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首席评论员　朱珉迕
　　201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今天开幕，其主题“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明显提示着网络安全议题的全民化趋势。而前有数起轰动全国的电信诈骗案，后有网络谣言将房地产市场搅得鸡飞狗跳，近期多起社会公共事件背后，亦折射出网络安全防护的急迫需求。
　　事实上，今天的互联网早已突破了单纯信息技术的范畴，越来越成为影响经济、社会、文化乃至政治、军事运行逻辑的关键性因素。网络安全也不再只是技术领域内部的安全维护问题，不再只是造一堵对付“黑客”侵袭的“防火墙”——它更是涵盖全社会方方面面的公共议题，事涉方方面面的安全和利益。
　　相应地，解决网络安全问题，视野亦应跳脱网络本身，关注更具根源性的问题。“就网谈网”已经不足以对今天的网络空间实现“善治”；套用那句古诗的说法，很多方面“功夫在网外”。这也意味着，日趋紧迫的网络安全议题绝不只是抛给网信、安全等专业部门和机构的考题——它更是针对全社会的共同考验，需要社会各方的高度协同。
　　去年的世界互联网大会上，“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成为聚焦热点。习近平主席在会上就此提出的五点“中国主张”，就包括各国共同保障网络安全、促进有序发展，及构建互联网治理体系、促进公平正义。置于国内的语境下，网络社会同样需要“共同体”意识。如总书记所言，“维护网络安全是全社会共同责任，需要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广大网民共同参与，共筑网络安全防线”。
　　构造出一个怎样的网络共同体，很大程度上就意味着营造出怎样的社会共同体。只有构建出新型的社会共同体，网络环境下的社会运转才可能自如顺畅；也只有构建成一个信奉共同规则、共同秩序、共同责任、共同价值的命运共同体，深刻改变着社会的互联网，才可能最大程度发挥“正效益”，避免“负作用”。
　　而从今天的实践看，构建这样的共同体，显然前路犹长。网络社会是一个高度开放的社会，开放社会需要以健全的规则作为支撑，并通过各环节各司其职、密切协作来实现治理。而今天暴露于网络空间内、进而从“网上”蔓延至“网下”的安全问题，折射出的往往是协同合作的缺失，以及一些真正责任主体、责任环节有意无意间的“被遮蔽”。
　　譬如对付电信诈骗，除了从末端打击具体诈骗行为，本还应当追问为何能坐视“虚拟号段”成为诈骗者的“利器”？为何个人信息会被无节制地倒卖？打击网络谣言，亦需要反思究竟是什么提供了谣言传播的温床？只是传谣者“居心叵测”、信谣者“不懂甄别”，还是也有权威信息发布不畅、公共政策尚欠透明的原因？追问这些，会发现安全问题背后还有更深的根源；而触及这些根源，应对网络安全及其延伸的社会安全问题，才不至于“头痛医头、脚痛医脚”。
　　网络社会是高度开放的社会，某种程度上，开放天然意味着漏洞的增多、安全风险的增强。而填补漏洞、防范风险的办法不是拒绝开放，恰恰是更为缜密、高效也更为负责的治理和修补。计算机系统也常有漏洞，随之而来的是不断更迭的“补丁”，以及不间断的系统性修复。漏洞本身并不可怕，不能全面地检视问题，拿不出补丁、不善于修复，甚至纵容漏洞扩张，才是真正可怕的问题——对系统性问题不能施以系统性修复，某种程度上也是对漏洞的纵容。
　　治理网络社会，适用同样的道理。安全的考验从不中止，是及时地用“补丁”修补漏洞、乃至未雨绸缪地预防漏洞，还是对漏洞置若罔闻、甚至利用漏洞谋一己之利，面对网络安全问题的不同态度，将把网络社会带往不同方向。今天将网络安全议题“全民化”，其实是将安全责任“全面化”。自觉担责、高度协同、共谋善治，这是社会各方都亟需树立的观念——政府部门，当然更应率先垂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