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成都梓潼桥正街北口与布后街附近，一条短短的小巷在周围林立的高楼掩映下，并不起眼。然而，这条名为慈惠堂街的小巷在90年前，却是成都乃至全国最大的民办官助慈善机构“慈惠堂”总部所在地，街巷也因此得名。而且，民国时期，这里还是成都培养扬琴人才的一个重要场所。

慈惠堂街因“慈惠堂”而得名 

传承百年的老牌机构

关于慈惠堂的创建时间，有多种说法，有人认为在清康熙年间，也有人认为在清雍正初年。无论哪种说法属实，慈惠堂都可谓成都地区近两百年间规模最大、最为有名的慈善机构。傅崇矩《成都通览》记载，清末民初，成都各种官办、民办慈善团体甚多，尤以雍正初年(约1726年)创办的慈惠堂最大最著名，久而久之，街也因堂而得名。

从光绪五年(1879年)官府所绘四川省城街道图上看到，当时的成都慈惠堂有田300余亩，加上官府拨给的救济经费，可养活鳏寡孤独残疾无依无靠者三四百人。

慈惠堂档案中有两条记载：“慈惠堂为清代叶荣庆同冯、刘、秦、高诸善士创建，民国十三年夏尹前总理昌龄接办，益著成绩。官方先后将普济堂、育婴堂、幼童厂、济贫厂等处拨交整理，由是逐渐扩大，迄今所办救济事业为全川规模最大而效益最著者”，“窃查慈惠堂创自清之中叶，至民国十三年甲子，由本堂首事刘豫波、张立先、周保臣、周伯萌等公推尹仲锡继任总理维持，产业无多，规模甚小。接办以后对收益则极力整理，对事业则逐渐扩充。市之人见其成绩优良，遂有民众团体愿将其产业及所办事项隶入慈惠堂者。官厅亦有将慈善一部分事业拨与慈惠堂者，更有公家拨款维持，个人捐资捐产，兼收并蓄，业遂日宏。”

至民国时期，天灾人祸频发，大量灾民、难民流入成都，贫穷、饥饿、疾病成为社会的主要问题。当时，成都的民间慈善团体应运而生，最多时有100个以上。这些慈善团体纷纷对难民、灾民等施行救济，办理济贫、养老、抚幼、义学、借贷、恤嫠、拯溺、施棺、施药等慈善事务，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政府在社会救济中的不足，在当时的社会生活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而尤以慈惠堂为突出。时任市政督办的陈鸿文曾三顾茅庐，诚邀大善人尹昌龄出任慈善堂总理。

民国时期的成都流入大量难民，慈善组织的存在显得尤为重要，图为1917年的成都。 

尹昌龄主政慈惠堂的19年期间，为办理慈善事业呕心沥血，留下了许多传承至今的美言佳话。尹昌龄接管慈惠堂后，将当时老成都的慈善机构原普济堂、育婴堂、幼童厂、济贫厂等一并裁撤，归慈惠堂统一管理。慈惠堂不断发展壮大，在社会上的声誉越来越好，影响越来越大，在扶危济困、帮助政府解决社会问题等方面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博得社会好评。越来越多的人向慈惠堂捐款捐物，甚至捐献产业。除个人捐产之外，政府对慈惠堂的支持和帮助也很大。1931年，成都市政府将本市东糠市街叶元堂铺面一间、种德里一二两号内住房二间(系城隍庙全福会产)，马镇街第一三五六等号铺房三间、厕所一间(系属市产)，全部拨交慈惠堂管业。成都市政府所办之民生工厂因办理困难，也拨归慈惠堂办理，改名为培根工厂。1932年，成都市政府将家族内部矛盾和冲突较大的东大街刘氏祠产全部拨交慈惠堂进行管理。在尹昌龄的苦心经营及政府和社会各界的帮助和支持之下，慈惠堂的规模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1942年尹昌龄逝世之后，慈惠堂对所有财产进行清点造册，慈惠堂已经有水田、山田共计五千一百九十一亩二分八厘五毫四毛，地四十六亩四分九厘三毫、山地二千七百九十亩零四分九厘九毫一毛正，合计田地共八千余亩。另外还有若干房产、现金等。

一手办慈善 一手办火柴厂

据成都锦江区文史资料介绍，至抗日战争时期，慈惠堂声望日隆，成为全国闻名的慈善机构。在社会舆论的支持下，慈惠堂逐渐接管了普济堂(孤老院，遗址即今书院西街34中)、育婴堂(遗址在今育婴堂街)、孤儿院等，并在外东大田坎用拆除凤凰山新军营房的木料建成商业一条街，将商店铺面或出售、或出租，即今大田坎街。又在九眼桥接收惠昌火柴厂，办起培根火柴厂(遗址在今培根路)。

培根火柴厂的商标，原是一个小孩端着碗吃饭，目的为育婴，人呼为“娃娃牌”，其后尹昌龄感到娃娃牌商标的含义有所未足，于是更名为“扇牌火柴”。在火柴盒面画折扇一把，并亲手撰书前语六行，表达了慈惠堂的办厂宗旨：孤穷为本，良心至上，仁风为终。

1940年后，日寇飞机频繁轰炸成都，慈惠堂街附近的东大街、盐市口、少城公园一带，每每沦为一片火海，人员伤亡惨重。尹昌龄日夜操劳，安排鳏寡老弱残疾人员疏散到遍布郊外的慈惠堂佃户农家小院隐蔽躲藏，自己也暂避于培根火柴厂。

此外，在抗战时期，慈惠堂更做出了突出的贡献。比如普济堂为了优待出征军人家属，在原来八百八十名的名额基础之上，又增加男女共一百名，专收容出征军属之年老而无依靠者，其条件较收一般孤老为宽。孤贫儿童工读所增设名额二十名，专收出征军属学龄儿童之无力入普通学校受教育者。育婴堂本专收弃婴，为安慰出征军人，不惜破格收容出征军人送养之婴孩。所有这些举措，都是为了抗战的需要，为了适应当时环境的需要，为了补充政府照料出征军人家属之不足的需要。

黄穉荃在《国史馆馆刊》写道，尹昌龄经营慈惠堂多年，躬亲综核，一丝不苟，常对手下办事员说：“慈善机构的钱来之不易，是济贫救命的，若有亏空，天理不容。”

组织盲童学扬琴

亲拟16字班序

1924年，尹昌龄接手慈惠堂后，他发现，慈善堂一带经常活跃着许多盲人以及他们的孩子，这些人从事最多的职业就是算命，他们中也有些人有吹拉弹唱的手艺。尹考虑很久，决定让他们中的盲童在慈惠堂学习吹拉弹唱技艺，并对孩子们的学习、生活、去向等均作了周详的安排。

这一举措，对成都扬琴的继承与发展，起到重大的作用。

《成都通览》记载，成都百姓民间向来有放炮、过年、闹年鼓、耍龙灯、耍狮子、听扬琴等的习俗。传说成都三皇会的扬琴艺人在聚会和演出时，还有一个约定俗成的习惯，那就是供奉写有前辈艺人艺名的“百寿图”，就像传统的木工行业供奉鲁班一样，是对前辈艺术大师的尊重和缅怀。

尹昌龄倡导的瞽童所音乐科(即扬琴班)于1924年农历三月正式建班开课。他还请来当时的名艺人、名票友义务传习，甚至还拉来自己的亲戚乔仲权教《白帝托孤》等段子。开课时，尹昌龄亲拟16字“慈惠大成、发达永久、勉自未定、蒙天之佑”，作为班序。每期时间为4年，但毕业后仍留堂内，参加各种营业性演唱(或留所作教师)、书场演唱或出堂会等。第一班(慈字班)便只挑选了17人，后来大多学有所成，对成都扬琴的传承与发展有不少贡献。

郫县地方志，慈善堂扬琴班第一任教习名沈子啸，是个盲人，浙江人，当时他在潼川卖卜为生，由成都东门外胡耀东介绍推荐入堂作扬琴班首任教习。第一任监察员则延聘“省城士商高旷之人，平日以扬琴自娱者”何茂轩、邓楷亭、萧绍徽、范云卿、梁温恭、曹少杰、杨卓然、陈春帆等8人组成“专家组”，负责扬琴技艺的传授。

当时教授扬琴的技师们都是义务的，不一定每天到堂。慈惠堂的扬琴班成效很好，吸引了不少器乐人才，一直延续到上世纪50年代初。史料上说，成都慈善堂扬琴班先后培养了近200名学生，这也应该是今天成都扬琴堂“久唱不衰”的一个重要原因。

街头立碑纪念

1943年1月，尹昌龄在慈善堂不幸病逝。卧病弥留之际，他嘱咐老妻：“人死后慈惠堂财产账目切勿轻为启动，待举公正者任事时，始办移交。”

当时的成都华西日报这样评述，“当此盗跖纵横，贪鄙成习之今日，尹仲锡先生逝世之噩耗传来，使吾人格外悲痛，格外忧惧，引笔悼之，略抒胸臆……慈惠堂有良田八千余亩，而先生无之;慈惠堂有街房数百间，而先生无之;慈惠堂之财产，为先生手创，而先生仅寄居无地板之房，以终余年”。报道说，尹昌龄死后，家无余财办理丧事，只得由慈惠堂孤寡老人赙金主办。成都十二桥烈士王干青，与尹昌龄共事多年，深有感触，作《吊尹仲老》诗曰：“家无半亩居，人得广厦庇，余身二十年，存活亿亿万计。”可概其一生廉直。

尹昌龄去世后，成都民众还在少城公园为这位慈善事业家铸造了一尊铜像，赞美他“慈善事业，百世留芳;先生之德，山高水长”。在今天的梓潼桥正街北口与布后街交界处，还立有尹昌龄先生的纪念石碑。

后来，慈惠堂总理由张澜继任，1954年，张澜上调北京担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慈惠堂街的慈善机构也就结束了它的历史使命。(高文兴/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