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好的地区扶贫工作有优势，但也往往容易被忽视

　　背靠“大树”咋脱贫

　　——来自湖南省长沙市精准扶贫的调研

用“显微镜”识贫，非贫困村的贫困户也不能掉队

　　65岁的喻瑞林如今也会回想起住在山上的日子，只是回想并不等于怀念。在长沙市宁乡县青山桥镇友园村，他家曾是海拔最高的那一户。

　　喻瑞林做过泥工，养过羊，生活本还过得去。但自从54岁那年患上严重的支气管炎，日子开始变得艰难。

　　“不能干体力活，甚至走不了远路。”下山到镇上看病，喻瑞林只能找人背着走。2008年，喻瑞林的老伴精神失常，让这个家雪上加霜。“家里的积蓄没多久就掏空了，只能靠低保过日子。”

　　山上的艰难，在今年8月画上了句号。当地政府启动的易地搬迁扶贫工程，让喻瑞林在青山镇的集镇旁安了新家。“房子、电器、家具都不用掏钱。”喻瑞林记得，搬家那天，连床上的被子都铺好了。

　　在湖南，长沙的经济发展水平处于“领跑”地位。2015年，长沙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超过23000元，但像喻瑞林一样的贫困户，仍有5.8万多户、16万多人。精准扶贫首先要精准“识贫”。与集中连片特困地区不同，在这里，想要精准识别贫困户，其实并不是件容易事。

　　长沙市农委副主任李雪龙告诉记者，长沙全市85个省定贫困村的贫困户，只占到全部贫困户的30%，其他70%的贫困户则“插花式”分布在非贫困村。

　　喻瑞林所在的宁乡县青山桥镇，有3个省定贫困村，属于长沙贫困人口相对集中的边远山区。但即便如此，全镇1365个贫困人口，也只占到全镇总人口的5.5%，这里的贫困人口分布依然较为分散。

　　喻瑞林的另外80户新邻居，就来自全镇9个村。仅仅是为了摸清贫困家底和搬迁意愿，镇里的干部就没少花力气。“前前后后大约3个月，几上几下，才最终确定搬迁名单。”宁乡县农业局局长彭力强说。

　　“即使对30%贫困人口的精准扶贫工作做得再好，如果忽视了其他的70%贫困人口，也不能说打赢了脱贫攻坚仗。”李雪龙说。

　　对于长沙而言，精准扶贫，必须用上倍数足够大的“显微镜”。

　　在宁乡县沩山乡政府，工作人员向记者展示乡镇独立开发的精准扶贫信息系统。全乡511户建档立卡贫困户，不论是家庭信息、致贫原因，还是帮扶联系人、脱贫思路，系统上均一览无余。最大的特色是帮扶动态的过程记录——贫困户哪一天申请了低保，哪一天搞起了脱贫产业，上面都有实时更新的记录。

　　精准到户，才能不留死角。长沙实现了建档立卡贫困户结对帮扶全覆盖。“不是只突出重点，只做亮点，而是要对贫困村和非贫困村、所有贫困户的脱贫攻坚工作统筹安排，同步推进。”李雪龙说。

　　14个专项扶贫为抓手，脱贫路子对村更对户

　　自从妻子患上地中海贫血症后，44岁的辛红根就不得不中断在外务工的日子。

　　妻子治病，三年内换过两次血，去年医药费就接近1万元。家里本就没啥积蓄，少了在外打工的稳定收入，日子更是捉襟见肘。

　　在浏阳市小河乡皇碑村，辛红根一家属于典型的因病致贫户。对于长沙的扶贫工作而言，留下的都是“硬骨头”。

　　同在皇碑村的村民黄章平，情况似乎更糟。本人智障，劳动能力欠缺，年过40尚未成家，至今跟着老母亲一起生活。全家靠低保勉强糊口。

　　啃下“硬骨头”，扶贫举措必须更有针对性。

　　既要照顾家人，又得挣钱养家，辛红根只能在家门口找事做，最缺的还是资金。针对贫困户普遍存在的资金瓶颈，浏阳市推出了小额信贷扶贫：浏阳农商行对全市16075户建档立卡贫困户评级授信，政府贴息，最高贷款额度可达10万元。

　　辛红根用贷到的2万元，养了400只水鸭、100只旱鸭。他自己测算过，平均每只鸭大约能赚30元，“如果今年卖得好，明年准备养1000只”。

　　黄章平同样贷到了1万元，只是当地政府为他想的办法是“分贷统还”：与其他情况类似的缺乏劳动力的贫困户一道，将贷款打捆投向当地一家蜜蜂养殖基地，每年固定享受10%的分红。

　　其实，背靠长沙都市圈，贫困户只要补上了短板，找准了路子，脱贫并不是难事。

　　靠着5万元扶贫小额贷款，小河乡乌石村贫困户张建南，今年5月试着养起了泥鳅。效果出乎意料的好：4000多斤泥鳅销售一空，纯利润就有1万元。张建南又趁热打铁，第二批下了30万尾鱼苗，“这次更有经验，估计能产6000斤。”

　　按照“六个精准”“五个一批”的要求，长沙尤其注意脱贫举措“精确制导”，以产业扶贫、就业扶贫、旅游扶贫、电商扶贫等14个专项扶贫为具体抓手，因户施策。截至2015年底，已脱贫2.6万余户7.5万多人，今年预计完成30个省定贫困村退出和4.79万名建档立卡贫困户脱贫。

　　谨防麻痹大意，电话调查+督察暗访压实责任

　　宁乡县沩山乡沩水源村贫困户杨喜军屋后的5箱蜜蜂，眼下成了全家人脱贫的希望。

　　因为一次车祸受到重创，杨喜军的精神状况间歇性失常，只能在家休养。家里两个小孩的学习、生活开支，连同杨喜军的医疗费用，一起压在了妻子吴汉连的肩上。

　　出路只能靠产业扶贫。地处沩山山区的沩水源村适合蜜蜂养殖。结对帮扶干部帮吴汉连引来了当地一家养蜂企业，不仅提供技术培训，销售托底，还给她免费送了5箱蜜蜂。

　　虽说是养蜂新手，吴汉连却很快尝到了甜头。不过3个月时间，自家产出的55斤蜂蜜，居然卖到了60元一斤。“今年还可以产一批，脱贫不成问题了。”吴汉连说。

　　经济优势让长沙扶贫的底气十足，他们要做的，是把优势用足。

　　产业扶贫离不开市场主体的带动。在长沙，仅农业龙头企业就有8000多家。李雪龙告诉记者，长沙市精心选择产业扶贫项目，通过网上发布、编印成册等方式，下发到基层，由乡村两级动员组织贫困户自主选择参与项目，让贫困户与帮扶主体有效对接，并给予相应的资金支持。据统计，长沙今年投入产业的扶贫资金就有8000万元，引进和培育产业扶贫项目300余个，共帮助2.7万户贫困户持续增收。

　　用于托底的保障网，长沙着力“织密”。今年7月，长沙县率先完成了城乡低保一体化工作，城乡低保对象均按每人450元/月补差保障。据了解，长沙其他县市也将逐步推行。

　　“百企联村”“百号（共青团青年文明号）联百户”……凡是能调动的社会资源，长沙不遗余力。

　　不过，底气十足并不意味着可以掉以轻心。在李雪龙看来，相对发达地区的扶贫工作，反而可能存在麻痹大意，压实扶贫责任，一点也不能含糊。

　　帮扶干部是否认得？上门走访几次？脱贫举措是否有效？前不久，一场委托第三方机构的电话调查，在长沙的贫困户中展开。与之类似的督察暗访，不定期地进行，目的就是压实脱贫攻坚责任。考核的指挥棒同样导向鲜明——在长沙市直部门的绩效考核中，扶贫工作所占比重高达10%。

　　“长沙的目标是，2017年所有省定贫困村‘摘帽’、建档立卡贫困户‘清零’。”李雪龙说。

       本报记者 颜 珂

　　《 人民日报 》（ 2016年12月04日 09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