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涛，1920年出生，1937年9月参加八路军，同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57年担任总政宣传部宣传处处长，1975年任战士出版社副社长，1983年任解放军出版社顾问，1987年离休。2008年8月9日病逝，享年88岁。

　　黄涛从事军队出版工作半个多世纪以来，凭着对党和人民的热爱、对理想信念的执著、对繁荣军队出版事业的追求，以坚强的革命意志、强烈的事业心责任感和坚韧不拔的奋斗精神，始终致力于革命军事史料的编纂工作，主持编辑了《星火燎原》、《志愿军英雄传》等5套39本红色经典图书，累计达2000多万字，先后再版12次。新闻出版总署署长柳斌杰称赞他“不仅是解放军出版系统的先进典型，也是全国新闻出版战线的一个典范”。他先后荣获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独立功勋荣誉章，成为解放军获得出版界最高奖——韬奋出版奖的第一人，其名字被载入中宣部出版的《编辑家列传》。

　　一、爱党忠诚，矢志不渝，始终坚定献身军队出版事业的政治信念

　　黄涛对党和人民军队有着深厚的感情。兄弟姐妹9人，在他影响下，有8人投身革命，其中3人英勇牺牲。当组织决定安排他负责编纂人民军队光荣历史的工作时，他感到这是一项崇高的政治任务。与军史结缘的他主持编纂了人民军队的第一部英雄传、第一部烈士传、第一部中国古代和近代军事史、中国第一部大型革命回忆录，领导创办了第一本革命回忆录杂志和第一本面向部队青年官兵的生活杂志，开设了全国第一家大型军事书店。1956年，中央军委决定出版一部纪念我军30年来英勇奋斗历程的文集，即后来的《星火燎原》，时任总政宣传处处长的黄涛离开行政岗位，来到编辑部主持工作。面对上万件来稿，他感到很亲切，说：“我能从中感受到人民军队波澜壮阔的历史，感受到红色江山的来之不易，感受到我们党发展壮大的足迹。能从事这项工作，我无比自豪和兴奋，我要用手中的笔为党的光荣历史歌唱。”

　　黄涛视《星火燎原》为自己的生命。在《星火燎原》一书历时26年的编辑过程中，始终坚持“尊重历史，存真求实”的宗旨，即使在“文革”中遭到了错误地批判和专案审查，依然坚持：“历史是无法编造的，不公正地记录，文章就没法写。”在编辑部被遣散，自己被关牛棚，接受劳动改造时，他嘱咐家人和同事要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这份精神财富。他告诉老伴和孩子：“一旦造反派抄家，家里什么东西都可以不要，但《星火燎原》的资料和书籍万万不能撒手。”遵照他的意思，家人和同事把《星火燎原》的相关资料和书籍埋到地下，使上万篇来稿和众多珍贵资料躲过了毁灭性浩劫。他始终抱着这样的信念：保留下这些书稿就是保留下人民军队一段辉煌的历史，总有一天这些历史能重见天日。编辑部的老同志们说：“如果没有他的谋划和把关，没有他那种对历史、对后人负责的精神，没有他的冒险保护和坚持，《星火燎原》不会有现在的历史价值，也不会有《星火燎原·未刊稿》的出版。”

　　黄涛在身卧病榻时仍全身心地投入到《星火燎原》的修订工作。2007年9月，黄涛被诊断出膀胱癌晚期。但在医院里，他念念不忘的还是《星火燎原》，捎口信打电话让解放军出版社来人，当面交待《星火燎原》的具体修订意见，并将这些意见写在了信纸上。他对出版社领导说：“组织上交给我的事情还没有完成好，由于种种原因，《星火燎原》在编辑中还存在一些缺憾，我想了这么几条重点的，交给你们，再版的时候请一定做出订正。”社领导看着有书法家美誉的他，写的歪歪扭扭已变了形的字，无不为之动容。他考虑到医院里经常有人来探视，不能静心思考书稿的事，经一再要求出了院。回家第二天，就抱病开始整理《星火燎原》，老伴和孩子们谁也劝不住。2008年1月20日，他因为尿血再次被送往301医院重症监护室。医生曾告知亲属：膀胱上生长着3×3cm的恶性肿瘤，一旦胀破而出现大出血就没有抢救的可能性了。经过3天监护，他的病情得到控制，可刚转入普通病房，就又工作起来。家人只好把资料和书籍拿到病房。他说：“癌症对年纪大的人发展比较缓慢，我争取用一年半的时间，再把《星火燎原》梳理一遍，为出版社出版《星火燎原》全集尽最后一份心血。”

　　二、心存忧患，激情满怀，始终践行传播和弘扬红色经典的光荣使命

　　黄涛始终关注老一代革命传统在今天的传承。在当今价值观念多元化特别是年轻人思想活跃的时代，一些媒体不负责任登载对英雄形象产生负面影响的文章，甚至还出现了《星火燎原》刊载的某个英雄事迹是假文章的报道，这深深地刺伤了一生从事宣传英雄的他。他激动地说：“看到英雄被玷污，我很心痛。”他多次对领导说：“我们的红色经典亟须重新整理和编辑，以占领主流思潮的阵地。反映老一辈革命者革命精神的红色经典，应该影响每一代人，这关乎民族和国家的未来。”为此，他亲自主编了《中华爱国英杰辞典》、《苦斗十年》、《硬骨头六连》等一系列讴歌英雄和时代楷模的书籍。

　　黄涛从不允许拿红色经典制造卖点。一家杂志的编辑得知毛泽东为《星火燎原》丛书亲笔题写了书名，而且这也是毛主席一生中唯一为一部书题字，郭沫若称这部书“是用红宝石砌成的万里长城”。这名编辑得知他是该套丛书的主要编纂者，就约请他写一篇《〈星火燎原〉诞生记》，并列出写作提纲，特别要求他将“文革”期间的风风雨雨写得“花哨”一点，具有揭秘性、猎奇性，说这样才有卖点，并许以大篇幅刊登和丰厚稿酬。他委婉地说，宣传《星火燎原》是件好事，但根据我所掌握的资料，恐怕达不到你的要求。

　　黄涛痴心不改做宣传战线的一名忠诚战士。他深切地感到，英雄事迹的宣传也需要与时俱进，只有把红色经典的宣传大众化，才能更好地让英雄事迹深入人心。在后来编纂《红军英雄传》、《中国共产党抗日英雄传》和《解放战争英雄传》时，他积极主张开本要采用当时图书市场刚刚流行的十六开，并且在版式和印制等方面都要与当代读者的阅读习惯和审美情趣相适应，在书中增加了大量引言、解读、插图和背景资料等，做到了图文并茂。专家评介，能把革命历史题材图书做得这么精致时尚，实属不易。2007年解放军出版社出版《星火燎原?未刊稿》时，再次受到启发，使这套丛书装帧更精美，版式更新颖，设计更独特，创造了丰厚的社会价值和经济价值，在社会上掀起了一股“红色旋风”，该套丛书被评为2007年度十佳图书。为了更好地向广大读者介绍新出版的英雄传，80多岁的黄涛带病走进广播电台直播间，充满激情地讲述英雄故事，畅谈革命传统。他在参加各种社会活动中，将自费购买的革命英雄传记等图书作为赠送的贵重礼品。一向低调的他还撰写署名文章，接受电台和电视台的采访，大力宣传推广红色经典。

　　三、严谨细致，求真求实，始终以对历史和后人负责的精神履行好军队编辑的崇高职责

　　黄涛常讲有离休的岗位没有离休的党员。他离职休养后，按理说，他的工作应该划个句号了，可他说句号放大了就是零，零就是一切从头开始，“当年我参加革命是为了推翻三座大山，晚年我要完成三件大事。”2005年，85岁高龄的他找到社领导，强烈要求担任《中国共产党抗日英雄传》、《红军英雄传》、《解放战争英雄传》丛书的出版编辑工作。他说我今生今世最大的幸事就是让这3部书成为纪念抗战胜利60周年、长征胜利70周年和建军80周年的献礼图书。

　　黄涛的严谨是出了名的。红军长征中使用过一种叫梭镖的武器，但很多文章都将“镖”写成了“标”。为此，他翻阅了30多个版本的辞海、辞典，认定从武器的角度来讲，用“镖”更为准确，并及时向出版社编辑人员做了通报。在编纂一部英雄传时，打字员把一名反面人物的名字打错了一个字，他用红笔将错误的地方一笔一划地更改过来，并对有关编辑说：“编写英雄传，一定要细之又细，不能出半点纰漏，就是汉奸特务的名字也不能搞错。”对再版图书回头看，是他倡导的职业习惯。近年来，出版社再版一些图书时，都能收到黄涛的修订意见。在再版一部获奖图书时，责任编辑感到这本书已是精品，不必修订。正准备交到工厂付印时，他送来了10多处修改的意见。当编辑得知，这是黄老刚刚做完白内障手术后写的意见时，深受感动。他说，“眼睛看不清，不能思想看不清。出版工作是铸造精神支柱的，编书应该少留遗憾，多留青史。”

　　黄涛经常告诫年轻编辑要修身立德。“书贵于精，人贵于勤”、“编书不能为了职称，编辑要当得称职”、“修好做文字的功课，清除思想上的功利”、“热点过去很快，经典才能永存”，他的这些至理名言成为大家的座右铭。一时间，“速食读物”、“快餐文化”、“网上抄手”充斥出版界，有些年轻编辑还津津乐道，感觉是搭乘上了时代的快车。他看在眼里，急在心上，“战士究竟需要什么书，不能只看是否畅销。”每有机会，他都以《星火燎原》一书有36篇作品收录中小学课本作论据，以《朱德的扁担》等家喻户晓的文章作实例，给年轻编辑“上大课”。在他的感召下，出版社上下形成了出好书、出精品的良好氛围。社领导说：“黄涛带出了一批优秀编辑，促进了社里的全面建设，首届中国政府出版奖里有他的功劳。”

　　为了修好编辑的功课，黄涛付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艰难。近年来，由于身体多病、虚弱，他不能到出版社主持编辑会议，他家里的电话成了出版社的热线，编辑们有什么难题随时打过来，有时一唠就是一个多小时，他家的客厅也成了编辑部的会议室，出版社出版《星火燎原?未刊稿》时，作为最了解和关心这套丛书的人，他提出的几十处修订意见就是在这里向编辑人员交待的。因长期伏案与桌子磨擦，他身上穿的衣服袖子都磨坏了，连毛衣袖子都是大窟窿。他的右手几个指头，都是弯曲的，二拇指已经变了形，医生说，这是长年累月握笔造成的。后来，实在坚持不住了，他口述孩子们记录。77岁的老伴心疼他，从小外孙那儿要来了一台台式电脑，开始学习打字，老伴说，这样老黄只要动嘴就行了，他那弯曲的手就不会再遭罪了。

　　四、品德高尚，言行一致，始终保持共产党员和革命军人的无私本色

　　“执笔写英雄，躬身学英雄。”这是黄涛早些年工工整整写在《星火燎原》一书扉页上的一句自勉的话。他说最脸红最后怕的事就是去世后，别人背后议论自己“干为英雄立传的活，做给组织抹黑的事”。

　　黄涛对名利和个人的事看得很淡。他在正师职岗位干了近30年，可从没有因个人职级待遇问题找过组织。老伴多次让他找机会反映一下，他总是说：“加入党组织就是干革命的，我只有为组织工作的义务，没有向组织伸手的权利。”他在被确诊为晚期膀胱癌的检查中，得知其中的一项筛查花了国家11920元钱，为此懊悔了好几天。按照有关规定，他的医药费是实报实销的。再者，做什么检查那是医生根据病情所决定的。可他总是说：“这样花国家的钱，我心痛。”因为长时间尿血，营养已经跟不上了，医生提出要喝点营养液。可听说一瓶营养液要五六百元，他说什么也不肯喝。为了安慰医护人员，黄涛故意做出吃饭很香的样子，说：“能吃饭营养就能跟上，用不着吃贵药。”三女儿哭着求他：“爸爸，您这是何苦呢？不花国家的钱，咱自己家花钱行吗？你喝点，对身体有好处，我们不能没有爸爸呀！”在场的医护人员无不为之落泪。

　　黄涛对家人和子女要求严格。他的大女儿黄长江被单位安排转业，希望他找人说情，可他说安排你转业是组织决定的，我对组织张不开这个口。当时，大女儿所在的科室主任就是著名的好军医华益慰，华益慰了解了这件事后，找到有关部门，才把年轻的业务骨干黄长江留了下来。

　　2002年，已正团7年的儿子黄海洋被平调到京外干休所任职，黄涛鼓励儿子不要有情绪，要在新岗位创佳绩。他的二女儿黄小燕从部队转业后分配工作不理想，想通过父亲的关系调到解放军出版社当一名职员干部。他说：“孩子，你想过没有，爸爸如果动用关系过问了你的事，管得了一次，也管不了你一辈子。而只要有过这么一次，爸爸就一辈子也对不起党，对不起那些先烈们了！”

　　黄涛获得韬奋出版奖后，他把全部奖金捐赠给解放军出版社，设立星火燎原奖，奖励年轻有为的编辑；他还把个人省吃俭用的工资捐赠给家乡小学，设立星火燎原奖学金。受捐单位想给他立块石碑，刻上他的名字，他却说什么也不同意，反复强调和牺牲的烈士比，这算得了什么。

（责任编辑：祁建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