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约撰稿/沈洪溥

　　我身边不乏“上书”的例子，因“上书”而走红的人也颇不少。能上书到行政机关，当然有很牛的渠道，而能给总理成功上书并获得首肯的人，自然更具影响力。

　　昔时有因“向总理说实话”而出名的李昌平，后来成了改革学学者以及农村问题专家。近来又有桔子水晶酒店的CEO吴海，给李克强总理写了一封题为《做企业这么多年，我太憋屈了》的公开信，便被媒体誉为“国家主义商人”以及“多面而理性的爱国者”。虽然我不明白为什么可以用国家主义来称许商人，但吴海说的意思我是一看就懂的。

　　他的意思无外乎两方面：一方面政府对企业不好就是对人民不好，另一方面他觉得政府对企业不够好，最后他提出了解决方案。作为老板，自是习惯于讲社会责任，将企业如何重要，自己的企业如何堪称业界良心，乃至将企业放到人民前面，这是人情世故，不必细抠。要害是他觉得政府对企业不够好。他认为，“如果按地位排的话，政府管理人员是“大太太”的孩子，国企是“偏房”生的，而私营企业则是“婊子”生的，虽然都是国家的亲骨肉，但是大太太的孩子管着我们，偏房生的也怕大太太生的，但是他们敢找亲爹撑腰，而我们这群婊子养的只能被大哥打完左脸再主动地把右脸转过来让打。”看得人心惊肉跳吧。不仅如此，他还表示，“我们不敢说，是因为我们还要活着，我们说了，可能让大太太的一个孩子感觉不爽，或者受了批评、或者进了牢房，大太太其他的孩子会整死我们。”然后，他一一点评工商、建委、消防、公安、卫生、税务等部门是如何给企业找茬儿的……

　　看完之后，我深切地感到，作为酒店老板活得比酒店服务人员痛苦多了，CEO是个憋屈的职业。以此印证，憋屈当然就出文青，不怪海岩这样的酒店老板成为知名情感小说作家了——调侃归调侃，我是认为，吴海讲得并不全面。

　　首先，企业经营者分三六九等，企业分嫡出庶出，是意气用喻，跟现实并不完全相同。众所周知，当下国有煤矿、冶金等实业企业生存困难，而某些民营企业却可以“空手套”而纵横资本市场，谋取巨大利益。其次，他的酒店被行政执法部门“刁难”，也根本不是什么经济问题，完全是社会问题在经济领域的折射。

换种说法，吴海为代表的民营企业老板们自诩实业报国而屡屡受挫，但他听没听到过消费者们每年在“3.15”的定期群体性抱怨？听没听到过员工私底下的愤懑和诉苦？

　　从社会食物链上讲，民营企业家肯定并不是食物链的最低端，“沉默的大多数”才是最憋屈的人群。憋屈的特点在憋，你有公众影响力能发声，有记者采访跟进出镜叫屈，这叫什么憋呢？换到普罗大众，消费维权可能无人过问，被当街暴打可能追凶无门，被人骗走累千上万也没有人管，这才是真正的憋屈。

　　毋宁说，吴海的公开信反映了我们这个“互害型社会”的侧面。各种各样不公，民营企业家遇到过，国有企业管理者一样遇到过，就算是他认为的“大太太”的孩子——公务员群体一样遇到。开酒店的被工商、建委、消防、公安、卫生、税务等部门“找茬”，这些部门的人行走社会江湖，一样要被其他领域的人“修理”。比如说，此地工商到了彼地买了假货，就未必有异地同袍肯为他出力奔走。这叫“互害”，无人能免于恐惧和愤怒。吴海能当CEO，他肯定懂，只是没说，反而抖机灵谈什么“是人本身的问题”，“需要几代人才能解决的”。

　　治理“互害型社会”，简政放权是必要的，但并不能彻底解决问题。政府率先垂范，简政放权、确立机制仅是第一步。令“敬业、诚信、友善”畅行于中国才可能根治“互害型社会”。什么时候吴海们按规矩做事就可以一路顺风，不再发“公开信”动员媒体介入了，不去动用“潜规则”逾越“显规则”了，才意味着社会真正变好了。（作者为经济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