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李 婕 彭训文

2016年7月1日，安徽省太和县市民在第二届遗体（器官）捐献、义诊活动中签署遗体或眼角膜等器官志愿捐献协议。王彪摄（人民视觉）

2016年12月21日，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肝移植中心主任朱志军教授（右）和团队成员一起，为肝糖原累积症患儿进行亲体肝脏移植手术。新华社记者 沈伯韩摄

2016年12月25日，在深圳工作的普通白领李旦迎来自己25岁生日。这一天，她决定做一件自己看来颇有意义的事：登录“施予受”网站（国家卫计委推出的器官捐献登记网站）后，输入自己的身份证号和姓名等信息，正式成为一名器官捐献志愿者。李旦说：“生命是短暂的，但可以在他人身上存续，我觉得这很美好。”

　　李旦或许不知道，迄今为止，“施予受”网站已有11万多名像李旦这样的中国公民登记成为器官捐献志愿者。而据估算，中国每年因终末期器官衰竭而苦苦等待器官移植的患者约有30万人，但是每年器官移植数量仅约1万例。

　　“器官捐献能让器官功能衰竭的病人获得新生，让逝者的生命得以存续。这个过程中，不仅传递着爱心与温情，更检验着一个国家文明与法治的成熟度。”原卫生部副部长、中国器官移植发展基金会理事长黄洁夫在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这样说。就在几周前，他领导的中国器官移植发展基金会与拥有4.5亿实名注册用户的支付宝合作，在支付宝上开通了“施予受”网站登录入口，为器官捐献志愿者提供了“一键登记”的便利。

　　那么，中国器官捐献登记与移植还面临哪些坎儿？如何构建一个健康透明的器官捐献移植体系？

　　捐献：是程序问题更是文明问题

　　其实很久以前，李旦就有了进行器官捐献登记的想法，只是不知道到哪里登记。直到3个多月前，她看见朋友在微信“朋友圈”里晒关于器官捐献登记的图片，才知道可以在“施予受”这样的网站注册登记。为了达成自己的愿望，她开始征求父母的意见，慢慢做他们的工作，最后，她专门挑了自己生日当天来做“这件有意义的事”。

　　“整个过程还不到两分钟。”李旦说，她登录后，填写了自己的姓名、身份证号、手机号码，选择愿意在身后捐献的器官，然后填写验证码，确认自己的捐献志愿，捐献登记就完成了。最后，她还得到一张电子版的器官捐献志愿者登记证书。

　　然而，这样的登记速度以前是不可想象的。中国器官移植发展基金会联合多家机构发起的《中国器官捐献公众意愿调查》显示，83%的参与调查者愿意成为器官捐献志愿者，56％的人不愿登记的原因是“不知道在哪儿登记或手续太繁琐”。

　　“以前器官捐献登记表非常复杂，像干部的政审表一样。”黄洁夫说，“我们作过统计，在登记捐献填表上，每增加一个项目，就会减少100万人的登记。”

　　如何让登记程序更便捷，黄洁夫把目光投向了移动互联网。2016年12月22日，中国器官移植发展基金会与拥有4.5亿实名注册用户的手机应用支付宝合作，在支付宝上开通了“施予受”网站登录入口。据黄洁夫介绍，器官捐献志愿者通过支付宝进行登记，姓名、身份证号自动通过支付宝个人信息提取，10秒就能完成登记。此外，系统还设置了取消登记等人性化设计。

　　记者登录“施予受”网站看到，截至2016年12月29日，已有113284人登记。“支付宝开通器官捐献登记服务两天半就有4万多人登记，这是‘施予受’网站过去两年半才达到的登记数量。”黄洁夫说。

　　而在黄洁夫的眼里，联手支付宝这样的知名网企还有一个“成风化人”的考虑。“现在有这样说法，认为器官移植有悖于中国传统文化，但这样的说法经不起推敲。”黄洁夫说，孔子谈仁爱之心，孟子谈人要有恻隐之心，中国传统文化里也有“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的观念，器官捐赠恰恰说明中国传统文化中始终闪耀人性的光辉。

　　“我们要在全社会营造公民志愿捐献器官的爱心、文明、人道的社会氛围，促进人们观念的改变。”黄洁夫说。

　　移植：构建器官捐赠移植体系

　　器官移植是上世纪下半叶引进中国的医学科学技术，经过几代人的努力，现已成为一种成熟的临床技术。与其他医学科学技术不同之处在于，器官移植手术需要有可供移植的器官才能进行。

　　2007年，国务院《人体器官移植条例》颁布实施，明确中国人体器官捐献与移植应遵循自愿无偿、知情同意、器官科学公平分配等原则。随着各项改革不断深入，到了2015年，中国就完成了10057例器官移植手术，是历史最高一次。据预测，2016年这个数字将增长50%。但在黄洁夫看来，中国的器官移植还存在很多问题。

　　供体的严重缺乏，极大地制约着临床救治工作。据估算，中国每年因终末期器官衰竭而苦苦等待器官移植的患者约有30万人，而每年器官移植数量仅约1万例。

　　为什么会存在这样大的缺口？一大瓶颈是移植费用高昂，让很多患者望而却步。“虽然公民捐献的器官是无偿的，但是器官获取、保存、运输和移植手术都需要付出巨大成本。”黄洁夫说，发达国家器官获取、保存、运输的成本是由政府财政覆盖的，因为器官移植属于基本的医疗卫生服务。

　　2016年全国两会，黄洁夫以政协委员身份提案建议将肾移植纳入大病医保，得到了人社部的肯定回复。但在他看来，真正把移植费用降下来还有很多工作要做，“需要医保进一步彻底改革”。

　　另一个困难是供需缺口。“我们现在缺医生、缺医院、缺协调员。”黄洁夫说，目前全国只有几百名器官移植医生，能够开展的手术在1万例左右；具有器官移植手术资质的医院只有169家。“我们呼吁增加到300到500家。”黄洁夫说。

　　随着公民自愿捐献器官数量不断增加，一个特殊的群体——器官捐献协调员也在不断成长。他们很多都是志愿者，负责联系捐献者家属、宣讲捐献政策和法规、协助完成捐献……他们的工作一边连着逝去，一边连着重生。

　　“他们的工作就是和时间赛跑，为生命‘接力’不断奔走。”黄洁夫说，他们是器官捐献工作中最重要的一支队伍。到2014年底，中国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注册认证的共1151名。

　　“必须有更多的人加入到这个群体中来，才能适应当前捐献与移植工作不断向好的新形势。”黄洁夫说。

　　还有体制建设的不完善。“我们的人力投入还远远不够。”据黄洁夫介绍，美国管理器官移植的专职人员是1500多人，中国政府中相关部委的力量太分散。“我们要搭建一个遵循世界卫生组织指导原则并符合中国国情的器官捐献移植体系，包括：器官捐献体系、器官获取与分配体系、器官移植临床服务体系、器官移植后科学登记体系和器官移植监督体系。”黄洁夫说，这需要相关职能部门有足够的执行力。

　　走出去：为全球提供中国方案

　　2016年10月31日，美国学者罗伯特·劳伦斯·库恩在《人民日报》发表题为《不要误解中国的人权进步》的文章，他认为中国近来在人权领域取得了两大历史性的成就。第一个成就是深化司法体制改革。第二个成就是2015年1月起，中国全面停止使用死囚器官，公民自愿捐献成为器官移植供体的唯一来源。

　　的确，器官捐献和移植工作涉及诸如文化、法制、伦理等深层次的社会问题，但中国人正在通过自己的办法，逐步解决这些问题，走出了自己的路。

　　以长期饱受外界质疑的器官分配为例，为最大程度减少人工干预，中国如今已经把这项工作交给相关科研部门设计的人体器官分配与共享计算机系统来完成。据系统负责人王海波介绍，该系统以患者的医疗状况紧急程度和器官匹配程度等医学需求作为器官分配的唯一准则，实施自动分配和共享，并向国家和地方监管机构提供全程监控。自2013年9月1日正式启用以来，通过这项系统自动分配的公民逝世后捐献器官达1.7万个。

　　这个系统只是近年来中国不断推进器官捐献移植事业向前发展的一个缩影。2010年，原卫生部和中国红十字会成立人体器官捐献工作委员会，在社会中倡导形成一个器官捐献光荣、生命永存的理念。2011年，《刑法修正案（八）》施行，减少了死刑罪名数目，还增加了“器官买卖罪”。2013年底，中办国办下发了《关于党员干部带头推进殡葬改革的意见》，鼓励党员干部逝世后捐献器官和遗体，给器官捐献工作增添了强大正能量。2014年，《中国人体器官捐献志愿登记管理办法（试行）》发布，对人体器官捐献志愿登记者的权利和义务、登记流程等进行了明确……

　　“我们的相关法制在不断完善，公民自愿进行器官捐献的比例大幅提升，这是中国尊重人权、尊重法治，作为一个负责任大国的最好展示。”黄洁夫说，如今，他正忙着推动整合《人体器官捐献条例》《刑法修正案》及原卫生部和红十字会开展公民自愿捐献工作中下发的30多个文件和规定，打造一个升级版的“器官移植法”，呼吁建立一个更为阳光透明的捐献体系。

　　中国的行动，也正在获得世界赞赏的目光。

　　据悉，黄洁夫最近收到一封特别的邀请函，这封信来自梵蒂冈教皇。2017年2月，教皇科学院将召开反对器官买卖的全球性会议，世界卫生组织、宗教组织、全球器官移植协会等都将参会。不久，黄洁夫将率领一个代表团赴会，与海外各界分享器官捐献与移植的“中国方案”“中国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