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徐伟新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发表的一系列重要讲话，以高屋建瓴、深入浅出、有的放矢的表述，深刻阐发了我们党在治国理政理念上的一系列重要创新和发展。这一系列重要讲话，传递了中国共产党人在新的历史时期，面对日益复杂的国内、国际形势，敢于担当的历史责任感和对中华民族复兴的坚定信念，充分显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必然要拥有的深厚且坚韧的文化自信。

　　2014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十二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的贵州代表团审议工作时，专门指出：“一个国家综合实力最核心的还是文化软实力，这事关精气神的凝聚，我们要坚定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制度自信，最根本的还要加一个文化自信。”深入学习领会这一重要论断，要求我们从文化的维度去把握全面深化改革的历史必然性和现实重要性，去把握领导干部及共产党员坚定理想信念的新内涵，同时也必须进一步明确党校文化学教学所应当承担的新的历史使命。因此，围绕着学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结合党校文史学科教学发展面临的新任务、新要求，我谈三点体会。

　　一、从文化精神看历史连续性

　　自晚清鸦片战争以来，中华民族饱受侵略与战乱的苦痛。落后挨打的历史，极大地削弱了我们民族曾有的文化自豪感，再加上全面建立西方现代的学科体系和教育体制，以替代传统的经史教育体系，使得原本承载民族文化精神的经史子集丧失了崇高地位，沦为一般性的国学知识，造成传统文化精神的边缘化和碎片化。全盘否定传统文化精神的历史虚无主义，也在这种背景下不时地喧嚣尘上。

　　传统文化精神的边缘化和碎片化，直接导致引入的各种现代思想观念，在思想文化舞台上纷纷攘攘、众声喧哗，却难以扎根中华文化土壤。直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才在意识形态领域确立了主流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创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创立，展现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蓬勃生机，但同时，随着利益和思想的多元化局面的出现，我们也面临信仰、信心和信任等“三信”危机，承受着道德滑坡、价值紊乱所带来的冲击。如何正确看待过去的历史？这就成为能否“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立在优秀传统文化上”的前提。

　　历史虚无主义者、极左或极右思潮的论者，虽立场不同，但都倾向于历史是断裂的，传统和现代是对抗性的对立关系，这实际上是割裂了文化精神的连续性，使现代中国整体上陷入文化无根的境况。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看到，习近平总书记在2013年12月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明确指出：“历史就是历史，历史不能任意选择，一个民族的历史是一个民族安身立命的基础。不论发生过什么波折和曲折，不论出现过什么苦难和困难，中华民族5000多年的文明史，中国人民近代以来170多年的斗争史，中国共产党90多年的奋斗史，中华人民共和国60多年的发展史，都是人民书写的历史。历史总是向前发展的，我们总结和吸取历史教训，目的是以史为鉴、更好前进。”这段论述清晰地表明：历史，无论其充满荣光，还是饱受苦难，都是人民书写的历史，都是中国共产党人必须正视的历史事实。尊重历史，就不能以思想的偏向而任意切割历史。这在对改革开放前后30年的评价中表现尤为明显。

　　进一步，在谈到国家治理体系时，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一个国家选择什么样的治理体系，是由这个国家的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决定的，是由这个国家的人民决定的。我国今天的国家治理体系，是在我国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上长期发展、渐进改进、内生性演化的结果。”历史和传统在长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伟大事业中是一直在场的，今天的中国实际上是历史中国的改易更化，带有传统文化精神的底色。改革开放前30年，两大阵营对垒的冷战时期，我们向前苏联“老大哥”学习，结果走出与前苏联不同的道路。改革开放后30年，我们又向西方发达国家学习，发展至今，又走出一条不同的“中国道路”。中国传统的文化精神依然具有顽强的生命力！虽经欧风美雨的冲击，以及各种文火猛药的煎熬，传统文化精神僻处思想的边缘地带，但文化底色尚在。

二、从文化基因看价值超越性

　　正视历史就等于真正打开了历史的大门，历史传统和文化精神必然就会奔涌而来，成为我们今天展开创造性转化实践的丰厚资源。

　　我们党对于传统文化历来有明确的态度和鲜明的表达，即取其精华，弃其糟粕。然而，这一原则说起来简明扼要，实际操作起来却颇为复杂，需要面对多重理论框架的限制。其中影响最大的就是社会发展五阶段论。目前，学术界对社会发展五个阶段论的理论来源争议颇大，但影响仅限于专业学术圈子，一般人由于以往所受教育的局限，对历史的认识在很多时候依然是按照五个阶段来划分的。

　　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由于不同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势必由低到高依次展现出不同社会发展阶段之间从落后到先进的演进关系。但是，能否相应地把不同社会发展阶段产生的思想观念，就笼统地因为物质生产水平的高低而贴上先进与落后的标签，则需要做更审慎而深入的分析。比如，晚清以来，近百年的中国社会正处在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发展的进程，大机器的发明和电力的使用，以及物质生产的极大丰富，使农业社会及其代表的历史阶段的落后，被直截了当地具体化了。由此，历史阶段所形成的文化精神，及其蕴含的价值，在很多时候就由于较落后的物质发展水平而被贬低。尽管也有对精神意识的能动性予以重视的情况，但所谓的“时代局限”，在很多时候有意无意地成为了人们对传统文化精神进行评价时的一个通用标签。这样的观念扩展开来，使得任何一种传统文化精神及其蕴含的价值都更多地被固化在特定的历史发展阶段，只能更多地体现其特殊性。

　　但是，习近平总书记在2013年12月中央政治局第十二次集体学习中明确指出：“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要努力展示中华文化独特魅力。在5000多年文明发展进程中，中华民族创造了博大精深的灿烂文化，要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以人们喜闻乐见、具有广泛参与性的方式推广开来，把跨越时空、超越国度、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把继承传统优秀文化又弘扬时代精神、立足本国又面向世界的当代中国文化创新成果传播出去。”这里，习总书记不仅强调了中华文化中存在某些最基本的文化基因，即优秀传统文化，它们构成了中华文化的底色和特色，而且更明确指出这些文化基因能够适应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从而能够跨域时空，超越国度，富有永恒魅力。这样的阐述，相比过去对文化精神的阶级定性，以及时代局限的强调，这一表述已经开辟了新的方向，为从学理上进一步探究并厘定中华文化的基本文化基因，建构和传播中国价值的普遍性和超越性，作出了重要的理论铺垫。

三、从交流互鉴看文化发展途径

　　对于文化发展的途径，通常有两种对立的理想型。一种是自力更生的发展方式，倾向独立自主、对外部警惕、保持自身的特色。另一种是开放吸收的发展方式，倾向于沟通、学习，淡化自身特色，融入外部世界。

　　现实总比理论假设复杂，但理论假设的简洁明快常常产生更大的先入之见。当中国崛起逐步为世人关注，恰逢其时，我们党又提出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西方世界下意识地会做出“民族主义抬头”或“中国威胁”的论调。

　　但相反，习近平总书记特别强调文明之间的交流互鉴。在2014年9月的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开幕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任何一种文明，不管它产生于哪个国家、哪个民族的社会土壤之中，都是流动的、开放的。这是文明传播和发展的一条重要规律。在长期演化过程中，中华文明从与其他文明的交流中获得了丰富营养，也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重要贡献。丝绸之路的开辟，遣隋遣唐使大批来华，法显、玄奘西行取经，郑和七下远洋，等等，都是中外文明交流互鉴的生动事例。儒学本是中国的学问，但也早已走向世界，成为人类文明的一部分。”这里从中外文明交流互鉴的史实，揭示了流动、开放是文明发展的一般规律。

　　总书记更进一步明确指出，“从这绵延2000多年之久的历史进程中，我们可以看出这样几个特点。一是儒家思想和中国历史上存在的其他学说既对立又统一，既相互竞争又相互借鉴，虽然儒家思想长期居于主导地位，但始终和其他学说处于和而不同的局面之中。二是儒家思想和中国历史上存在的其他学说都是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的，都是顺应中国社会发展和时代前进的要求而不断发展更新的，因而具有长久的生命力。三是儒家思想和中国历史上存在的其他学说都坚持经世致用原则，注重发挥文以化人的教化功能，把对个人、社会的教化同对国家的治理结合起来，达到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目的。”显然，儒家作为主导思想，与其他学说之间形成了一主多元，沟通对话的模式，相互借鉴，一定程度上达成了儒释道三家合流，同时又保持各自的鲜明特色，共同建构了中国人的人文精神世界。正是基于历史和现实的多重考量，既吸取历史上闭关锁国的历史教训，又深入探寻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发展机制，交流互鉴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途径。

　　因此，总的来看，习近平总书记把“文化自信”立为“三个自信”的根本，是我们党对中华民族历史命运的高度自觉。领会“文化自信”的重要论述，要求我们解放思想，正视客观的历史事实，积极发掘优秀传统文化，与当代相适应。在世界文明交流互鉴的大背景下沟通、对话，展示中华文化的特色，增强中华文化的感召力，助力中国从经济大国走向文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作者系中央党校副校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