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人大常委会将首次审议《慈善法》草案。控烟界人士建议《慈善法》应严格禁止烟草企业从事捐赠、赞助慈善等活动，否则以往在《广告法》中限制烟品广告的努力恐流于白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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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年5月11日，北京市“劝阻吸烟手势”评选结果揭晓，文汇中学和文汇小学的1000名学生在文汇中学操场上集体演练“劝阻吸烟手势”。 东方IC

　　【财新网】（记者 刘佳英）10月30日至11月4日，在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七次会议上，将首次审议“难产”10年的《慈善法》草案。

　　10月28日，在中国政法大学卫生法研究中心举办的“控烟与慈善捐赠”研讨会上，多名控烟界人士表示，审议《慈善法》草案是难得的立法窗口；应借此机会禁止烟草企业以慈善之名，促进烟草销售，危害公众健康。

　　距《慈善法》的立法程序启动至今，已历十年，引发诸多社会讨论。其中，烟草企业能不能向慈善组织或其他受赠人捐赠财产，是控烟界与烟草界人士争论的焦点。

　　“社会上存在一种误区，觉得烟草企业拿钱做的是好事。”控烟组织新探健康发展研究中心项目官员李彤指出，很多人认为，不应该禁止烟草企业做慈善捐赠；但李彤说，这种意见忽略了烟草企业的真实目的，并称烟企的捐赠之举只是为了“洗白”自身形象，促进烟草销售。

　　新探健康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吴宜群解释，在新《广告法》实施后，烟草广告被全面禁止，压缩了烟草企业的营销空间。但如果在《慈善法》内，不对烟草企业从事慈善活动进行限制，则烟企很有可能“钻空子”，利用冠名慈善活动搭配媒体报道等手段变相“打广告”，使公众忽略烟草的危害。

　　控烟界人士以2011年1月12日出版的《昆明日报》为例，当日该报以红云红河烟草（集团）在学校设立“红云园丁奖”和“红河助学金”为新闻主题，并称此举彰显了红云红河“高度关注民生、真情回报社会的优秀企业形象”。

　　在吴宜群看来，烟草与普通商品相比，性质特殊，对公众健康和环境的危害极大，因此烟草企业做慈善，不能与其他企业等同视之。她认为，“烟草企业捐助小学，花的是小钱，却能改变烟草在青少年心中的形象，让消费者和烟草品牌建立情感联系，这样做的经济利益是很大的。”

　　另一名控烟界人士陈四益认为，烟草企业利用慈善活动树立品牌形象，却危害吸烟者健康，其所可能危害的人群数量，远远超过接受慈善活动救助的人。

　　目前，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七次会议将要审议的《慈善法》草案内容尚未对外公布，但据湖南慈善网在7月间发布的一份草案版本的定义，“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为了实现慈善目的，向慈善组织或者其他受赠人进行的自愿、无偿赠予财产的活动”即为“慈善捐赠”。而烟草企业亦属法人之列，并未特别遭限。

　　此外，湖南慈善网公布的《慈善法》草案文本还提出，“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捐赠财产、设立慈善信托用于慈善事业的，依法享受税前扣除”，“捐赠人对其捐赠的慈善项目可以留名纪念”等鼓励措施。

　　但上述规定，却让中国控制吸烟协会常务副会长许桂华“很担忧”。许桂华表示，税前扣除、留名纪念这些好处，对烟草企业吸引力很大；很多烟草企业曾公开声明，这类慈善活动帮助他们提升了烟草销售量。

　　许桂华还担心，《慈善法》如果不从上位法的角度，规制烟草企业的捐赠行为，以往控烟界人士为限制烟企和烟品形象曝光所做的努力恐将白费。2009年，上海烟草（集团）公司曾提出要向上海世博会中国国家馆捐赠2亿元，后因控烟界人士反对作罢。“按这样规定，是不是我们以前都做错了？”

　　控烟界人士还引述《世界卫生组织烟草控制框架公约》（下称《公约》）的规定，呼吁《慈善法》立法时，禁止烟草企业进行捐赠或从事慈善活动。

　　中国也是《公约》的缔约国，并于2003年11月10日正式签约。《公约》规定，签约国应尽量管制被烟草行业描述为“社会责任”的活动，包括“广泛禁止所有的烟草广告、促销和赞助适用于所有形式的商业性宣传、推介或活动，以及对任何事件、活动或个人的所有形式的捐助，其目的、效果或可能的效果在于直接或间接地推销烟草制品或促进烟草使用”。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控烟办公室研究员杨杰介绍道，据他了解，有29个国家都从国家法律法规的层面，禁止烟草企业开展以“社会责任”为名、行营销之实的活动。而俄罗斯、印度、巴西等三个“金砖国家”对此也都有规定。杨杰建议，中国的《慈善法》也应专门拿出一条或一款禁止烟草企业捐赠，并设立处罚条款。

　　2015年6月1日，被视为“史上最严禁烟令”《北京市控制吸烟条例》（下称《条例》）正式实施，其中即规定禁止“各种形式的烟草促销、冠名赞助活动”。《条例》实施以来，中国控烟协会的调研表明，北京的无烟环境有所改善。但北京市控烟协会会长张建枢坦言，北京的《条例》虽禁止烟草企业的赞助活动，但还需要《慈善法》这一上位法的支持，否则会出现分歧，致使地方法规的落实遭遇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