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晋 

延安时期，毛泽东与作家萧军接触不浅。萧军不是党员，其特立独行的个性，又远非一般作家可比，再加上他对延安的一些现象深为不满，如何与之相处，如何化解其牢骚，确属棘手之事。

毛、萧两人第一次见面，就有点特别。1938年3月22日，毛泽东听说萧军到了延安，想见又担心造次，就派秘书和培元先行到招待所探望，并向萧军询问：愿不愿去见毛泽东？萧军回答：我打算去五台山打小鬼子，只是路过，住不了几天，毛主席公务很忙，我就不去打扰他了。这个回答似也在理，但透出的傲气容易给试探者带来心理波折。毛泽东毕竟是大政治家，你不来我就去。他专程到延安招待所拜访，还邀上丁玲、聂绀弩等萧军旧识相陪，一起吃了顿饭。席间话题主要谈论鲁迅。在毛泽东心目中，鲁迅是现代中国的第一“圣人”，以如此礼节待萧军，自然是注重其“鲁迅弟子”的身份和影响。

萧军1940年正式到延安，对延安的氛围逐渐感到不适应，生出不少意见。一是不认同鲁迅艺术学院周扬等人的文艺观点，对周扬在文章中不指名地批评他和罗烽、舒群等延安文艺界抗敌协会的作家尤为不满。二是认为延安存在着用人不公，对党外知识分子有排斥，一些末流作家挟党自重，一些文化机构的领导不懂文化。据萧军1941年8月12日日记记载，他为此当面对中组部部长陈云说：“你是负责组织工作的人，希望你对那些不被理解的人要让他们有被理解的机会，究竟成问题到什么程度？要抽查，下面才不敢舞弊。”陈云表示萧军反映的一些事，“是他所没想到的”。三是在个人生活方面，萧军也遇到一些不顺，反映很激烈，比如在医院为妻子看病事甚至动刀子打架。总的来看，他认为，“党内：个性被销磨，文章被机械批评，自动不写了，投机份子以文章做工具。党外：生活琐碎，精神受压抑”。

有这诸多烦心事，萧军萌生去意，决定离开延安到重庆。1941年7月15日，他给张闻天写信提出借一万元路费，又给毛泽东写信，要求当面谈一次。萧军在日记中说，这样做是为了“把一些事实反映上去，这对中国革命是有利的”，由此还可“认识中国共产党的真面目，以决定我将来的态度和去留”。

毛泽东7月18日下午约谈了萧军，自然是挽留。谈话中，萧军先是表达了对周扬最近连载于《解放日报》的《文学与生活漫谈》的不满，还说他和罗烽、舒群、白朗、艾青诸人，联名写了一篇反批评文章寄给《解放日报》，结果被退了回来。毛泽东表示，《解放日报》不给登，你们就在自己办的《文艺月报》上登。同时嘱咐萧军把发表周扬文章的报纸和他们的反批评文章都寄给他。

据萧军日记，这次谈话的范围很广，说到张作霖、张学良、瞿秋白、冯雪峰等人和事。说到鲁迅时，毛泽东的“眼睛似乎有感动的泪！”“这是个人性充足的人！”萧军讲，“我看你如果不是从事政治，倒很可以成为一个文艺作家”，毛泽东笑着回答，“我是很喜欢文学的”。谈到正题，萧军反映了他个人到延安后的一些经历和感受，包括和别人动刀子打架的事，还说到延安一些作家精神不安，不能工作的状态，诸如艾青的孩子死了等等。他提出的比较尖锐的意见有：党组织的纪律与边区政府的法令抵触时，应该谁服从谁？对党内的一些事，党外人士可否批评？许多作家在延安写不出东西的原因是什么？毛泽东的倾听，让萧军“起了好感”，在日记中说毛泽东“诚朴，人性纯厚，客观”。

这次谈话后，萧军又两次给毛泽东写信，反映一些情况。8月2日，毛泽东给萧军写了封信，直率地表达了对他的一些看法：

我因过去同你少接触，缺乏了解，有些意见想同你说，又怕交浅言深，无益于你，反引起隔阂，故没有即说。延安有无数的坏现象，你对我说的，都值得注意，都应改正。但我劝你同时注意自己方面的某些毛病，不要绝对地看问题，要有耐心，要注意调理人我关系，要故意地强制地省察自己的弱点，方有出路，方能“安心立命”。否则天天不安心，痛苦甚大。你是极坦白豪爽的人，我觉得我同你谈得来，故提议如上。如得你同意，愿同你再谈一回。

这封信颇为讲究。面对萧军总说别人不是，毛泽东没有陷入具体评论，而是把化解其牢骚的钥匙，伸向为人处事之道。文辞表达既不隐晦，不躲闪，指出毛病又甚为得体。信的开头解释没有当面劝说的原因，是担心“交浅言深”，徒生拘束、尴尬乃至隔阂，这是符合常情的理由。对萧军提出的意见，则整体上做一回应，承认延安确实存在需要改正的不尽人意的坏现象，表明重视他反映的情况。接下来指明萧军不善调理人我关系的性格毛病，才是该信的重点。毛泽东直告，要“安心立命”，必须“强制地省察自己的弱点”，否则没有“出路”。话不在多，却很有分量，且也是事实，切中萧军主观上陷入痛苦的要害所在。接着评价萧军是“极坦白豪爽”之人，把萧军的弱点同他的正面性格联系在一起，由此拉近双方的距离。事实上，毛泽东早年也属于坦白豪爽之人，他坦陈自己“论理执极端，论人喜苛评”，和此时的萧军并无大异，故对萧军的一些做法是能够体会的。最后话锋一转，说正因为同你“谈得来”，才做上述“提议”。

这封信的实际效果如何呢？萧军当天回信毛泽东：“承您诚恳地指出我的病根，这是值得郑重感谢的！‘缺乏耐心’，‘走极端’，不善于调理‘人我关系’等等，这怕是我半生来在家庭在社会……碰钉子原因的大部分。因为钉子碰多了，就有了硬壳，因为被误解被伤害太多了，就容易神经过敏，甚至总要提防着每个人，很少敢于放下格斗的剑！‘是朋友就伸出手来，是仇敌就拔出你的剑来罢’这几乎成了我生活的信条。”“我是很羡慕你那样从容宽阔的，但这一时是不容易学习的。”尽管没有表示马上改正自己的弱点，但毕竟意识到自己的性格弱点和常“碰钉子”的原因。有了这个态度，纠结于延安文艺界是非的心情，或许会稍稍释然些吧。

毛泽东当然知道，做萧军这类文化人的工作，不能靠一封信划上句号。8月10日晚上，他又约萧军谈话，很自然地把沟通内容聚焦到萧军的性格上。萧军当天日记记载，毛泽东谈到人是应该有个性的，不经过锻炼人的纯洁不可靠，还说自己不喜欢运动，《茶花女》这部小说可贵，等等。萧军提到张闻天批评他是“虚无主义者”，属于“不对等”和“有失身份”的指责，心里很不服气。毛泽东未做评判，反过来就所谓“战斗”的问题给萧军两条建议：一是针对敌人，保护革命者；一是针对自己的缺点和错误，目的是爱惜自己。意思是真正爱惜自己，就要克服自身弱点，这也是一场“战斗”。萧军在日记中说，“我们这次谈话是比第一次更透彻和随便一些”。

由于萧军常为延安“文协”的作家们鸣不平，第二天傍晚，毛泽东特意到杨家沟半山腰“文协”住地看望他们，实际上是想深入了解萧军代表的这群作家的真实情况。当时萧军、艾青、韦荧、白朗、李又然在场，具体谈了什么没见记载，倒是萧军的日记再一次反映他喜欢臧否人物：“我把艾青对毛泽东约略介绍了一下，同时用几句话打开这空气，才开始谈起来。艾总是想博得别人的同情，他讲了一些外面孔祥熙的故事。还好，今天他还没有过度表扬他自己，也没提到他的诗。我知道，毛对于他是一无所知的。为了‘知识分子作叛徒’的问题我几乎和他辩论起来，因为我看不惯他那讨好缺乏正义感的样子。”

由于此行没有见到罗烽和舒群这两位与萧军关系更近的作家，8月12日上午，毛泽东又邀约萧军夫妇、艾青夫妇，罗烽、白朗夫妇，以及舒群谈文艺界的情况，还请来中组部部长陈云一道听取反映。萧军在日记中说，“毛一直很兴奋”，“耐心地听，间或记上一笔”，大家“忘了隔阂”。中午毛泽东还留大家一起吃了顿饭。这次聚谈，表明毛泽东下决心要解决文艺界存在的争论，并且让这些对延安文坛有些牢骚的人代他搜集相关材料。8月29日，毛泽东和胡乔木又找萧军谈话，萧军日记说，毛泽东明确表示，“对于延安作风要作一番改变，党已经作好了决定，对于过去的不正的党风要给以教育和纠正，如：‘关门主义’‘主观主义’等”。

到此，萧军大体已经服气，感到中国共产党对待党外文化人是真心的，有诚意解决他们反映的问题。萧军此后不再提离开延安到重庆的事情，留下后也确实做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为后来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召开出了力气。当然，他的有些过激观点，遭致不少批评，算是人生经验和教训的积累吧。

回述这段往事，在领导干部如何化解纷争，做好当事人思想工作方面，有些经验值得体会。

第一，诚意交流，取得信任。

通过做人的思想工作来化解纷争，是领导干部经常碰到的事。如果立意不诚，虚以应付，甚至着意掩盖，矛盾终究会积累起来，小问题可能变成大问题。毛泽东化解萧军人我关系冲突以及对延安一些现象的意见，起意很诚，决心不小，因而有不厌其烦的交流之举。

毛泽东的交流之法，也颇为有道。一是设身处地，换位思考，哪怕对萧军不无偏颇或激烈的诉说，也耐心倾听，突显包容。比如说到萧军动刀子打架事，毛泽东给他台阶下：“你这动刀子，恐怕也是没得办法了吧？”还表示，“我觉得同你谈得来”。这让萧军几番称赞毛泽东“从容宽阔”，“人性纯厚，客观”，是可以亲近的。二是交流中不是就事论事，甚至是无所不谈。如果专门就事论事地谈，目的性太强，对方或在情绪上便有抵触，不易说得通。因为随便谈，比如谈张作霖、张学良、鲁迅、瞿秋白、冯雪峰，甚至谈到法国小说《茶花女》，谈自己喜欢文学，不爱运动等等。无所不谈的交流很容易转化为彼此间接触的兴味，甚至是意气相投的信任，适时提出某些批评，萧军也容易听得进去。

第二，直面个性，指明弱点。

萧军为人处事，说起来确有些“刺头”。他的不满和牢骚，对一些人和事的看法，不能说没有偏激的地方。但人的性格大都有积极和消极两面。萧军自我解剖是“容易神经过敏，甚至总要提防着每个人，很少敢于放下格斗的剑”，由此，常常自视甚高，言行卓而不群，遇事不忍耐且反应激烈；从积极面看，他有正义感，有理想，求进步，侠气豪爽，敢做敢担。人生的胡同总是从某一个点上开始通达或阻塞的，化解萧军和别人的纷争以及他的心结牢骚，不找到这个点不行。毛泽东不做好好先生，不顺从迁就，而是直面其性格弱点，抑制其消极面的点（看问题绝对，不擅调理人我关系等），希望他“故意地强制地省察自己的弱点”，否则不会走出阻塞的人生胡同，不能“安心立命”。把性格和命运的关系，说得这样直白，自会撞击当事人的心扉。若是听得进、能消化，就不至于把纷争看成天大的事，还可终身受用。

第三，化解牢骚，分类处理。

做萧军这类人的思想工作，最终要拿出说法和办法以解决实际问题，否则，他不会罢休，更不会转化认识。对此，毛泽东一开始就很明确，而且是颇有章法地分类处理。对萧军个人生活的诉求，能解决的当即表态，如借一万元路费之事。对萧军反映的一些组织人事工作上的不妥，则把中组部部长陈云请来一道倾听，陈云也当面表示，有些事过去疏忽了，要认真处理。最难办的是萧军等人有关文艺观点上的争论和对延安一些现象的不满，这种事涉及面广，毛泽东处理起来比较谨慎。他不是就事论事，而是由此及彼从更大范围、更高角度来调查处理。他先是鼓励萧军把反批评文章公开发表出来，又找其他作家听取意见，还多次委托他们帮助搜集更多材料，以便于自己深入了解延安文艺界的实际情况。

这些事情做足后，毛泽东向萧军表示，“对于延安作风要作一番改变，党已经作好了决定”。

这应该是指1941年9月开始的延安高级干部的整风运动。毛泽东9月10日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批评关门主义和宗派主义现象时，专门举了“延安的学校中、文化人中”的现象，显然与他在萧军等人那里听到的反映有关。1942年3月中旬，《解放日报》发表多篇社论，提倡发扬民主，反对党员的孤立主义倾向，毛泽东甚至还为萧军写的《论同志之“爱”与“耐”》润笔修改。1942年5月毛泽东发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使延安文艺界普遍存在的问题和分歧得到根本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