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年夏天，我曾到北京近郊一个大型雕塑制作车间，那里是华北地区艺术雕塑制作的最大基地。一进车间，就被极为刺鼻的化学品刺激的睁不开眼睛，连呼吸都变得困难起来。而在这个车间里工作的工人，连最起码的口罩都没有。车间里也没有排风扇，化学药剂的味道极为浓厚。问工人们这个环境，怎么能够忍受。工人们只是苦笑一下作为回答。我只在车间里呆了一小会，就出来了。但过了1个多小时，我的鼻子里、嘴里仿佛都是刚才的化学品味道，而且微微有点恶心的感觉。不知道在那种环境中工作的工人，身体会被伤害到什么程度！北京这个基地，已经存在很多年了，被视为为一个艺术高地，村里各种工作室、车间鳞次栉比，不知道有多少工人生存其中。有多工人患上白血病之类的恶疾。据当地人介绍，这种情况从来如此。但这么多年，竟然没有任何媒体的报道形成舆论关注热点，也就没有什么改进措施。相比雾霾，那种车间，简直就是毒气室。问带我去的美术设计人员，如何看待这些劳动环境，他们也表示了同情，但明显对这个话题不感兴趣。

话语权，关系到生存权利。一个群体的话语权越大，其获取社会资源的能力也就越强。这个简单的道理，在那一刻，我有了深刻的体会。

当下的雾霾问题也是如此。最热衷讨论雾霾的人，其实很可能是雾霾毒害很少的人。雾霾话题的引爆，是从北京开始的。自从北京、天津等大城市广大的白领、金领关注并参与雾霾，这个话题才成为中国舆论场最热的舆论话题之一。在任何群，任何人的微信圈、qq空间，或者日常聊天中，雾霾都是一个不可或缺的话题。大家讨论的不外乎雾霾的成因、控制、治理。

但今天本文不是讨论雾霾原因和治理，而是想谈谈那些雾霾吸的最多，但没有什么“抱怨” 的人群。

我们看看那些工作环境完全暴露在雾霾中的人的工作状态。 

 如何保证这些普通劳动者的健康。靠媒体吗？媒体也不是不关注他们。但媒体必须、也只能关注那些有购买力、能够对媒体形成影响的群体。即便媒体关注这些体力劳动者，也是为了引起后者的关注而已。而他们自己，讨论这些话题，是过于奢侈和遥远了。

靠企业家自己的道德自律，这个就是与虎谋皮了。吃这种想法的人，不是图样图森破，就是睁眼说瞎话。

靠专家学者吗。这个更不可能了。在在天则经济研究所／中评网主办的2016「新年期许」论坛上，周孝正等人已经讨论如何将将北京居民预期寿命提高到95岁了。95岁，当然不是给那些体力劳动者准备的。

靠那些体力劳动者自己吗。这个也不可能，对那些最底层的体力劳动者来说，他们只能选择是具体的哪个工厂和企业家，而永远不变的是他们被雇佣、被呼来喝去的地位。就我去的哪个雕塑车间来说，你可以选择炒掉老板。但所有此类工厂的工作环境都是如此，他们其实是没得选择。对暴露在雾霾工作环境中的劳动者来说，雾霾对他们的威胁，远远比不上讨生活的压力。企业给佩戴一个口罩，就已经是很值得称道了。

在京津的白领、金领热议雾霾的时候，很多普通体力劳动者是没有任何参与讨论的话语权，虽然他们呼吸雾霾最多。

王小波所指的沉默的大多数中的沉默，是指不能发出政治声音的知识群体。但“劳心者”在实现告别革命、告别崇高、话语自由以后，却有如此庞大的“劳力者”人群，连为自己争取安全生产基本条件和劳动保障的都无暇顾及、无能为力。

行文至此，笔者想申明一下。对政府的治理雾霾的积极态度，还是非常支持的。虽然雾霾成因和治理措施还有待深化和改进。

但从雾霾话题的参与程度和参与人群看，一个话语权的断裂带，也是社会分层的断带，已经是赫然在目了。这些真正的沉默大多数，对雾霾不可能没有“抱怨”，但他们的抱怨，可能微小的连他们自己都听不到。而那些热议雾霾的城市小资产阶级和中产阶级，其实反映了他们对自身经济、社会地位和未来不确定性的一种焦虑。在被灌了无数鸡汤之后，他们对自己被“一朝返贫”的危险存在很大的忧虑。而那些早就生存在最底层的人，已经是没什么可以值得忧虑，其实也没有忧虑的条件了，只能一天一天的讨生活了。

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此产生了。一线城市的白领小资和中产们，如果仅仅讨论雾霾等问题，而不去关注底层人群的生存权、劳动权、发展权，就会对自己的未来产生焦虑。他们最终就会发现，自己的稳定而可以期盼的未来，其实和那些底层人群的权利相互关联。而底层的人群，作为最需要改善生存权、劳动权、发展权的人，却没有相应的话语权。当然，在某些社会学家的调研中，这些底层人群的幸福感最强，而城市小资、中产的幸福感最差。

城里的小资、中产们，是时候思考一下放下那些矫揉造作、虚伪无聊的话题，那些什么“走在大街上免于恐惧的自由”之类自我意淫的话题了。多看看那些贩夫走卒，那些终日辛苦劳作的人群，多讨论一下他们的劳动权利、劳动保障和发展教育，他们的幸福指数真正提高了，你们的安全感才能得到保障。

作者：陈法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