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2年前，一个在皇城根长大的北京女子，与同是老北京的丈夫，带着两个正在上小学的孩子，举家来到甘肃通渭，安家落户。

　　42年，天翻地覆，斗转星移，这位北京女子在苦甲天下的贫瘠土地上，甘之若饴，默默奉献，为当地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做着力所能及的工作。

　　她叫何淑贤，是当年响应毛泽东同志“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6·26”指示，奔赴甘肃的众多医疗队员中的普通一员。2011年岁末的一天，记者来到老人家中，翻开那段尘封的历史，追忆那个火红的年代。

　　老北京，离开北京就是革命

　　1965年6月26日，毛泽东同志发出了“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6·26”指示。此后，先后有北京第一传染病医院、兰州市第一人民医院等国家和省市军地医疗卫生人员组成医疗分队，奔赴通渭县各个乡村，为当地群众服务，何淑贤就是其中一员。

　　“1970年1月21日，我们全家从北京出发，那会儿交通不方便，先坐火车到天水，再坐汽车，折腾了三天才到马营。”当年离开北京的日子至今仍清晰地印在何淑贤脑海中，那口浓浓的京腔也依然未变。

　　何淑贤告诉记者，她自幼在北京长大，新中国成立前，曾在北京同仁会医院当学徒，学习临床化验，那会儿当学徒不给钱，连饭都吃不饱。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安排她到北京第一传染病医院工作，从此，她有了堂堂正正的工作，生活有了着落。满怀一颗感恩之心，何淑贤工作十分努力。

　　1970年，医院响应“6·26”指示，号召大家去西北艰苦地区工作。何淑贤第一次听到了“甘肃通渭”这个陌生的地名。当时，她已经43岁了，丈夫在设计院工作，两个儿子一个10岁、一个11岁，分别在上小学三年级、四年级。

　　“党培养了我，没有党就没有我的今天，我应该听党的话，党让去哪儿就去哪儿。”何淑贤决定报名。

　　何淑贤的丈夫是个孤儿，在党的培养下成长为一名工程师。听了何淑贤的决定，他全力支持。虽然他深知，在边远落后的山村，身为工程师的他很难有用武之地。

　　“老北京离开北京就是革命，到基层总能做点贡献！”就这样，怀着坚定的信念，何淑贤举家来到通渭县马营乡。

迎难而上，创造条件开展工作

　　马营乡当时还没有通电，卫生院只有几间平房，缺医少药，设备不全。从首都市一级医院到贫困山区乡镇卫生院，强烈的反差让何淑贤及同来的队员很不适应。

　　白天日子还好过一点，到了晚上，四周漆黑一片，全家人只能围在昏暗的煤油灯下，大人读书，孩子做作业。第二天起来，鼻孔里都是黑色的煤烟。

　　马营干旱缺水，空闲时，何淑贤自己就挑着两只水桶，去几丈深的井里打水。工作忙时，就让两个儿子去打水，兄弟俩一桶一桶地从深井里将水拉上来，再一桶一桶地抬回家，直到装满一大缸为止。遇到枯水期，井里水也少了，打上来的往往是半桶水半桶泥，要放白矾沉淀后才能饮用，用井水做出来的饭，吃起来都带着一股浓浓的泥土味。

　　北京冬天取暖、平时做饭用的都是蜂窝煤；马营只有砖煤，煤的含量低，很难点燃。起初，何淑贤不会用砖煤，每次点火做饭都弄得灰头土脸，冬天生炉子取暖还差点儿煤气中毒。后来，在当地群众手把手的指点下，何淑贤掌握了这些生活技能，渐渐地适应了当地的生活。

　　通渭县政府对医疗队员的工作给予了大力支持，拨专款将队员们所在的马营乡乡卫生院扩建为通渭县第二人民医院，院内设病床30张，门诊分西医、中医、妇产、透视、化验等科室，这些科室此前在当地都没有开办，都需要从零起步。

　　何淑贤负责检验室的工作。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没有通电，也没有什么设备，许多在北京常规开展的临床检验、细菌检验都无法进行，何淑贤所学的临床检验知识根本得不到施展。看着许多原本可以通过简单检验就能准确诊断的疾病，因无法检验确诊耽误治疗，她忧心如焚。

　　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干。何淑贤向曾经工作过的北京第一传染病医院求助，与同来甘肃的医疗队联系，根据当地临床检验的实际需要，申请支援相关设备，从血、尿、便、痰四大常规检验入手，一步一步创造条件开展检验工作，并建成了相对规范的检验室，为当时医院开展手术、诊治各类急危重症患者提供了可靠的辅助诊断。

　　1974年，通渭县防疫站从县医院分离出来，同时筹建检验科、检验室。在检验专业人员匮乏的情况下，何淑贤再一次挑起重任。她结合当地实际，从实验室设计布置、检验项目筛选、各类技术应用、工作制度及流程制度制定等细节入手，高起点、高标准建立检验科，为今后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如今，她创立的检验科已成为定西市重点实验室。

　　在工作之余，何淑贤还和当地群众一起除杂草、清垃圾、修厕所、建猪圈，开展以除害灭病为中心的爱国卫生运动，把城市的健康观念、卫生理念逐步灌输给当地群众。为了摸清当地群众的发病规律，何淑贤和同事们还时常深入村社农户，调查分析当地疾病流行情况和特点，有针对性地开展科学防病治病知识宣传。

　　不是党员，也要按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

　　“我不是共产党员，但我在心里一直是按照党员的标准来要求自己的。”何淑贤说，刚来通渭不久，她就写了入党申请书。当时的支部书记告诉她，要努力工作，以实际行动表达对党的忠诚、入党的决心。

　　于是，她在工作中处处以党员标准要求自己。她常教育儿子，做人要诚实善良，还要经常反省自己，努力工作，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做一个对国家、对社会有用的人。

　　1994年，何淑贤的丈夫去世了。何淑贤大儿子曾是一名运动健将，遭受了一次感情打击、结束了一次短暂婚姻后，精神受到重创，从此变得抑郁、自闭起来，发展到后来，生活不能自理，整天卧床不起，不肯出来见人，也丧失了工作能力。何淑贤身体本来不好，在北京工作时就患有风湿性关节炎和气管炎，西北艰苦的自然环境和生活条件加剧了她的病情，加之这些家庭的变故，何淑贤的身体更是每况愈下。为了不影响工作，1987年，她主动要求离休，回家休养。

　　何淑贤的二儿子刘鹏以前在通渭县保险公司工作；2000年公司改革，要分流下岗部分员工，减员增效。时任副科长的刘鹏传承了母亲无私奉献的精神，主动要求买断工龄，一方面为公司分忧，一方面下岗回家，专心照顾生病的母亲和哥哥。

　　2005年，何淑贤患青光眼双目失明，收音机成了她关心国家、了解社会的好帮手。汶川大地震令她痛心不已，她恨不能亲自献血帮助受伤的同胞。当她听到收音机里说，全国每年有150万左右患者需要器官移植，但能实现移植的仅有1%时，她决定，死后将自己的遗体捐献出来，能移植的器官就移植给需要的病人，不能移植的，至少可以做医学解剖。

　　此外，老人还有一个心愿：在有生之年能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真正的党员。老人的心愿让人想起当年在通渭县广为流传的顺口溜：“身背药箱走四方，‘6·26’指示放光芒；一片丹心为百姓，一颗红心永向党。”