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哥是烛照我们前行的灯塔”

——追记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九龙县检察院检察长苏知斌

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九龙县检察院检察长苏知斌在考察现场指挥工作。

2013年四川省检察院考察现场。

苏知斌检察长与群众热情交谈。

　　四川甘孜九龙县魁多乡海底村,全村85户486名老百姓,得知他突然去世的消息,全都哭喊着,要赶到700公里外的成都,送他最后一程,他们依靠了谁?

　　衣服都洗褪了色,他说他最喜欢这身制服,32年初心不改,曾拿家里所有的现金给了一位素不相识的农民工,被诊断颅内出血却要求在医院睡一晚就返回单位继续办案,他为了谁?

　　81岁的藏族老人彭措扎西悲痛万分,盘腿坐在佛龛前,为他点起一盏酥油灯,“我能做的唯有念经、祈福、点灯,希望能照亮他‘回家’的路”。他是谁?

　　2016年9月2日晚7点48分,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九龙县检察院检察长苏知斌,在听取案情汇报时突发脑溢血医治无效去世,享年50岁。

　　从“门外汉”到“行家里手”

　　11月初的四川石渠,早晚的寒风有些刺骨,但晌午的高原太阳依旧火辣。石渠平均海拔4526米,是四川海拔最高的县城。石渠县检察院有四川“最高”检察院的别称。康巴汉子罗布多吉坐在记者对面,阳光透过玻璃,洒在他黝黑的脸庞上,眼圈里的泪水在打转,“我到现在还不能接受苏检离开的消息,苏检是个好人,是业务专家,更是我恩师,一进检察院最好的朋友。”

　　1985年,苏知斌考入石渠县检察院工作,由一名普通的法警,逐渐成长为刑事检察科的“顶梁柱”。他自己曾说,“我生于法律世家,父亲一直在石渠公安战线工作,受我父亲影响,我从小对公平正义有自己的理解,我热爱法律,更热爱检察工作。”

　　这热爱体现在哪儿?与苏知斌共事过的益西多吉告诉记者,那时的“小苏”虚心好学,为提高业务水平,他向经验丰富的前辈学,向朝夕相处的同事学,在实践中总结,在办案中积累。石渠地处偏远,进修培训机会少,他把办公室废旧报刊杂志收集起来,只要上面有法律知识、检察业务信息,就裁剪装订成册,勾划重点,誊抄笔记,逐渐地,他从一个检察业务的“门外汉”,成长为全县政法系统的“行家里手”。

　　1993年,28岁的苏知斌被任命为石渠县检察院刑事检察二科科长。如今已成长为石渠县检察院反贪局局长的王晓玲,与苏知斌当年是前后脚进的检察院。在她的印象里,年轻时的苏知斌很瘦弱、很安静,“就像现在刚毕业的大学生,我们都喊他‘小苏’”。不过,这个刑检科瘦弱的年轻人随后办理的一起大案,让王晓玲深深敬佩。

　　1995年冬天,石渠县检察院接到该县国税部门反映税收征管干部李某挪用十万余元税收款的线索。开始初查,苏知斌很头疼,税务系统税款征收管理、核算自成体系,这完全是陌生领域,怎么办?他只好一面虚心向税务工作者请教,一面短时间内迅速补充税收征管条例及税款管理制度等知识,短短几天,他便摸清了税款征收入库的管理办法。由于犯罪嫌疑人挪用税款跨了几个年度,核查任务相当重,为了尽快侦结此案,苏知斌深入全县查找纳税人,核实每一笔税款的具体数额,仅此形成的调查笔录就达数百页。夯实证据后,苏知斌又同办案组成员长途奔袭数千公里,取得关押在外地的犯罪嫌疑人的有效口供后,返回单位已是除夕前夜,苏知斌顾不上与家人团聚,和战友们在春节期间加班加点,终于查清李某挪用税款十万余元的犯罪事实,为国家挽回了经济损失。

　　在苏知斌的带领下,石渠县检察院在刑检方面的办案质量效率不断提高,经他办理的200多起刑事案件,无一例错案。

　　苏醒后的第一句话令同事动容

　　2000年的秋天,35岁的苏知斌调至炉霍县检察院工作。现任炉霍县检察院副检察长的仁真,当时是批捕科的一名新兵,“是苏检一步步把我带出来的,他话不多,看起来文质彬彬,但指出你的错误那是说一不二。”

　　仁真清楚地记得他担任公诉科长后的一件事。有一次,他遇到一个疑难案件,去请教已是副检察长的苏知斌,“我当时笑呵呵地进了苏检办公室,自以为起诉书写得不错,想让苏检表扬一下,可没想到,苏检看完说了一句,你有三个致命伤”,仁真说当时自己都傻了,正想问为什么,苏知斌说话了,“犯罪嫌疑人投案自首情节为什么没有写进去?字体字号是你想用什么就用什么的吗?好几处句号用成了逗号,整个语意就变了,你知道吗?”仁真当场就掉泪了,他说之后他每写一份起诉书都会想起这个情景,每个字都会仔细推敲。

　　炉霍县检察院政治处主任熊阳说,苏知斌有一份敢于坚持真理的信念,还有一双善于发现问题的眼睛。

　　2009年,炉霍县公安机关移送审查起诉一起涉嫌盗窃寺庙佛灯案件,该案有预谋、有分工,涉案金额大,又是被僧人现场抓获,公安干警和部分检察干警都认为应以盗窃未遂惩处,但苏知斌通过仔细审查却认为,该案只是处于犯罪预备阶段。他在讨论案件时一针见血地指出,盗窃未遂与盗窃预备的本质区别在于是否着手实施犯罪,他的观点统一了大家的认识,保证了案件的正确处理。

　　在熊阳的记忆里,从2007年开始,连续三年,苏知斌都放弃了春节与家人团聚的机会,主动承担起维稳值班带班任务,为此,家人没少给他提意见,他却说“单位里外地干警多,他们辛苦了一年,该回去陪陪父母尽尽孝,我是领导就多承担一点吧。”

　　熊阳说,苏知斌就是这样,永远都是公心为上,工作为重。而他的身体状况,却被抛在了一边。

　　2010年6月30日,苏知斌带队查办一起贿赂犯罪线索。因该案是从公安机关打黑除恶专项行动中牵出的串案,行贿方已被公安机关刑拘,受贿方必须尽快突破,否则刑拘时间一到就只能放人,形成串供。为此,苏知斌亲自制订了初查计划,并拟订了对每一名涉案人员的讯问提纲,从6月30日至7月3日,他连续熬了4个通宵,案件取得重大突破。7月3日晚上10点多,正在研究案情的他突感头部剧烈疼痛,随之昏倒,在送到炉霍县医院后症状进一步加重,多次呕吐、流鼻血,一度牙关紧闭、全身抽搐,医院用了各种紧急抢救手段,把他从鬼门关给抢了回来。

　　仁真永远忘不了苏知斌从抢救室被推出来的那一幕,“苏检身上插着各种管子,他微睁双眼,动了动干涩嘴唇,说出的第一句话竟然是‘法律文书一定要规范’”。仁真一直认为这只在电影里会出现场景,真切地发生在他的身边,让他泪流满面。

　　“这个检察长‘三刀砍不进’”

　　甘孜藏族自治州九龙县是一个藏、汉、彝三种民族为主的少数民族聚居地,地方小,人情世故多。2011年11月,苏知斌调任九龙县检察院检察长。他到任后首先做的就是为干警解压,“你们能做的就是秉公办事,其他的压力全都交给我”,侦监科长沈拉欠回忆,“一次在办一起职务犯罪案,案件定性问题存在争议,且各方说情的特多,那天晚上,我无意中见到苏检用头撞办公室的门来缓解压力。苏检都如此拼命,自己还有什么理由不努力?”

　　全国人大代表、九龙县烟袋乡毛菇厂村原党支部书记张国富告诉记者,“九龙县有这样一个说法,这个检察长‘三刀砍不进’。给他送烟吧,他不抽烟,给他送酒吧,他不喝酒,给他送钱吧,害怕反过来被他收拾,简直拿他没得办法。我觉得有这样的检察长,当地老百姓有福啊!”

　　“我们遇到苏检这样的领导,真是太幸运了!”在九龙县魁多乡海底村村支书潘长命的眼中,苏知斌没有任何的官架子,“苏检为我们村协调解决了400余万元用于通村公路建设。每次进村他都要到扶贫户家中探望,经常拿出自己的钱塞给老百姓,到了饭点,就和老乡们一起吃,吃完还悄悄地把饭钱放在村民家里。”潘长命说他得知苏检突然去世,无论如何要送他最后一程,他抛下自己病危的老父亲,代表全村老百姓,连夜赶往成都,当他再回到村里,竟没能见上父亲最后一面。他说:“我不后悔。”

　　中古村的81岁藏族老人彭措扎西,是苏知斌一直定点联系的帮扶对象,他一生修佛,无儿无女。但老人说自己是最幸运的,“我一生孤苦,没想到老了却有苏检这么好的人来照顾我。”扎西家没有饮水源,生活用水都要去村里背。苏知斌知道后,在隆冬腊月,带着检察干警拿着锄头搭建起一条通往扎西家的水管。得知苏知斌突然离世,老人拖着病体搭车来到检察院,颤颤巍巍地拿出一坨酥油,托他们一定要交给苏知斌的家人。老人说:“这么好的人,那么早就走了,可惜了,他对我那么好,我没有啥可以给他的家人,我天天给他供灯念经,希望他走好!”

　　记者在九龙县检察院走访发现,检察文化展示墙温馨漂亮,指纹打卡机和现代化办公设备一应俱全,案件管理办公室负责人三兰拉姆说,“苏检来了这五年,我们院发生的变化是翻天覆地的,大到规范我们的执法行为,小到布置我们的办公环境,苏检倾注了他的全部心血,他就是我们的家长。”

　　“我的生命无憾无悔”

　　11月的九龙河,河水湍急,由北向南汇入滔滔的雅砻江,远处连绵的雪山,似在诉说一个个动情的故事。

　　苏知斌离开九龙县检察院全体干警已经两月有余,可一提起苏检,讲着讲着,干警们就流下热泪,“苏检走了,不是领导不在了,是我们的亲人不在了”,九龙县检察院办公室主任马尧说,苏知斌就是九龙检察干警的亲人和家长。

　　九龙县检察院反贪局局长邓明超是最后一个见到苏知斌的,但那一幕也是他最不愿回忆和提起的,“当天苏检很疲惫、话不多,我都说案子要不第二天再研究,但苏检很坚持”,邓明超内心一直很懊悔,他自责不该向苏检汇报案情,他说苏检从倒下到离开只有短短的12分钟……他流着泪说,“苏哥是烛照我们前行的灯塔。”

　　“等有一天我退休了,我要回到老母亲和妻子身边,买几分地,修一个小房子,房前花园,屋后菜地,打打太极,钓钓鱼……”这是苏知斌去世前几天,和同事闲聊时对他的未来做的一番规划,当时他刚对九龙县检察院司法改革的前期工作进行了安排部署。疲惫时,苏知斌会习惯性地靠在沙发上,和干警们“摆摆龙门阵”,有时也会伤感地说,“这些年,我最对不起的是我的老母亲,还有妻子和女儿。”

　　由于苏知斌的爱人、母亲一直处在悲痛之中,身体不适,记者没有再打扰他的家人。但从同事和朋友口中,我们了解到一些细节:苏知斌把更多的时间给了单位,留给家人的时间少之又少。在原则问题上,苏知斌对家人要求严格,妻子体弱,患有白内障,可是无论妻子去看病,还是到外地探望女儿,他从没有动用过一次单位的车接送,而是让他们自己挤客车。他说:“我不能搞特殊化,不能占单位便宜,有那么多双眼睛在盯着,要求干警们做到的,自己首先要做到。”

　　在苏知斌生前留下的随笔《梦·眼睛》中,我们看到这样一段话:“作为检察队伍中的党员干部,我们应当怎么做?有时候想想是辛酸的,检察官也是凡人,但由于特殊的身份,我们不能太过洒脱自由,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甚至我们都不敢放心自在地去交太多朋友,因为觥筹交错间的包藏祸心,我们不能不防……因为心中的坚定信念,因为对这份事业的无限热爱,因为群众的依赖信任,因为战友的并肩奋进,因为家人的理解支持,作为一名检察官,一名共产党员,我的生命无憾无悔!”作者：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