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敬龙案生死辩，看到人心、看到社会变迁。透过一起死刑复核案的公共讨论不难发现，“少杀、慎杀”的死刑政策不仅作为国家司法态度而存在，也越来越在社会层面达成共识。

　　贾敬龙案进入公共视野，似乎有点晚。日前，贾敬龙案辩护律师收到最高人民法院的死刑复核裁定书，据媒体报道，包括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何海波、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张千帆在内的多位国内知名法学家撰文呼吁，认为贾敬龙案具有多项法定从轻理由。

　　2015年2月19日，河北石家庄长安区北高营村党支部书记何建华被射钉枪射杀，杀人者为该村村民贾敬龙。彼时的报道便已有“在拆迁中产生矛盾”的说法。本案死刑复核阶段的媒体报道，更详尽地勾勒出贾敬龙案来龙去脉，在城市“三年大变样”的背景下，案发村庄多年征地拆迁，征地不签协议，拆迁过程伴有暴力、强迫，“旧村改造中，对没有签字拆迁的住户使用‘三停’政策——— 停水、停电、停发一切福利待遇”。

　　贾敬龙将要举办婚礼不到20天前，村支书何建华带人强拆了贾敬龙精心布置的新房，贾敬龙的遭遇，令人唏嘘。官方说法中，已经签署拆迁协议的贾家不存在被强拆，但在本案卷宗以及媒体报道之中，却又满是一副强拆的架势：数十人围堵，拆迁户抵抗，发生肢体冲突，最终民房轰然倒塌，并因此埋下血案的隐患。贾敬龙案辩方多次主张，被害人何建华违法实施强制拆迁，也有过错，按照1999年最高法《维护农村稳定刑事审判工作座谈会纪要》表述，“对于被害人一方有明显过错或对矛盾激化负有直接责任，或者被告人有法定从轻处罚情节的，一般不应当判处死刑立即执行”。此番贾敬龙案引起法学界广泛关注，争议的焦点不在贾敬龙的罪与非罪，而在于本案是否应当慎用死刑的问题。

　　是不是违法强拆，案发后是否存在自首情节，是贾敬龙案能否“刀下留人”的核心关键。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何海波认为，在贾敬龙“案中案”——— 被害人何建华主导的强拆发生的前一年，《行政强制法》即已施行，该法规定，行政强制执行只能由法律设定，法律没有规定行政机关强制执行的，作出行政决定的行政机关应当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无论如何村委会都没有法定强制权力，那么出动人员、车辆，现场发生剧烈肢体冲突的拆迁行为，如果不是违法强拆，那又该是什么？作为贾敬龙案的前情存在的强拆本身，需要司法做公允、专业的判断。案发后，贾敬龙在去往派出所自首的路上受伤遇阻，编发的自首短信截图亦存证于卷宗，又是否属于最高法《关于处理自首、立功具体应用法律问题的解答》中的“确已准备去投案，或者正在投案途中被公安机关捕获的，应当视为自动投案”？如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何海波所言，国家建立法治并禁止私力复仇，是贾敬龙构成犯罪、必须惩罚的原因，但法治同样禁止私力强制，这是本案被害人有过错、贾敬龙罪不至死的原因。

　　法律界对贾敬龙案案情细节的深究值得关注，正如《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的意见》所言，“人民法院作出有罪判决，对于证明犯罪构成要件的事实，应当综合全案证据排除合理怀疑，对于量刑证据存疑的，应当作出有利于被告人的认定”，有罪判决需要慎之又慎，事关人命的死刑判决显然更应如此，在死刑复核裁定已出之后的各方努力，事实上也在给司法一个再斟酌的机会。在人命面前，没有所谓覆水难收的尴尬，直面个案争议、深思案情细节才是负责任的态度，更是司法审慎的需要。

　　贾敬龙案之外，死刑复核权上提到最高法已近十年，媒体陆续推出十年回顾报道，据《南方周末》报道，十年来，中国死刑立即执行案件总数已由“万字号”减少到“千字号”，少杀、慎杀效果明显。成绩显著，更是司法人权的进步，十年一次回顾，更重要的还要有能力看到制度改革的前路。死刑复核程序长期处于非诉讼化状态，律师的参与度有限，死刑复核不开庭，“法官对着案卷审案，律师们能做的就只有约见法官、会见当事人、提交辩护意见”依然是并未实质改变的现状。死刑复核程序的诉讼化，是深入推进依法治国的题中之意，更可以体现和贯彻“少杀，慎杀”的死刑政策，而非司法资源的浪费。

　　贾敬龙案生死辩，看到人心、看到社会变迁。透过一起死刑复核案的公共讨论不难发现，“少杀、慎杀”的死刑政策不仅作为国家司法态度而存在，也越来越在社会层面达成共识，少杀、慎杀，尽最大可能不杀，同样可以达到惩戒、教育和预防犯罪的作用。通过个案谈死刑存废或许不合适，毕竟这涉及国家司法制度的整体改革，但个案讨论却可以促使公众思考和探索，必将助益审慎司法赢得更大的社会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