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一些帮助其他中国公民寻求日本企业赔偿的活动人士和律师表示，陈家后人的赔偿争夺战与中威轮船公司最初的索赔一样不寻常。他们表示，其他索赔案件要求的金额要少得多，而且那些年长的原告们也没有这么多后代。

陈顺通后代（图：英国《金融时报》网站）

参考消息网4月27日报道英媒称，2014年一项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战争赔偿判决，迫使商船三井公司向一名中国船王的后人支付2亿余元人民币。但这项判决至今却仍未能执行，就因为一个最平常的原因：围绕如何分割这笔赔偿产生的家族争斗。

据英国《金融时报》网站4月26日报道，二战期间，陈顺通的船被日本帝国海军征用后全部损失。这场官司在东京、上海两地的法院打了70年，最后以中国船王陈顺通的后代获得40亿日元（约2.34亿元人民币）赔偿告终，没想到家族纠纷却随之而来。

报道称，诉讼胜利并没有带来欢呼，反而在越来越多的陈氏后人及债权人中间播下了争执的种子。要求分割赔偿的起诉者包括一名债权人，此人声称陈顺通的孙子欠自己钱（此案已被驳回），另一人则声称自己是陈顺通的非婚生孙子。

同时，留在中国内地的陈氏家族分支威胁要质疑陈顺通几十年前留下的遗嘱。根据这份遗嘱，本案所有赔款均交由陈顺通长子的定居香港的后人。内地陈氏后人认为，这违反了女性后代平等分配财产的内地法律。

陈顺通曾孙陈中威说：“我们尊重法律程序。我们之前是原告，现在成了被告。我们赢了这件案子后，我们依法走程序，但这些人出现了。”

报道称，20年前在上海，陈顺通的遗嘱曾成功顶住质疑，但内地的陈氏家族分支正争取依据中国《继承法》重启本案。

内地陈氏后人代理律师、上海市联合律师事务所的江宪在谈及应适用什么法律时表示：“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法律问题。”是应该适用1949年以前的中华民国法律，还是现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如果依照后者，家产应平等分配给男女继承人。

陈顺通的小儿子陈乾康从小在上海长大，他说：“因为中国强大了，我父亲租给日本人的船才最终获得赔偿。我相信现在更强大的法律体系也意味着，赔偿可以被平等分配。”

报道称，二战结束后，中国等国家在与日本实现邦交正常化时，放弃了赔偿以换取日方的援助。在亚洲各国法院，遭遇入侵日军人身虐待的个人寻求赔偿时，几乎没有成功的先例。陈家的案子是个例外，因为在技术层面上，这是围绕20世纪30年代租船合同的条款发生的一起商业纠纷。

一些帮助其他中国公民寻求日本企业赔偿的活动人士和律师表示，陈家后人的赔偿争夺战与中威轮船公司最初的索赔一样不寻常。他们表示，其他索赔案件要求的金额要少得多，而且那些年长的原告们也没有这么多后代。

维权人士童增在20世纪90年代初首次提议由个人争取索赔，当时在中国引起轰动，他还曾在陈家诉商船三井案中提供建议。他表示，陈家的这场纠纷“令人遗憾”。

童增说：“我很高兴能在对日诉讼案件中起到帮助作用。但我无法帮助他们解决赔偿分割问题。”

【延伸阅读】“华北船王”凿船抗日向台当局求偿 被判逾时败诉

中新网12月12日电 据台湾《中国时报》报道，“华北船王”贺仁庵1937年抗日战争期间，凿沉7艘轮船阻塞航道抗敌。贺仁庵4名子女接续亡父意愿，向台当局索赔，打行政诉讼要求台“交通部”给付4艘轮船征用补偿金2974万元(新台币，下同)，以及迄今依年利率5%计算的70多年利息。台“最高行政法院”审理后，认为本案已超过15年时效，判决贺家败诉确定。

1887年出生的贺仁庵，在中国航运史上曾是叱咤风云的人物，他开设的“长记轮船行”，在1937年配合当局对日抗战，遵照青岛市政府征收命令，将长春、华顺等7艘轮船，凿沉放水沉没在山东青岛市胶州湾航道，阻止日军进犯。

抗战结束后，当局对战时征用的商轮核定赔偿，但贺仁庵的长记轮船行却未获赔偿，为争取补偿，贺仁庵从1947年一路求偿，虽获当局应允要赔，却仅获一纸公文回称“俟光复大陆后核办”。

贺仁庵过世后，他的4名子女，3年前以继承人身份接续求偿，主张4艘沉船总重2974吨，应核发征用补偿金2974万元和70多年的利息，本息合计逾亿元。贺家在“交通部”拒赔、提诉愿又被驳回，就提出行政诉讼。

台“最高行政法院”认为，行政程序法实施前，人民对公法征用补偿请求时效，类推适用“民法”的15年，本案发生在1937年，2011年提出请求，已过70多年，纵使贺家主张公法上请求权存在，也因时效完成而消灭，判贺家败诉确定。

【延伸阅读】香港“船王”女儿穿几十年旧衣 手机用十年不换

包陪庆大赞自己的手机很轻便，会用到最后一分钟才丢掉。香港《星岛日报》图

中新网3月9日电 据香港《星岛日报》报道，每年两会，一些名人代表们的衣着和行头都成为媒体热议的话题。已故香港“船王”包玉刚的女儿、全国政协委员包陪庆，8日就身穿一件几十年前买的紫红色针织衫，只是经过她DIY翻新剪裁，并缝上珠片，就变成像新衣服一样。

据报道，她的手机也是十年前的旧型号，包陪庆大赞自己的手机很轻便，会用到最后一分钟才丢掉，又称以前曾有人提出送她最新款的智能手机，但都被一一拒绝。

包陪庆又说，“持恒健身、勤俭建业”是父亲传下来的家训，自己的家人个个都秉承勤俭之风，以前父母亲的衣服有破损，都会左补右补，自己两个儿子到世界各地跑生意，都只会选择坐经济舱。

【延伸阅读】香港船王长女：“二代”参政议政少“官话”多“实话”

中新网杭州1月29日电 (记者 柴燕菲 徐乐静)浙江省政协常委、“世界船王”包玉刚长女包陪庆在浙江参政议政12年，今年的政协会议让她感触颇深：“我的体会是参政议政的气氛特别热烈，新委员争先发言，很少‘官话’，更多‘实话’。”

随着时代的交替，第二代逐渐登上社会各层面的舞台。“二代”们往往一身担多责，作为企业的接班者，他们必须负责成百上千员工安居乐业；作为地方的政协委员，他们需要为当地社会经济发展建言献策。

据浙江省委统战部联络处不完全统计，今年57位政协港澳委员中有20多位系“二代委员”，年龄最小的是24岁的新委员贺凯琪。其父辈皆是浙江籍知名乡贤。

包陪庆作为世界船王包玉刚的长女，与如今的“二代委员”们有着共同的经历，既继承了父亲一手创立的环球轮船有限公司，又登上政治舞台为家乡建设建言献策。2002年，包陪庆作为浙江省政协委员参政议政，多年来为浙江发展作出自己的努力，一直关心并努力推动浙江省文化产业建设和教育发展。

在今年浙江省政协会议的小组讨论会上，她以2007年在上海创办的双语双文化、非营利包玉刚实验学校为例，宣扬学校“今日兴学，为明日中国”的理念，呼吁政府关注社会建设，鼓励民办教育的发展，中气十足，侃侃而言。当年轻委员发言时，她总是会细心聆听，偶而也会发表自己的看法。

会后，在接受中新社记者专访时她表示，十分看好崭露头角的“二代委员”。

包陪庆说，在她所接触的“二代”中，绝大多数都是好孩子，工作努力、孝顺长辈、勤恳奋斗。对于个别穿名牌炫富的“二代”，她将责任归结于家庭教育不当，以及中国经济片面追求快速发展，追求GDP保持8%而付出的代价。

“这些首次参政议政的新委员出口成章，非常直率。”包陪庆坦诚，今年是她作为浙江省政协委员参政议政以来，现场气氛最活跃的一次，委员中少了说“官话”的，多了说“实话”的。

她很感慨，在老一代委员里，很多人因为是白手起家，受正规教育的程度不高，写提案、会上发言，不能很好表达想法，有一点被动。然而，如今的“二代”委员完全不存在这种问题。“我问过一些新委员，都是大学以上文凭。”包陪庆表示，年轻一代建言献策的表达能力好，观点新颖，弥补了老一代委员的缺陷，这是一种很好的平衡。今后还要多吸收新的思想和观念，发挥自身的优势。

在采访的过程中，包陪庆不时与记者探讨一些社会现象，记者感受到她待人的谦逊有礼及对社会强烈的责任感。在谈及“富二代”、“官二代”的一些负面新闻时，她深感惋惜，但也表示，这是一种偏激的称谓，不应该以偏概全、放大负面的消息，应该多给“二代”们一些展现的机会。

据记者了解，今年包陪庆共提交了3个提案，提案内容分别涉及高等教育(建议提高省属高等学校生均综合定额拨款标准)、文化(建议用文化变通、本土特色增加绿色GDP)及环保(建议用法律制度来治理环境)，其观点鲜明，提议中肯，也是实话实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