展的一种必然趋势。工具理性压倒价值理性，是人类思想发展的畸形。科技与人文主导地位的嬗变，是由传统社会进入现代社会必然会出现的思想现象。

　　对于国家和民族来说，一个贫困而有卓越成就的哲学家对民族精神的贡献，是任何一个亿万富翁、达官贵人都无法比拟的。人们至今仍然记得古希腊的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记得中国的孔孟老庄。庄子穷得借米下锅，孔子靠收学生的十条腊肉学费为生，但他们对民族的贡献是无与伦比的。他们是民族精神的塑造者，是民族永远的骄傲。

　　物质财富越丰富，越需要关注精神的需求。市场可以买到自己所需要的物质产品，但不可能购买精神。13亿人口的中国，真正的哲学人才太少，哲学在社会主义中国有无限发展的广阔空间。

　　如何正确认识当前哲学发展面临的困境？怎样坚信我们正生活在一个真正需要哲学的伟大时代？今日15版文史哲周刊刊发的陈先达文章，为您进行解答。 

作者：陈先达 《光明日报》（ 2017年02月13日 15版）

　　同行相聚闲聊，都说现在第一志愿报考哲学的考生越来越少，即使名校著名哲学系亦复如此。哲学仿佛日暮途穷，感慨万千。

　　历史往往昭示着未来。人类历史上的变革、革命都与哲学不可分。18世纪的法国、19世纪的德国，哲学都是作为革命的先导。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同样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引发的思想变革不可分。从文化角度说，哲学是文化的活的灵魂。人类轴心时代之所以如此久远，仍未成为历史遗忘的角落，与彼时出现的灿若星辰的伟大哲学家不可分。17世纪的英国、18世纪的法国、19世纪的德国，在它们的文化光芒中都闪烁着哲学家群星的身影。中国历史更是如此。从先秦百家争鸣时代，历经魏晋、两宋、明清，都有着名载史册的杰出哲学家。在当代中国，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哲学，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如果缺位，是根本不可想象的。

　　当代哲学学科陷入某种困境是世界性的。只要我们把哲学地位演变放在人类历史过程中来考察，我们就不会感到沮丧。社会主义中国前途光明，中国哲学的前途同样光明。一个有如此丰厚民族传统文化底蕴的中国，一个由于改革开放而有条件会通中西、贯通古今、打通马中西哲学的社会主义中国，哲学在人们心目中的衰落，只是市场就业导向导致的暂时现象，绝不是中国哲学发展的没落。笔者坚定地相信，在中华民族文化复兴的大潮中，哲学一定能发光，密纳发的猫头鹰将会在中国天空再度起飞！

1.科技与人文主导地位的嬗变

　　哲学的被边缘化，是世界历史进入现代化、工业化发展的一种必然趋势。工具理性压倒价值理性，是人类思想发展的畸形。科技与人文主导地位的嬗变，是由传统社会进入现代社会必然会出现的思想现象。然而，现代化带来的种种弊端，使回归人文、呼唤两种文化的结合，成为当代世界的最强音。

　　在前资本主义社会，无论是在东方还是在西方，文史哲，是社会的主导思想形态。在中国，春秋战国时期的诸子百家、楚辞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都是如此。哲学地位尤其显著。中国历代著名哲学家之多，世所罕见。在中国近代历史上，虽经洋务运动、中体西用、维新变法，以至倡导科学救国，在中国处于主导地位的仍然是人文文化。1949年以前的中国，科学技术非常落后，从来没有取代过人文文化的主导地位。

　　西方的历史进程，在很长的时间里大体相似。在前资本主义时期，古代的希腊罗马哲学、中世纪的经院哲学、17世纪英国哲学、18世纪法国启蒙哲学和百科全书派、19世纪的德国古典哲学，都具有时代标志性。在西方文化史上，哲学家名人辈出，他们都是人类文化史上闪光发亮的人物。只有当西方进入工业化、现代化阶段，科学技术逐渐取代人文学科处于主导地位之后，人文学科才逐渐被边缘化。尤其是当科学技术成为第一生产力以后，更是如此。在当代西方，哲学同样是冷门专业。哲学系很小，教授也不多。与科学技术、财经管理等学科相比，哲学是“弱势”学科。

　　两种文化，即科学技术文化与人文文化主导地位的嬗变，是资本增值和市场需要流向的必然表现。在资本迅速增值的推动下，一切与资本和市场紧密相关的学科得到发展，人文学科尤其是哲学开始褪去它在前资本主义社会的神圣光环。当一切价值都变成可以由货币估价时，资本之神就坐上头把交椅，智慧女神、缪斯女神等诸神必然退位。只要读读《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货币一节，读读《共产党宣言》第一章，读到“资产阶级抹去了一切向来受人尊崇和令人敬畏的职业的神圣光环”，我们就会发现，在工业化时代，哲学被冷落毫不奇怪。

　　黑格尔1816年在海德堡大学的演讲词、1818年在柏林大学的开讲辞都曾说到，“时代的艰苦使人对于日常生活中平凡的琐屑兴趣予以太大的重视，现实上很高的利益和为了这些利益而作的斗争，曾经大大地占据了精神上一切的能力和力量以及外在手段，因而使得人们没有自由的心情去理会那较高的内心生活和较纯洁的精神活动，以致许多较优秀的人才都为这艰苦环境所束缚，并且部分地牺牲在里面”。这是200年前的话，何其精辟！当时，资本主义在德国刚刚兴起，比起英国和法国仍然落后得多。后起的德国还没开始尝到工业化的甜头，就已经尝到资本主义的苦头。德国哲学家对社会摒弃德国古典哲学传统，人们过分关注世俗的物质生活，啧有烦言，呼吁重回精神生活。可历史并不理会哲学家的牢骚话，它按自己的规律往前走。

　　当年费尔巴哈报考哲学系时，他父亲写信坚决反对。费尔巴哈的父亲是刑法律师，他期望费尔巴哈子承父业学习法律。在得知费尔巴哈坚决报考哲学系时，费尔巴哈的父亲在给他的信中说：“我深深相信，我说服你是不可能的，就是想到你将遭受没有面包丢尽体面的悲惨生活，也不会对你发生作用，因此，我们将按照你自己的意志行事，委身于你自己一手制造的命运，让你去尝尝我向你预言的悔恨。”费尔巴哈没有听从他父亲的意见，坚持进入柏林大学哲学系就读，因为他认定，“哲学之外没有幸福！人只有在自己满足的地方才能有幸福，哲学的嗜好保证了我的哲学才能”“哲学给予我永生的金苹果，向我提供现世的永恒福祉的享用，给予我以自身的相等，我将变得丰富，无限的丰富。哲学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可德国的古典哲学家以及费尔巴哈的执着追求，也不可能挽回哲学在科学技术飞速发展以及资本对利润追逐面前所处的弱势地位。

　　物极必反，这是历史的辩证规律。当科学技术迅速发展的同时，各种危机，如生态危机、文化危机、道德危机开始涌现时，理论家们开始记起人文文化，尤其是哲学。可有些思想家把责任归结为科学技术的发展，“科学终结论”随之而起，反科学反技术成为一种思潮。曾经作为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科技力量，变成阻碍人类社会发展，甚至被视为败坏人性的恶魔。奥地利哲学家维特根斯坦说，“科学技术时代是人性终结的开始，有关伟大的进步观念，与那种认为真理最终会被认识的观念一起，都是一种错觉，科学知识中不存在良好的值得欲求的东西，而追求科学知识的人类则落入一个陷阱”。这当然是错误的科技观。

　　问题并不在于科学技术，而在于它如何被运用。对科技的运用，既有社会制度问题，也有科技学者的价值观和人文道德修养问题。自然的惩罚，使人们从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严重失衡的痛苦中，从生态环境和社会伦理生态的恶化中慢慢清醒过来。英国学者C.P.斯诺在20世纪50年代末由多次演讲结集的《两种文化》一书中已经看到科技与人文对立的危害性。他说，“我们必须用以反对技术恶果的唯一武器同样是技术本身。没有别的武器。我们无法退入一个根本不存在的没有技术的伊甸园。”但是“人们必须了解技术、应用科学和科学本身究竟如何，它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这种了解是20世纪末教育的必要组成部分。我们需要一种共有文化”。所谓共有文化，即科学与人文并重和结合的新的文化。哲学必然成为，也应该成为这种共有文化的指导和黏合剂。从人类世界历史发展来看，即使不会出现第二个轴心时代，哲学也绝不会由于科学技术的发展而失去它的光辉。科学技术越发展越需要哲学，后现代主义者鼓吹的“哲学终结论”是与历史发展规律相背而行的。“哲学终结论”仍然是一种哲学，它处在以一种哲学否定另一种哲学的自我矛盾的悖论之中。只要社会在发展，人类的精神渴求在不断充实，哲学之星就绝不会陨落。

2.哲学在当代中国的暂时困境

    为什么在社会主义中国，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也会出现哲学被冷落的情况呢？20世纪50年代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的辉煌景象至今仍为人们称道。这不是个人的问题，而是社会经济转型使然。当市场需要成为社会经济生活中的主导力量，哲学必然处在社会主义国家和民族的需要、市场经济的需要、个人的需要这三者之间产生的巨大裂痕的夹缝之中。哲学正在夹缝中苦苦奋斗。

　　从国家需要来说，社会主义中国不仅需要物质财富，物质不能贫困；同样需要精神财富，精神也不能贫困。物质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精神贫穷同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中国需要发展哲学。精神是民族的灵魂，是一个民族能否持续发展的精神动力。一个没有哲学思维的民族，很难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一个有远见的民族和国家的领导人，一定会重视哲学。

　　毛泽东同志是非常重视哲学的，他自己就是一个伟大哲学家。习近平总书记同样高度重视哲学社会科学，他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的讲话中历数的中外文化名人中，不少就是哲学大家。他在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和方法论时的讲话中强调：“党的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要原原本本学习和研读经典著作，努力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自己的看家本领。”应该说，我们的党、我们的国家是高度重视哲学社会科学的。习近平总书记也非常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尤其是其中的哲学智慧。随着封建君主制的结束，儒家作为国家主导意识形态的功能已不复存在，但其中包含的丰富的道德伦理和治国理政思想，仍然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重要构成部分。中国共产党继承儒学中的优秀文化，但不会延续儒家道统。在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人心中，马克思主义哲学，包括中外优秀哲学智慧占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

　　可是，市场经济的需要与国家的需要存在着较大的不同。市场经济对于推动生产力的发展，增加社会物质财富，解决商品短缺和匮乏具有重大作用。社会主义社会同样要建立市场经济，这是生产社会化的历史必然。中国有13亿多人口，其中还有大量贫困人口，发展经济仍然是第一要务。市场经济下财富的积累，有助于社会主义文化的投入，从而有助于哲学的发展。但是市场经济就其本身的主导作用来说，一定会把那些能直接为资本获得最高效益的学科推到前台，而把不能直接为市场需要的学科往后挤。无论是私人资本还是集体资本都是一样的。对“无一技之长”的哲学来说，要在受市场支配的各个行业中找到充分就业的位置，很难。在市场需要的指挥棒下，高校各个不同学科冷热排名的洗牌是难以阻挡的。企业要获得最大效益，当然急需为获得最大效益服务的学科的毕业生。资本对科技的需要，或者对财会人员的需要，对法律的需要，对经济、金融、管理、投资、证券等各种专业人才的需要，肯定要比对一个亚里士多德式人才的需要更为迫切、更为现实。这无关企业家的个人爱好。一个企业家，其个人可以非常喜欢诗歌、喜欢文学、喜欢哲学，这是他个人的爱好，但资本的本性并不喜欢文学、诗歌、哲学，而是喜爱利润，除非文化产品能转变为文化商品，能为资本带来巨大的利润。对市场来说，具有决定意义的是资本的本性，而不是作为资本人格化的个人的嗜好。任由资本选择，把并非市场急需的学科或人才往后挤，这是资本运作的铁的规律。

　　个人的需要与市场经济的需要、国家的需要又不完全相同，它既有个人兴趣和爱好的问题，又有谋生的问题。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个人对专业的选择会受市场经济影响，甚至会受市场需要的支配。对许多学生包括考生家长来说，个人需要的标准，往往是最好的学科就是能在市场上找到最好岗位的学科，而最好的岗位就是工资最高、待遇最好的岗位，这是个人生活的现实需要。这种完全以市场为导向的专业选择，往往会压制个人的兴趣和爱好。一切为生活而奋斗、为工资而奋斗，对人文学科的发展是极其不利的。这也就是黑格尔说的，人们太重视尘世的利益，而对精神活动的价值越来越疏远。

　　这三种需要，即国家民族需要、市场需要、个人需要存在的矛盾形成一个夹缝，哲学就处在这个矛盾的夹缝之中。往往是市场的需要和受市场影响下个人就业的需要，压倒许多人对哲学的爱好、对精神的需求，压倒个人的兴趣和可发掘的哲学潜在才能。与哲学谈谈“恋爱”可以，要与哲学“结婚”，终身以哲学为业、过清寒的生活，没有费尔巴哈那种绝对的爱好和价值理想追求，是很难做到的。

　　国家和民族的需要，代表的是民族的整体发展的需要；市场的需要，是企业经济效益的需要；而个人的需要，是满足个人现实生活的需求。按道理说，在这三种需要中，最重要的是国家和民族的需要。国家代表的是全体人民，它的需要是全面的。既要考虑经济发展，又要考虑人民的整体的人文和道德素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现的就是家国情怀，是国家、集体、个人的统一。社会主义国家的目光是长远的，它要考虑到民族的发展和前途，考虑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复兴，考虑到全体中国人的人文素质提升和中华文明的发展。

　　对于国家和民族来说，一个贫困而有卓越成就的哲学家对民族精神的贡献，是任何一个亿万富翁、任何达官贵人都无法相比的。人们至今仍然记得古希腊罗马的那些大哲学家，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记得中国的孔孟老庄。庄子穷得借米下锅，孔子靠收学生的十条腊肉学费为生，但他们对民族的贡献是无与伦比的。他们是民族精神的塑造者，是民族永远的骄傲。

　　市场中企业的需要是追求现实的经济效益，是近期的；个人的需要往往是当下生活改善，是短视的。一个真正对哲学具有高度爱好和兴趣的人，不应该仅仅为了高工资而牺牲自己的爱好。真正在学术上有成就的人，他们不会屈从世俗鄙视的目光，也不会只关注自己的物质生活，而更重视自己的兴趣、爱好和才能，重视对国家、对民族的贡献。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个人对专业的选择应该重视理想和信仰追求。前面提到的费尔巴哈不顾父亲的反对选择哲学，终于成为对人类做出伟大贡献的哲学家。马克思的父亲也是律师，马克思在波恩大学、柏林大学读的都是法律。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学法律当然比学哲学吃香。马克思虽然读法律，但他对哲学可以说是痴迷。他在波恩大学钻研康德、费希特，后来转向黑格尔，如醉如痴，几近疯狂。他在给父亲的信中倾诉了对哲学的“钟情”——“没有哲学，我就不能前进”。转到柏林大学后，更是如此。马克思终于成为马克思主义的缔造者，成为千年伟人。如果像费尔巴哈和马克思这样的天才人物，屈从世俗观念，追求所谓体面生活，也许多了一个后世不知其名的费尔巴哈律师，少了一个在哲学史上重新恢复唯物主义权威的伟大哲学家；多了一个子承父业的马克思律师，少了一个新哲学创造者。

　　资本主义发展史证明，物质欲望的膨胀和对消费的无限追求，可以使一些有才能的人由于屈从物质生活而牺牲自己的哲学才能。这种情况，在我们这里也难完全避免，但有志气的青年应该具有更远大的眼光。笔者总是劝自己的学生认真读读马克思的中学毕业论文《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这对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选择职业有指导意义。马克思说，“选择一种使我们最有尊严的职业，选择一种建立在我们深信其正确的思想上的职业；选择一种能给我们提供广阔场所来为人类进行活动、接近这个共同目标即完美境地的职业。”“如果我们选择了最能为人类福利而劳动的职业，那么，重担就不能把我们压倒，因为这是为大家而献身；那时我们所感到的就不是可怜的、有限的、自私的乐趣，我们的幸福将属于千百万人，我们的事业将默默地，但是永恒发挥作用地存在下去，而面对我们的骨灰，高尚的人们将洒下热泪。”

　　哲学需要有孔颜乐处的精神。哲学家个人的清苦和贫困顶多是个人的不幸，而如果一个民族的哲学贫困，则是整个民族的不幸。我们至今仍然对中华民族历史上众多哲学家怀有一种民族自豪感，原因正在于此。

3.精神家园的重建与中国哲学的前景

    哲学在社会地位上陷入困境，导致昔日皇冠上的明珠，现在变为某些人眼中的沙石。是不是中国经济越发展，越不需要哲学呢，哲学系学生越来越没有前途呢？事情恰恰相反。

　　中国市场经济越发达，物质财富越来越多，越需要关注精神的需求。市场可以解决商品短缺、物资匮乏问题，但不能解决精神贫乏问题。有钱，可以从市场买到自己所需要的东西；尤其是现在的电子商务，你可以买到全国甚至世界各国的东西，可是我们不可能从市场上购买精神。

　　人是需要有点精神的。人的精神需要有个安放之处。在西方，经济社会越发展，灵与肉的矛盾也越来越严重。肉体的需要可以在市场上得到满足。把肉体交给市场，尽情消费、享受；把心灵的需要交给上帝，交给教堂，在上帝面前虔诚忏悔。这是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我们的精神同样需要有个安放之处。宋代朱熹在《答张敬夫书》中提出安身立命问题：“而今而后，乃知浩浩大化之中，自家自有个安宅，正是自家安身立命、主宰知觉处，所以立大本行达道之枢要，所谓体用一源，显微无间，乃在于此。”科学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市场更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在西方，只有求助于宗教。在西方，宗教确实起着安抚精神的作用。但我们不能走这条路。

　　改革开放以来，物质丰富了，但上教堂的人也越来越多了，进寺庙烧香拜佛的人越来越多了，口诵南无，手捻串珠的人不少见。当然，信教是个人的自由，一个真正有宗教信仰、注重道德修养、一心向善的信众是受人敬重的。但我们从这种现象中窥视到的不仅是宗教信仰问题，而是当代中国一些人正在寻找精神安顿之处。等而下之的是信大师、信大仙、信风水，甚至信来世、信天象，都折射出灵魂的某种强烈需求。不过这不是精致的需求，而是粗陋、低俗、功利性的精神满足。在微信群里转来转去的各种心灵鸡汤，良莠不齐，不少是群发性的精神的恐慌和缺失的表现。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当然不能以宗教作为安身立命之学，同样不能把儒学变为儒教，但必须重建以人文文化为核心的精神家园。

　　当前我们面对的是社会道德某种程度的滑坡和价值观念的混乱与信仰的丧失。说到底，这就是精神家园受到破坏，一些人精神缺少坚如磐石的安放之处。对一个国家和民族来说，精神危机是最严重的危机，也是最危险的危机。社会道德滑坡、价值观念颠倒影响的可以是整整一代人，而受影响的一代，又会成为影响下一代人的思想土壤。如果代代相继，这个民族的素质就会恶化。滑坡，这个词很形象，也很贴切，就像从山上往下滚的石头，不采取有效措施，它不会自动停止。党中央已充分认识到这个危害的严重性，并正在采取措施扭转这种现象。

　　笔者坚定相信，在市场就业导向下，哲学可以由热变冷；但随着人们的精神家园的重建，随着过度消费引发的精神饥渴症的发作，哲学作为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作为思维方式的需要，一定会由冷变热。经济越发展，哲学，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精神压舱石的作用会越来越重要。我们生活在一个最需要哲学的时代，但我们并不自觉。当代信仰的缺失、理想的动摇、道德的错位、价值观的颠倒是社会经济转型期的某种并发症，是前进中的倒退。我们生活在真正需要哲学的时代，偏偏由于种种原因哲学专业被冷落。

　　对于这种现象，作为一个哲学工作者，笔者经常进行自我追问：我们是一群什么样的人？我们是否尽到了自己的社会责任？笔者认为，哲学各学科片面专业化和自我封闭，哲学人才的知识结构单一化，哲学研究的自我娱乐化，都是我们必须严肃面对的问题。

　　在中外哲学史上，有名的哲学家并不是专业哲学家，更不是学院派的哲学家。孔孟老庄、二程陆王、黄宗羲、王夫之，以及康有为、梁启超，等等，都是或向当权者推行自己的政治理想，或为高官、改革家、革命家。王阳明上马能平叛戡乱，下马能从政为文，贬谪能沉思悟道。古代哲学家都是文史兼通、能言能行，对社会、政治、人情、世情、国情有深切理解，有理想有抱负。而不是寻章摘句、皓首穷经、老死书斋的所谓专业哲学家。哲学成为专业，在中国始自1912年北京大学的“哲学门”。有了哲学系以后，哲学才开始成为专业。

　　在西方同样是如此。哲学专门人才的出现是伴随近代教育世俗化而来的。苏格拉底之前的哲学家是自然哲学家，对自然科学有贡献；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都关注城邦的政治和公共生活；中世纪主要是神学，神学院培养的是神学家，哲学是神学的婢女，是为神学服务的。18世纪以后出现的一些大哲学家，洛克、休谟、笛卡尔、斯宾诺莎、莱布尼茨都不是教会或大学哲学系培养的，他们都具有精深的科学素养，与自然科学群体联系反而紧密。德国古典哲学家包括康德、费希特、谢林、黑格尔、费尔巴哈都出自大学，但他们不单纯是学院派哲学家，他们都从哲学角度关注德国的社会现实或重大的哲学问题，他们的哲学成为时代精神的精华，被称之为德国政治变革的先导。自19世纪以后，西方哲学家变为专业化、职业化和学院派的哲学家。与前辈相比，真正从大学哲学系出来的哲学大家极其罕见。问题并不在于哲学成为哲学系科和培养专门哲学人才，而在于哲学家自己如果一旦成为只关注书本而脱离社会，对自己所处时代的问题，无论是现实问题，抑或重大哲学问题冷漠，而热衷于从头脑中构建体系的哲学家，这种哲学家终究会成为时代的弃儿。

　　我们大学的哲学系不应该培养学院派哲学家。我们的哲学老师，我们哲学系的学生，无论是大学生，还是硕士博士，都应该关注社会、关注现实、关注生活，不能只关注书本，应该有从现实中捕捉哲学问题的本领，而不能从书本的字里行间中寻找微言大义，从概念到概念构筑所谓哲学新体系。这是在沙滩上搞建筑，不管乍看起来多么雄伟，几脚就可以踹倒。

　　当代中国，哲学系已经是一个哲学大家族。20世纪50年代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教研室一枝独秀，而现在是包括八个二级学科的一级学科。这个变化是哲学学科的进步和发展，但也容易带来一个问题，那就是各个二级科学筑垒自守、彼此隔绝。如何在发展各个二级学科的同时，使各个二级学科研究形成一股合力，推动当代中国哲学的发展，仍然是一个没有解决的问题。尤其是如何发挥马克思主义在各个二级学科中的指导作用，也是一个有待解决的问题。中国的哲学院系的各个二级学科，如果拒绝马克思主义作为基本理论和方法论作用，就不是社会主义中国的哲学院。这种哲学院与西方哲学系有何区别？如果我们的哲学研究缺少创造性思维，没有为祖国为人民立德立言的推动力，即使能炮制一些不具有任何现实价值或理论价值的论文，或者构建一个从概念到概念的哲学体系，最多只能在同行圈子里相互欣赏，走不出书房，走不出朋友圈子，作用极其有限。这种哲学研究由于缺少创造性，像尼采说的，是“从瓶子里倒水”，从“一个瓶子”里倒到“另一个瓶子”里。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最具创造性的哲学。因为它立足生活，面对社会问题。它不是倒水，不是把一个瓶子里的水倒到自己的瓶子里，而是从生活中，从科学发展、从社会发展和社会科学成就中提炼出新的问题。它是以问题为导向，而不是以书本为导向。马克思和恩格斯从资本主义社会向何处去，人类向何处去，无产阶级和人类如何获得解放，如何才能实现一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这些问题出发，来建立马克思主义哲学学说。毛泽东同志的《实践论》《矛盾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以及他的其他哲学著作，都是立足中国实际和中国问题来思考哲学问题。哲学的创造性当然有继承性，但不是从瓶子里倒水的那种继承性。毛泽东同志强调的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结合完全不同于从瓶子里倒水。倒水，仍然是水；而结合，是创造性发展。

　　哲学，无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传统哲学、西方哲学，在中国都有发展空间和光明的前景。制定方针政策需要，各级干部需要，通识教育需要。尤其是面对全体学生的思想政治理论课，不能缺少哲学。有人说，作为思想政治课的哲学不是哲学，而是洗脑学。洗脑很难听，因为洗脑通常理解为思想和精神控制。但我可以理直气壮地说，思想政治理论课就包括“洗脑”，它“清洗”的是学生头脑中的错误思想。西方教育不洗脑吗，不是宣传他们的爱国主义吗？不是以各种方式宣传西方价值观吗？不是通过学校和各种舆论手段天天在进行洗脑吗？为什么我们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用科学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教育我们的青年人就被贬为洗脑呢？就被视为反对学术自由、反对独立思考呢？脑是要洗的，以免沾满污垢。问题是用来洗脑的水是清水还是脏水，是真理还是谎言，是科学还是偏见，使人们精神向上还是往下坠落。我们就是要加强思想政治教育，这是有关培养什么样的人、为谁培养人的大问题。我们不怕西方说三道四，也不怕国内有人附和。我们的哲学要发挥哲学的特长，用科学世界观和思维方法来武装我们学生们的头脑。

　　当年毛泽东同志说，让哲学从哲学家的课堂和书本里解放出来，变为群众手中的武器。这句话的真实含义不是不要课堂，不要书本，而是不要走学院派的道路。正如文学要走出象牙之塔一样，哲学也应该从神圣的哲学殿堂里走出来。心中有人民，心中有国家，以问题为导向，真正进行创造性的哲学研究，把研究成果变为民族的宝贵财富和培养与提高全民人文素质的现实哲学智慧，这是一条宽阔的无限向前延伸的哲学之路。13亿人口的中国，真正的哲学人才不是太多而是太少，哲学在社会主义中国有无限发展的空间。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