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众对此案最大的关切，并非来自贾敬龙是否有罪，而是是否应该适用死刑。有关司法机关应积极行使释明权，通过对此案的释明，向公众明晰宣传中国的死刑政策。

最近，一个名义上的“将死之人”成为全国舆论关注的对象。

故事发生在去年。河北石家庄长安区北高营村旧房改造时，贾敬龙精心装修的婚房，在婚礼前不到20天，被当地村委会“强行拆除”，他对该村村长兼书记何建华产生怨恨，寻机报仇。2015年，他用一把改装的射钉枪朝何建华后脑开枪，将其杀害。

贾敬龙案经过了一审二审，他都被判为死刑，而且目前他的死刑判决已经通过最高人民法院的复核，死刑判决随时会被执行。

无论如何，哪怕涉及到强拆的因素，贾敬龙使用射钉枪，杀害村长，是严重的刑事犯罪，应该受到法律的严惩。

但这次讨论并不是关于贾敬龙是否有罪，而是是否应该适用死刑——这一刑法规定的极刑？他是否达到了刑法规定的“罪行极其严重”的死刑标准？是否应该适用“凡是可杀可不杀的，一律不杀”？ 被害人对于凶案的发生有没有明显过错？这是否体现在量刑过程中？

既然，公众对此案的死刑质疑那么大，我们希望最高法积极行使释明权，通过对此案的释明，向公众明晰宣传中国的死刑政策。

当地已明确表示，此案不属于“强拆”，但就像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何海波所说的，“村委会强制拆迁没有法律依据，是违法拆迁”。哪怕与村委会签订了拆迁协议，这种民事协议也不允许任何一方通过私力强制执行合同，人身强制尤其不能允许。“一个违法的私力强制引发了一个恶性的私力复仇，这是整个故事的要点。”

我们要问的是，这样的涉嫌“违法强拆”的因素，有没有考虑在死刑量刑中？

1999年最高法的《维护农村稳定刑事审判工作座谈会纪要》明确，“对于被害人一方有明显过错或对矛盾激化负有直接责任，或者被告人有法定从轻处罚情节的，一般不应当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而且，2007年最高法、最高检等联合出台的《关于进一步严格依法办案确保办理死刑案件质量的意见》明确，我国的死刑政策是：“坚持保留死刑，严格控制和慎重适用死刑。我国现在还不能废除死刑，但应逐步减少适用，凡是可杀可不杀的，一律不杀。”

“要论证贾敬龙死刑的正当性，不仅要论证适用死刑没有错，而且要论证贾敬龙不属于“可杀可不杀”范围，只能判死刑，不判死刑就不对。”

人们也注意到了最近中国死刑政策的一些动向：云南原书记白恩培收受财物2.4亿元，被法院判决死缓附带终身监禁。原龙煤集团物资供应分公司原副总经理于铁义因为受贿3亿元，被一审判处死缓，同样附带终身监禁。

这其实说明了，在司法实践当中，贪腐犯罪几乎不再适用死刑。或者说贪腐金额，哪怕达到了天文数字，司法机关仍不认为这些贪官构成《刑法》规定的死刑犯必须达到的“罪行极其严重”，仍属于“可杀可不杀的，一律不杀”。

以同样的事情标准来看，在“贾敬龙案”存在村委涉嫌违法“强拆”因素的情况下，贾敬龙杀死村支书是否属于“罪行极其严重”，是否属于“可杀可不杀”？

在法治之下，审判权只能由司法机关来行使，但是我们期待司法机关能对这起举国关注的死刑案，做出公开回应，积极澄清，积极释明中国的死刑政策——毕竟，目前网上流传的还只是贾敬龙一方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