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我还是一个23岁的年轻人，那一年我大学毕业，成了南京特殊教育师范学校的一名教师。在这里我需要解释一下，南京特殊教育师范学校的学生都是健全人，毕业之后，他们将成为残疾人的老师。作为残疾人老师的老师，老实说，我当时一点也不知道残疾人对我将意味着什么。

因为我写过小说《推拿》，许多人都有一个误解，以为我把我所认识的残疾人的故事都写进了小说，事实上不是这样。为了尊重朋友的隐私，我在《推拿》里头没有记录任何一个真人，也没有记录任何一个真事。但是，在今天，我要给你们讲两个故事，人物是真的，故事也是真的。对了，在讲故事之前，我要介绍一下我的职务，我的职务是推拿中心盲人居委会的大妈。

第一个故事是关于戒指的。我有两个盲人朋友，一男，一女，他们是一对恋人。有一天夜里，姑娘把我从推拿房叫到了大街上，掏出了一枚戒指。她告诉我，她想和她的男朋友分手，戒指是男朋友送的，她请我把这枚戒指退还给她的男朋友。我把小伙子喊了出来，把姑娘的想法转告了他。小伙子对我说，他已经感觉出来了，但是，希望我把戒指再送给女方，理由很简单，恋爱可以终止，这段感情却是真实的，他希望女方把戒指留下来做个纪念。我只能来到女孩的面前，转达了小伙子的意思。姑娘说，都是残疾人，买一个戒指不容易，请你再跑一趟，退给男方。我又一次来到小伙子的面前，经过我的反复劝说，小伙子最终接受了戒指。第二天上午，那个姑娘就消失了，我再也没有见过她。

在这里我想告诉大家，盲人都有他们的身理缺陷，他们大部分都有些自卑，他们担心主流社会的人瞧不起他们。为了补偿这种自卑，他们就格外地自尊。作为居委会的大妈，我时刻能感受到他们心底里的那种力量，这力量其实也正是生活里头最为朴素的一个原则——是自己的就是自己的；不是自己的就不是自己的。在我看来，一个人只要过上有原则的生活，他就是高贵的，这样的生命就是高贵的。我愿意向这样的生命致敬。

现在我要说第二个故事了，还是关于戒指的。我另外有两个盲人朋友，一男，一女，也是一对恋人。这一对恋人要幸运得多，他们最终结婚了。就在他们举办婚礼的前夕，小伙子找到了我，让我做他们的证婚人。在我给他们证婚之后，婚礼的司仪、江苏人民广播电台的一位女播音员，请一对新人交换戒指。小伙子拿出了戒指，是钻戒。而那位盲人姑娘也拿出了一枚戒指。现在，我想请朋友们猜猜——姑娘的戒指是用什么做的？

这枚戒指是新娘用她的头发做的。新娘是一个诚实的姑娘，她大大方方地告诉我们，她买不起钻戒，她只能用她的头发为她的新郎编织一枚结婚戒指。这位盲姑娘说，她的头发太软了，太细了、太滑了，为了编织这枚戒指，她失败了一次又一次。她差不多动用了一百个小时才算完成了她的梦想。我清楚地记得，婚礼上所有的人都流泪了，我请来的女播音员几乎泣不成声。唯一没有流泪的那个人是新娘。她仰着头，凝视她的新郎，她自豪的、倔强的、幸福的、什么也看不到的、远远说不上漂亮的凝望给我留下了终身难忘的印象。她自己也许都不知道，因为贫穷，她没有能力去购买钻戒，但是，她却为我们展示了一只最高贵的戒指。它不是矿物质，它是一个姑娘的生命，她全部的爱，因为爱而激发的无与伦比的耐心。——这个故事就发生在大行宫附近一家最为普通的路边店里，时间是2011年的冬天。非常遗憾，在我证婚的时候，我的《推拿》已经出版了，要不然，说什么我也会把这个场景写进我的小说。今天，我把这个故事讲给你们，多多少少弥补了我的遗憾。

在这里我特别想说遗憾。作为一个作家，我的人生几乎就是在遗憾里头度过的，我相信，在座的艺术家们都会同意我的说法。每当我完成了一部作品，无论我多用心，回过头来，都会发现有许多东西没有写进去。这个没有写进去的东西就是比小说更加广阔、比小说更加丰富的生活。可我依然是乐观的，正因为有遗憾，我们手中的笔才不会停歇，遗憾在，艺术创作就永在。

最后，我有一个小小的提议，朋友们，为了你们的健康，也为了盲人朋友有一份更好的收入，大家常去做推拿吧。

（本文系毕飞宇1月21日在江苏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推进会上的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