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成良/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博士生

年关将近，当各地的人们踏上返乡之旅时，扶贫干部都还在一线继续忙碌着。近两年来，精准扶贫成为了各地的中心工作，政府以及企事业单位的一些干部都被动员到基层去搞扶贫，在他们的努力之下，减贫工作也取得了巨大成效，真应该给他们的付出点个赞！然而，我们在调查中发现，在行政考核和政治动员下，扶贫干部的确做了很多工作，但是减贫工作仅仅从对干部的严格要求下手，能够取得的成效也是相当有限。尤其是当前农村社会中一些非常不好的风气——人情越来越重、婚嫁彩礼越来越高、赌博已成气候，大多数农民都被席卷其中，无法自拔，异化的程度已经超出了人们的想象。一方面是国家不断加大对贫困治理的投入，另一方面农村地区又的确存在着很多不好的风气，这些风气透支着农民家庭的财富，使得贫困治理难以取得长效成果。

人情——“人情不是债，头顶锅来卖”

在农村中调研的时候，农民对于人情的看法和抱怨最多，因此也形成了很多有意思的俗语：“人把人皮披上，不赶人情是不行的”、“人情不是债，头顶锅来卖”。近些年，农民的家庭收入地区有很大的提高，这在我们调研的最贫困的地区也不例外。但是收入提高了，农民的存款和家庭中用于发展方面的支出并没有增多，相反家庭中在人情上的开支反而越来越大。

在鄂中某贫困山区调查时，当地需要赶人情的名目非常多：除了比较传统的婚丧嫁娶，还有小孩满月、小孩十周岁、成年人三十六岁、五十岁、六十岁、七十岁……都办酒；建房子，乔迁新居需要办酒；参军、考上大学需要办酒，除此之外还有一些比较怪异的事情也要办酒，比如近两年兴起的刑满释放人员回村也要办酒。不仅人情名目比较多，人情交往范围还往往比较大，亲戚自不必言，稍微有一点沾亲带故关系的要参加，村民小组内的成员、村里关系稍微好的以及在外交往的朋友都要参加，并且参加的人员越多，收的礼金越高，主家就感到越有面子。因此，在那里一般人家办酒席都是五六十桌，办一场酒席收一二十万元礼金都很正常，有钱人家办酒席基本上都是一百桌以上，而家庭条件差一些的人家办酒席，礼金往往能收个几万元，甚至光棍给自己办一个生日宴，也能收上万元礼金。到了过年前后的一两个月，基本上家家户户都是隔三差五的赶场子、送人情，有时候一天要送三四家的人情。普通人家每年人情开支在一到两万元之间，而家庭经济状况稍好的人家，人情开支都在两万以上，甚至贫困户、低保家庭的人情开支都达到了五六千元/年。

而这些仅仅是这个地区的普遍情况，还有一个乡镇更为极端，人情更加严重。按照当地的人情来往规矩，送出去的人情再还礼的时候都要加钱，稍微沾亲带故的人这次送出去五百，下次别人家要换回来一千，再下次就要送一千五或者两千，亲戚送一万两万都是比较正常的现象，而主家办酒席收到上百万也不足为奇。大多数家庭为了平衡收支，都会尽量的三五年找一个人情名目办一场酒席，而一些农民看到办酒席可以赚钱，就想方设法找人情名目办酒席，衍生出很多令人啼笑皆非的故事。在访谈中遇到一户家庭，快七十岁的父亲为了支持儿子买车，就提前三四年给自己办了一场七十大寿的酒席。在人情异化最严重的那个乡镇，有一户感觉到人情压力实在太大，一个给自己送过一万元人情钱的朋友办酒席，就不去参加了，也没有还礼，对方就上门来把一万元要了回去。

值得说明的是，所讲述的这些仅仅是鄂中山区的一个贫困县，大多数家庭的经济收入并不高，都要到外地打工赚钱，辛辛苦苦在外忙碌了一年，赚的那些钱过年前后都吃酒席、走人情花完了，家庭的财富大多转化成为了人情以及房子等固定资产，并没有进入到财富的再生产环节之中，家庭经济状况也就随着家庭生命周期，从差到好再到差……周而复始。

彩礼——“政府如果出面管管，老表都会很拥护的”

由于人口性别结构失衡而带来的男性婚姻挤压问题越来越凸显，娶妻难成为困扰农村青年男性的头号难题，而在一些地区这个难题则彻底的转化成为了经济问题，即付得起高额彩礼，就不用担心娶不到媳妇。因此，在农村中就有了很多关于彩礼有意思的说法，“三斤一响”（三斤一百元人民币和汽车）、“万紫千红一片绿”（一万张5元，一千张100元，至少一张50元的）、“前四后八，一动一不动”（见面礼四万、结婚八万、一辆轿车、一栋楼房）……

在赣南农村调查时，农民觉得目前面临最大的困难就是娶妻难，彩礼价格不断上涨，正像城市中的房价一样，接连攀升，从未滑落。七十年代彩礼是伍佰元左右，到了八十年代彩礼逐渐上涨到千元以上，2000年左右的彩礼价格是六七千元，2005年左右达到了一两万元，之后一路上涨，2010年就达到了十万左右，从2013年前后开始彩礼价格达到了十五到二十万。对于普通农业型地区的农民来讲，这是一笔巨额开支。传宗接代的观念迫使农民不得不考虑子代的婚姻问题，但是高额的彩礼又给生活添上一副重担。以至于很多农民都呼吁，“男婚女嫁，国家早就该管一管，双方父母坐在一起讨价还价，像买卖猪牛一样，男的到了二十四五岁肯定要结婚，但是现在任人宰割，有人愿意出高价，没有钱，只能过一天算一天。本来《婚姻法》就规定婚姻不能买卖，政府如果出面管管，老表都会很拥护的。”

彩礼价格成为衡量婚姻成败的绝对主导因素，只要有钱、只要出得起彩礼，就可以找得到媳妇。攀比的社会风气也在彩礼上表现得淋漓尽致，农民都认为同样是嫁女儿，自己家的女儿又不比别人差，为什么嫁出去的彩礼就要少？彩礼要价产生的影响是相互的，并且一旦定价形成，就会成为一种结构性的因素，身处其中的农民家庭很难摆脱。如果自己家不要高的彩礼，那么儿子结婚的钱怎么办，别人又不会不要彩礼！其实，很多农民并不愿意要那么高的彩礼，在他们看来，女儿也是自己的心头肉，也想把女儿好好地嫁出去，看着她们能够幸福地生活，而不是将女儿当成赚钱的工具，但是身处于这个结构中最无奈的是个体很难摆脱结构所带来的命运。

彩礼成为了婚姻中谈判的首要并且是最重要的要素，本质上赤裸裸地变成了女儿的卖身钱，即女方父母在收到彩礼之后，才同意让女儿嫁到男方家里。而男方支付过高彩礼之后，理所应当的认为女性就是自己家的人了，并且由于高额彩礼带给男性家庭的经济压力，使得夫妻小家庭在情感上与女方父母家庭的联系变得淡漠。彩礼的异化使得普通农民家庭在应对婚姻问题上显得捉襟见肘，对于那些家庭经济能力比较差的农民来讲，想顺利完成人生任务，变得遥不可及，即便是男性身心健康，想要找到一个不健全的女性，没有一定的经济实力也很困难。

赣南WZ村X六十多岁，有两个儿子，大儿子三十多岁，小儿子二十五岁。大儿子的脑子不太好使，2007年结的婚，媳妇是残疾，两只眼看不清东西，家里生活十分困难，是低保户，好在两个人的儿子比较正常。二儿子脑子也不大好使，直到2015年才有户口，之前因为超生一直没办，他还没有结婚，在砖厂做苦力。兄弟两人合建了一栋100多平方米的平房。X一直很想给二儿子讨个老婆，但是现在彩礼这么高，他们家条件一直又很差，比较困难，只能多向媒人求助。这样的家庭介绍难度很大，媒人坐地起价，提出更高的媒钱。年初在媒人的介绍下，X的二儿子和XG县的一个女孩见了面，女孩才18岁，身体有残疾，家里还有五六个姐妹。女孩家提出要十六万的彩礼，但是X家实在拿不出来，也就算了。尽管没有谈成，X家还要给媒人一两千媒钱，一般都是介绍成功才支付这个费用，但是X家里条件太差，媒人认为介绍的难度太大，另外X本人也实在是想给儿子讨个媳妇，让媒人帮着多留心，所以就交了。

赌博——“家里的希望都输掉了”

赌博不仅给农民家庭带来了沉重的负担，也给社会治理带来更多的难题。基层精神文化的缺失常常被用作解释农村赌博现象滋生的原因，在相当大程度上地区可以这样讲，但是如何重塑或者再造基层积极向上的精神文化，仍旧是一个难题。在我们团队的调研中发现，即便是贫困农村地区，赌博风气依然风靡，甚至在还要更甚。

宁北某村是重点扶贫村，为了斩断穷根，地方政府已经花费了巨大的代价将这些移民从西海固地区搬迁出来，对于移民来讲，他们当前最需要的是变革自己曾经的生活观念，尽快的融入到新的社会环境中，转变过去以农为主、温饱有余、小康不足的经济观念，尽快的适应打工经济，从而提高家庭的经济收入。但是赌博使得相当一部分农民还没有站稳脚跟，就已经面临着倾家荡产的困境，赌博场所的灰黑势力使得他们敢怒而不敢言，从而更加倾向于在政府面前诉苦，诉说生活是如何不幸，甚至编造出新环境是如何影响到了自己收入的谎言，从而为获取政府更多的支持埋下伏笔。这些反过来又给地方政府的扶贫工作带来新的难题。对于农民增收来讲，不仅要注重开源，还要注重节流，否则还是难以摆脱生活困难的窘境。

在我们所调研的地区，由于冬季气候寒冷，有着长达五个多月的冬闲期，农民无法外出务工，村庄内又缺乏文化生活，赌博就成为了农民打发闲暇的一种手段。在没有搬迁之前，几乎每个村庄都有个别被村民称为“耍赌”的人，这样的人很少外出务工，有几分无赖气息，靠着耍赌赚一些小钱。过去由于居住相对分散，这些人没有形成气候。但是在政府给移民集中安置之后，这些喜欢“耍赌”的人聚在一起，他们以赌为业，形成了一个颇具规模的耍赌派系，设置若干固定和流动的赌博摊点，有专人看场放哨，并且与周边村庄形成了相互联动的响应机制——互通信息、互相放贷。

据一位在赌场了输了七八万的农民讲，这些开赌场的人早已经在派出所附近布置人手，并且开赌的时候还雇有一些闲散人员分布在村庄的各个路口，一旦有陌生的势力进入，他们都会提前得到通知，迅速地转移阵地。以2015年为例，当年很多农民都参与到了赌博中，而输的上万的农民不在少数。以一个180户居民的小组为例，从调查掌握到的不完全数据来看，当年输在8万元以上的就有三四户，这些家庭因为输的比较大，家庭产生了较大的纠纷，因此农民才知道这些事件，而输的在8万以下的农民很难进行完全统计。有的人家整日被赌场逼债，有的人家妇女气得要跳河自尽，有的人家为了还债只能想方设法以贫困户的名义从政府那里获得无息贷款，还有的人家输了之后就去村里闹着要贫困户资源。我曾采访一位年轻妇女，儿子还在读小学，她的丈夫输了八万多元，她在讲述自己家经历的时候，那种无奈、痛苦让人久久难以释怀。她辛辛苦苦起早贪黑的打工，一天才赚八十元，丈夫有点技术在外打工还可以赚一两百元/天，欠下巨额赌债之后，她终日以泪洗面，“家里的希望都输掉了”，对于女人来讲，这种伤害更为巨大，她曾想到报警，但是考虑到报警之后万一警察真的认真来处理这些事情，丈夫说不好还要坐牢，所以就放弃了这个念头。她觉得，“钱再重要，也没有人的话把子重要”。那一个多月，她想起来这些事情就会忍不住哭泣，甚至还跑到了黄河边寻短见，被熟人带了回来。

精准扶贫与移风易俗！

上文所讲述人情、彩礼、赌博的那些片段都是发生在当前贫困治理的重点县，都是国家投入了巨额项目资源的地方，但是这些风俗带来的问题就像黑洞一样，吞噬着农民的财富、吞噬着国家的扶贫资源、吞噬着人心。国家加大对贫困地区的资源投入固然重要，但是在基层社会塑造良好、积极、奋进的社会风气比输入资源更为重要，否则再多的国家资源投入都无法堵住陋习所带来的资源消耗黑洞。而且，这些异化的人情、彩礼以及赌博问题又何止仅仅是那些地区，在我们所调研的大多数农村，基本上都存在这些问题。

要实现对农村社会的有效治理，要建设全面小康社会，移风易俗势在必行。如果任由人情、彩礼以及赌博等风气滋生，那么无疑就抽空了农民的家庭资源，抽空了国家惠农资源，让农民家庭失去了发展的希望和动力。并且，需要警惕当前社会中存在的一些诸如国家不应该干涉社会等看似站在人民立场的话语。事实上，无论是人情、彩礼问题，还是赌博等问题，任由社会风气发展的话，最终受害的还是农民，并且农民也不断呼吁国家加强治理，在社会没有形成有效自治的时候，国家择机介入是必要的，当前治理这些难题刻不容缓。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乡土社会正在发生着前所未有的巨变，以往相对均质化发展的村庄正在发生着阶层分化，但是这种分化并没有产生阶层固化，农民对于阶层地位的焦虑转化为一系列经济和社会行为的竞争与攀比，大多数农民家庭愿意孜孜不倦地奋斗，关键还是能够看到家庭上升的希望，因此也就有了发展的动力。在农村，大多数家庭依然可以通过半工半耕的家计模式实现家庭财富的积累，随着家庭生命周期的起落，村庄内始终是一个有上有下的流动着的分层体系，处于村庄底层的人们也不至于感到绝望，并且仍然有相当多的家庭通过读书等方式实现了家庭在村庄中阶层位置的上升。因此，扶贫不仅要向农村输入资源，更应该移风易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