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评论员丁永勋

　　未成年的学生和家长以及整个社会,把一张张未被涂画的白纸托付给老师,天然要求被托付者承担更大的责任,不能等同于花钱消费的交易。教育者不仅要有专业知识和技能,还要有爱和责任

　　从传统社会的“天地君亲师”,到后来的“灵魂工程师”,教师,由于肩负文化与文明传承的特殊职责,一直带有某种神圣性。现代社会,由于知识趋于技能化,教育“技能培养”的功用性越来越凸显,连带着教师的“职业性”也越来越突出。由此,师者的神圣光环很大程度上被剥离,教师越来越趋向成为社会分工中万千职业中的一种,传统的荣誉感似乎打了很大的折扣。不仅如此,由于很多时候被着力宣传的教师典型,不少是甘于清贫、劳累坚守,甚至苦哈哈、惨兮兮的形象,影响了教师作为职业的吸引力。而个别师德沦丧的极端案例,更是殃及教师群体的社会评价。

　　随着一些人眼中教师的职业荣誉和道德光环的褪色,有人“顺势”提出,是时候剥去教师身上的“无私”“奉献”的光环了,与其唱那些凌空蹈虚的高调,不如索性承认教育就是一种花钱购买服务的消费行为,承认教师和公务员、医生、售货员、公交车司机一样,都是一种普通职业。

　　表面看,这样的观点似乎更“务实”:用普通职业的标准来要求老师,可能更便于建立完善职业规范,建立新型的师生关系。但是,不管社会怎样变,不管教育的功用性怎样突出,教育和教师承担的传承文明、全面“育人”的本质,恐怕永远也难以剥离——只要我们仍然抱有人类越来越向善的信仰。因而,教师过去、现在与未来,永远都不会是一种普通职业,永远都比一般职业有更高的道德要求。

　　对教师为什么有更高的道德要求?我想引用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社长袁钟关于“如何做一个医生”的演讲,“一个人找你看病,把所有隐私告诉你,把所有痛苦告诉你,把生命都交给你,这种人是仅次于神的人,而不是一般人。因为爱才有了医疗和医院,如果把这个精神泯灭了就不再叫医疗,那叫交易,它不可能有尊严。”这些话说的是医生,但这个道理对教师同样适用:病人是把生命托付给医生,而未成年的学生和家长以及整个社会,是把一张张未被涂画的白纸托付给老师,两者本质上是一样的,甚至教育的责任更重。

　　因为专业知识和权力上的优势,在这种关系中,天然要求被托付者承担更大的责任,不能等同于花钱消费的交易。教育者不仅要有专业知识和技能,还要有爱和责任。有教育家说,教育的本质就是爱。离开了爱,就没有真正的教育,也没有真正的教师。

　　在现代教育生态下,建立基本的教师职业规范,当然很有必要。但如果教师只是拿钱提供服务,只做到不打骂体罚学生、不与学生发生“亲密关系”,也只是达到法律和道德要求的底线,还不能算合格的老师。作为普通职业,“打好这份工”是基本要求,能坚持做到也属不易。但如果一个老师缺乏对学生的爱和责任,很可能连这个基本要求也达不到。

　　把教育看成花钱购买服务的消费行为,是纯市场经济的视角。但是,即便在搞了二三百年市场经济的西方,也没有把教育当成纯粹的市场行为。尤其是义务教育,对国家是责任,对个人和家庭是义务,教师是具体承担这个责任和义务的人,不可能变成一个普通职业。

　　我们说要去掉那些不切实际的道德光环,摒弃“天地君亲师”陈旧观念,是要摒弃那种不合理的权力依附和不平等关系,并不是放弃对教师职业的道德要求,强调教师的个人品质和权威,也不是要牺牲学生的权利和自主性。二者并不是矛盾的关系。

　　当然,对老师提出更高的道德和责任要求,并不是让教师不求索取、只讲奉献,甚至惨兮兮地“蜡炬成灰泪始干”；相反,社会对教师的高要求,要与他们的高待遇和高地位相称。一个好的社会,必然是教师获得尊重、更多人愿意当老师的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